彭公达传达了“八七会议”指示。他是个大嗓门，有人提醒他讲话要小声些，提防隔墙有耳。彭公达颇不以为然，用更大的声音宣布：“谁怕死，就砍了谁的头！”说罢还用手往脖子上比画，做了一个砍头的姿势。
会议开了三天毛泽东才露面，他去了杨开慧家乡板仓调查土地问题。未来的革命既然名之为“土地革命”，那么农民和土地问题就不容回避，因此毛泽东的行程才有所耽搁。
湖南省委改选之后，在长沙北门外喜鹊桥沈家大屋召开第一次会议。
在未来的土地问题上，湖南省委内部形成三派：
易礼容还是老观点，他主张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分给农民，不应没收小地主的土地。从策略上讲，如果没收小地主的土地，他们必定与大地主联合起来站在反革命方面去。农民分了土地之后是否怠耕，使农产物减少，倒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毛泽东主张不论大小地主的土地，统统没收。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只没收大地主土地并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只是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给被没收土地的地主一个妥善的方法安置，不能工作或工作能力不足的老弱地主，应由农民协会在农业税之内，征收若干农产物，平均分配给他们。同时应该宣布废除农业税之外的其他各种苛捐杂税。
两人发言之后，站起一位身穿浅灰色长衫，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年轻人，他就是新任的省委组织部长夏明翰。他当过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并兼任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别看他人长得斯文，脾气却十分火爆，因为一贯主张暴力而落个“梭镖主义”的外号。他表示不同意毛泽东和易礼容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全部没收土地、土地归国有时期，必须全部没收土地。不仅要没收地主的土地，富农、中农、下中农的自耕土地也要没收，然后重新分配。
三种意见中，易礼容的观点失之过宽，农民拿不到胜利果实，如何有革命的积极性？夏明翰的观点则过于激烈，树敌太多，土地革命的目标很难实现。毛泽东主张既没收地主的土地、又要给他们以出路，可以争取到大多数农民支持革命、同情革命，因此得到了省委大多数人的认同。
在秋收暴动的军事力量上，大家达成了共识：仅靠农民力量是不行的，起码要有一两个团的军队作为骨干，至少有一千支枪。暴动夺取政权之后，没有枪杆子的保卫是自欺欺人的话。因此毛泽东认为“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关于暴动区域，大多数人主张四面开花：湘东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以常德为中心、湘西南以宝庆为中心，同时发动湖南省暴动。这个方案看似轰轰烈烈，但却力量分散，取胜的把握不大。
毛泽东力排众议，力主缩小暴动范围，集中力量于一个中心地区。这一地区就是省会长沙，围绕这一中心的有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州及江西安源等地。这里敌人的力量较为薄弱，此时唐生智的部队大部分在湖北、安徽一带与蒋介石、李宗仁对峙，留在湖南的又多调往湘南，防范勾结广东军阀的许克祥部，湘东国民党军空虚，最少的时候长沙只有两个团的兵力，如果将通往长沙的两条铁路——长岳铁路和长株铁路截断，那么在长沙城内的暴动还是有较大成功把握的。
按照这个思路，湖南省委于8月19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计划：
一、湖南的秋收暴动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亦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
二、长沙暴动以工农为主力，决调陈烈、李隆光两团做暴动的发火药，只要能破坏反动的政府的其他一切方法尽量实行，实现暴动。
三、夺取长沙时即建立革命委员会，执行关于工农兵政权的一切革命行动。
同时决定，指挥秋收暴动分为两部：一部是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二是行动委员会，由党的各县负责人组成，简称“行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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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行。
简单地翻译成老百姓的话，就是干什么事都要有个正当的名分。筹划中的秋收暴动，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就是打什么旗号？是像南昌暴动那样，继续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号，还是亮出共产党人自己的旗号？
勤于思考的湖南省委首次提出了“树红旗”的问题，而且旗帜鲜明。在8月20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湖南省委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这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刻坚决地树起红旗。
为什么不能像南昌暴动一样，再继续打国民党这面“黑旗”了呢？
湖南省委陈述了三条理由：
一是长沙“马日事变”，武汉国民党中央没有能力去镇压许克祥的暴行，证明国民党的权力已经不能出武汉一步，甚至不能出国民党中央党部，局面已经被军阀控制。从这时起，国民党就已经死了。到“七一五”汪精卫等伪左派叛变，国民党不仅死了，而且臭了；不但臭了，并且臭气闻于天下。国民党这个工具完全成为军阀争权力抢地盘的工具，从唐生智、蒋介石、汪精卫，甚至张作霖都可以拿了这块招牌来压迫民众、屠杀民众，国民党变成军阀党了。
二是国民党的死，不单是死在唐生智、汪精卫之手，也是死在民众之手。国民党从前在法律上承认民众的很多利益，但是民众要他实现的时候，则转过脸来镇压民众，如以前应承给佃农的二五减租很快就没有了，借地主钱的利息也恢复了，高利贷也要还，农民说话更无从前自由，土豪劣绅的屋子仍旧进去不得了，手工业工人的工价也减低了。民众均认识国民党是骗人的党，现在不要受骗了，这是一般民众唾弃国民党的普遍心理，他们不要国民党了。
三是国民党虽然还有一部分左派可以继承国民党的工作，但是不可靠的。所谓左派是什么？大抵系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他们只是同情革命，决不会自己开步走。他们的行动是要看风转舵，无产阶级领导力量大，他可以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来附和革命，在资产阶级方面也是一样。取消国民党只要无产阶级力量大，左派小资产阶级仍然可以来革命。因此，湖南对于此次暴动，主张用共产党名义来号召，国民党不过站共产党后面摇旗呐喊，将来听其自消。
除了旗帜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未来政府的组织形式。
湖南省委也不愿意沿用前不久南昌暴动的模式，主张扩大宣传苏维埃政权。因此在给中共中央的公报中主张，在秋收暴动力量发展最大的地方，应即刻建设苏维埃式的政府。不能用“民选革命政府”的口号，吴佩孚、赵恒惕都说是民选，结果都是欺骗民众。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在土地制度方面，农民自动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共产党可以不干涉。从根本上取消地租制度。共产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对地主阶级应在土地没收之后去救济，并且只要他们能耕种，仍参与土地耕种。
中共中央对湖南省委求新求异的思维模式，并没有给予肯定，相反而是很快泼了一瓢冷水。8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否定了他们“树红旗”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提法：“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这是不对的。国际电令也是如此的。”“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
中共中央指示还催促湖南全省暴动于月底前开始，利用武汉经济上的大动荡：“武汉三镇米粮绝市，店歇业者百分之七十以上。武汉经济从上至下到了异常摇动的时候，民众的革命情绪亦异常激昂。”
在暴动中心点的选择上，中共中央不再坚持四面开花，但也不同意仅以长沙为中心点，而是提出湘中、湘南两个中心点。8月23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南省委的信中说：
“事实上，××两团（指陈烈、李隆光两团）已经不能为我们用。中央认为湖南暴动应以农民军事力量最大的地方，并且是战争地势最便利的地方为发动点。可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至于我们力量薄弱的地方，也应当普遍地宣传抗税抗租(用国共名义来号召)，次有力的地方应以武力拒绝一切官吏地主的租税，进而实行杀豪绅官吏。”
在这封信中，中共中央正式同意秋收暴动使用“工农革命军”的名称：“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数量，施以真正的军事政治训练。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
此后，中共中央与湖南省委就秋收暴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书信辩论。
针对中共中央指责湖南省委以长沙为中心是“军事冒险”，湖南省委在8月30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不客气地进行了回击：“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令将长沙暴动计划取消，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
一个省的委员会竟然以这样的口气跟中央说话，这在中共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究其原因，一来与湖南人的直率性格有关，二来与初期共产党内的民主气氛有莫大的关系。
中共中央并不以为忤，仍然试图说服湖南省委。
一直到秋收暴动开始三天之前，中共中央还在劝说湖南省委，要他们改变重视长沙暴动、轻视湘南暴动的观点：“抛弃湘南实是一大错误，就从战略上说，假使湘南不有大暴动，湘中暴动（指以长沙为中心的暴动）即使能胜也是不能持久的。至于怕分散力量，更不可解，假如真能把暴动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则湘南农民在湘南暴动，并无所谓怕分散力量的事情。”
这种劝说注定成为徒劳。
湖南省委已经铁了心：抛弃湘南，集中力量，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湘赣边发动秋收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