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团在醴陵农民自卫军配合下分三路攻城，守敌望风而逃，枪声一响，国民党县长及城内豪绅首领早已逃窜一空。二团占领县城，俘敌一百多人，缴枪七八十支，砸开牢房，救出被关押的三百余人，并打开东门和谢家巷等几处盐仓和粮仓，将食盐和谷子分给了贫苦工农。
当天晚上，工农革命军在醴陵县城文庙坪召开了上千人的群众大会，宣传秋收暴动，号召大家武装起来打倒国民党，向豪绅地主夺取土地。第二天，醴陵县革命委员会、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等相继恢复。
醴陵被共产党攻破，长沙震动。国民党军一个团星夜自株洲开到板杉铺，阻止二团沿铁路线进攻长沙，并调集南面的罗定团合围二团于醴陵城。二团在板杉铺被阻，只得回师醴陵。在株洲的暴动队本来已经控制了株洲镇迎接二团，见二团撤回，也只好放弃株洲。
在国民党军的压力下，王兴亚决定放弃醴陵，秘密分两路撤走，直奔浏阳而去。由于是夜间行动走的匆忙，就连城内的农运骨干也不知道，待到天光大亮的时候，醴陵街头已经见不到工农革命军的一个人影。
·4·
二团奔向浏阳，原来是想会合三团。
按照原定计划，此时从铜鼓出发的苏先俊第三团应该已经拿下浏阳城。由于联络不畅，信息不灵，王兴亚还不知道，从铜鼓出发攻打浏阳的这一路已经失败了。
9月8日，安源王兴亚将攻打萍乡的计划《告先俊部同志决议书》送到了铜鼓，苏先俊认为可行，决定按照计划出兵浏阳。派人回复王兴亚的同时，又采用接力传送的方式将这个计划送给修水的余洒度，请余洒度起兵攻取平江，然后三路人马会攻长沙。
毛泽东到达铜鼓后，秋收暴动在长沙附近的郊县已经发动。
喝过中秋节晚上的壮行酒之后，毛泽东与苏先俊一起研究了进军的具体路线，检查了士兵的武器，拿出了事先赶制好的工农革命军军旗，制作了红色标带，每个人系在颈上，用以区别国民党的军队。
9月11日清晨，三团的部队从铜鼓出发，经丰田、石桥等地向浏阳的白沙镇开进。
苏先俊骑着高头大马，军装笔挺；毛泽东仍然是书生打扮，坐着一顶临时扎成的简易轿子。倒不是毛泽东故意摆谱，而是他的脚上确实有伤，疼得实在难受不能行走。机灵的陈伯钧临时找了张椅子，绑上两根木杆做成了简易的轿子，由两名战士抬着走。陈伯钧感觉山里的秋风瑟瑟，晨露滴滴，沾湿了毛泽东单薄的衣服，就在老乡家找了一床白布夹被，披在毛泽东的细布短褂外面，就像披了一件大氅。
白沙镇三面高山环抱，一面是一人多深的茅草水坑，中间是一片洼地，靠山脚唯一的人行路是通铜鼓和浏阳的交通要道，形势险要。驻守该镇的国民党正规军不多，大部分是当地民团。工农革命军激战一小时占领白沙，敌人连夜退向浏阳东门市。
攻克白沙镇，首战告捷，这时天刚亮，镇上的老百姓还没有起床，街旁商店门前的煤油灯仍然闪耀着暗淡的微光。毛泽东心情愉快，这是他参与指挥的第一仗，取得了开门红。
9月12日，三团在白沙处决了由铜鼓捕来的恶霸，祭了工农革命军的军旗后，继续向浏阳东门进发。根据侦察得知，浏阳东门守敌周倬一营约五百人，加上平、浏清乡司令阎仲儒一连，不过六百余人、枪六百余支，实力与第三团差不多。
工农革命军兵临城下，浏阳东门的国民党军并没有顽强抵抗，稍一接触就退走了，三团顺利地占领了浏阳东门。胜利后，部队喝了得胜酒，又召开了千人公审大会，处决了民团团总赖由秋和另一个姓赖的反动分子，然后招兵买马，动员农民参军。
轻易到手的胜利，不能不让有军事头脑的人产生疑惑。
张子清向团长苏先俊提出要严加防范，在驻地四周派出前卫部队，侦察搜索和警戒，以防敌军使诈。三团出发后，一路上每次宿营、出发的命令，都是经过张子清草拟，团长苏先俊只管签字，只有张子清能从全局出发，知道军事上的错误将影响全局。
而苏先俊却对张子清的提醒不以为意，他认为国民党军并不知道工农革命军的虚实，退走不过是怯战的表现，如果工农革命军此时设前卫部队，弄不好反而暴露虚实。
第二天早饭后，毛泽东在东门一座教堂二层楼上主持召开了全团党的负责人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这里是一个制高点，周围的动静一览无余。会议进行中，突然有人看到窗子外的后山上有大量全副武装人员急急忙忙向东门市方向运动。从军服的颜色上辨认，来的这支队伍穿灰色军服，与工农革命军的黄色军服不同，这才发现原来退走的国民党军杀了个回马枪。
给国民党军带路的，是当地民团的团总鲁绥之和地主刘之成，他们熟悉地形而且对工农革命军非常仇恨，在他们的帮助下，国民党军很快就兵分两路包围了工农革命军。紧接着枪声骤然响起，敌人发起了攻击，很快便占领了浏阳河大溪支流的两岸的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架起了重机关枪，向工农革命军猛烈扫射。
毛泽东立即终止会议，决定部队分三路退却，自东门撤至上坪。
此时天色已近黄昏，点验人马，全团仅牺牲就达百余人之多，此役先赢后输，军心和士气大受影响。部队无粮，当地的农民把各家的米凑起来，熬成稀饭给战士们喝了几碗，这才安顿下来。
晚饭后，在当地农民一间很小的房间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紧急会议。
团长苏先俊因为在东门吃了败仗，闷闷不乐，心情极坏，在会上大发牢骚，还同批评他的人吵起嘴来。会上有人提出，可以调修水的余洒度部南下参战，合力共同夺取浏阳，不失为一条补救之法。
正在商议过程中，忽报一团有信使到，要见毛泽东和苏先俊。来人带来了一个沮丧的消息：修水的余洒度按计划进攻平江的时候，在途中的金坪中了埋伏，请求三团前去增援。
这个消息犹如一盆冷水兜头浇下，让正在盼着余洒度前来增援的军官们哑口无言。
·5·
相比安源和铜鼓两路，余洒度统领的修水一路实力最强。
秋收暴动即将开始，屯兵修水的余洒度厉兵秣马，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
此时天气渐冷，秋风飒飒，秋雨阵阵。见战士们还穿着夏天单薄军装，余洒度派师部军需官到附近的商号购买大量的布匹，雇佣裁缝加紧赶制军衣。修水本地并不产布，邻近的平江却是个产布的地方，采买人员化装潜入平江布市，大量购买布匹，一时平江布价上涨，销量大增。附近城镇的裁缝成了抢手货，接的活忙都忙不完。
买来的布匹除了赶制军服，还有一项秘密用途，那就是赶制秋收暴动用的军旗，这项任务由师参谋处长陈树华承办，具体设计由留洋法国回来的何长工负责。
余洒度一边准备，一边派一位叫吴会治的联络员去武汉找中共中央，报告这里的情况，并请求指示。自从接到从铜鼓传送过来的进军计划之后，余洒度不得不变更自己以前的想法。按照他原来的主意，修、铜两部应以合力攻击一点为宜，或攻平江，或攻浏阳，方能有制胜的把握。根据侦察到的敌情，平江、浏阳的国民党兵力不弱，同时进攻两路有些勉强。从用兵效率的角度考虑，不如置平江之敌于不顾，将修水的两个团（一团和四团）集中到铜鼓，会合苏先俊的第三团，集中兵力会攻浏阳，然后直取长沙。
事后看来，这个计划无疑更合理一些。可惜的是，余洒度并没有坚持这个意见。他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压力：首先是来自前委的压力，兵分三路是前委制定的，余洒度身为前委委员，自然要遵守组织决议。其次是来自部队的压力，一团相当一部分人来自平江农军，谁不愿意先打回老家？
除了这两方面的原因，余洒度性格上的好大喜功，也是促成失败的重要原因。
兵分三路，有了相互较劲的问题。论兵力，余洒度有两个团，而平江的敌人只有第八军的一个团和部分民团；论指挥，自己和团营以下的军官大多是黄埔军校科班出身。自己若坚持平江和浏阳只攻其一，未免会被苏先俊、王兴亚辈耻笑为怯战。
“看我先取平江，再取浏阳。”余洒度暗下决心，于是命令修水部队攻取平江长寿街。
部队进至平江界内的宫舍时，余洒度下令全军扯掉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帽徽，将脖子上系的“三民带”（即红、白、黑三色布做成的带子，代表三民主义，故称“三民带”）换成红色的领带，打出事先赶制的上百面大红旗，煞有声势。
令余洒度感到有些为难的是，部队到达渣津过中秋节的时候，恰好遇到了老长官卢德铭返回部队。卢德铭、辛焕文、韩浚三人去找中共中央请示工作脱离部队之后，先来到长沙找到湖南省委负责人之一夏曦，夏曦要他们去广东东江地区去找南昌暴动的部队。
三人又到了武汉见到向警予。向警予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位女中央委员和第一任妇女部长，留学于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回国后在武汉湖北省委机关当领导。她认为夏曦让他们南下是错误的，他们应该回到自己的部队，准备即将到来的秋收暴动。
于是三人只好又折返湘赣边界。临别时，向警予给了他们每人一千元钱和七八个干部，帮助他们整理部队：“还有困难你们自己想办法，这三千元不够，但这里也拿不出，你们自己想办法。”
返回途中为了安全，三人分开走，每人相隔十到十五里。辛焕文走在最前边，结果被敌人抓住而牺牲。走在第二的韩浚也被抓了去，钱也被搜走了，被关押在通城县监狱，庆幸的是敌人没有杀他，秋收暴动之后才脱离了牢狱之灾。
只有卢德铭一人按时返回，正好赶上攻打平江的部队。
卢德铭回来之后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他原来的位置已经为余洒度所占，只好当了“总指挥”。总指挥的头衔究竟有何职权，与师长余洒度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并未见明确。从事后一系列的军事失败都归咎于余洒度来看，卢德铭这个总指挥的作用似乎并不大。
部队向平江长寿街进发的时候，邱国轩新编第四团的位置在最前，因为他们的驻地比较靠近平江。一团团长钟文璋率领二三营为中军，余洒度自率师部直属队和一营殿后。
·6·
9月12日中午，钟文璋率领二、三营进至金坪，此处距长寿街仅十五里。
部队正准备埋锅造饭时，前面的邱国轩突然派人向钟文璋传信，说前面发现敌情。
钟文璋连饭也顾不上吃，急忙命部队上刺刀，以攻击队形快速前进。
走在一团前面担任尖兵的，是第三营第十连。连长张宗逊带人冲过前方的山头，发现前面根本没有敌人。正在疑惑间，却听得背后突然枪声大作。原来是邱国轩的四团对走在后边的一团团部下了毒手。
邱国轩投靠余洒度，原本就是为形势所迫采取的权宜之计，未必心服。
收编之前，余洒度也曾派人去考察邱国轩，偏巧派去的两位军官都没有对余洒度如实汇报。这两人此前都受过党小组会的批评，加上余洒度撤了彭楷的连长之职，调他回团里当了参谋，彭楷因此怀恨在心。两人去了邱部考察，邱国轩设宴热情款待，又用重金拉拢两人，于是两人不仅没有报告邱国轩部的真实思想动向，反而将警卫团的虚实向邱国轩交代得清清楚楚，邱国轩因此有恃无恐。
俗话说“财能红人眼，利能黑人心”。邱国轩到余洒度师部办事的时候，看到警卫团直属队堆放着一箱箱沉甸甸的子弹箱，里边装满了银元，早已见财起意，垂涎三尺。而钟文璋过于相信邱国轩，出发之后晚间两个团在一起宿营，邱国轩部戒备森严，而性格开朗爽直的钟文璋却没有什么警戒。
钟文璋中了邱国轩的暗算，在邱国轩两翼包抄、左右夹击的进攻下仓促应战，自然抵敌不住，部队被冲散，损失了一百多人和枪支。邱国轩击溃了一团，不仅报了修水城下的一箭之仇，而且大有斩获，抢了大批武器和银元，扬长而去。
钟文璋见一团被打散，辎重尽失，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连称：“我该死，我该死，对不起党，对不起领导，从此无面目再见师长。”众人劝止不住，钟文璋竟然剃了头发，换上便服离队而去，从此下落不明。
此时余洒度率师部和第一营远在距金坪三十里的龙门，并不知道前边发生的情况，更是无法应援。被打散的第一团人员第二天才陆续找到师部归队，余洒度才知道情况有变，懊恼不已。
平江自然是打不成了，余洒度一面在龙门山中整编部队，一面派人到铜鼓的三团联络，准备与三团会合后再作打算。当部队退往平、修边境的时候又生变故，一些平江籍战士乘机开小差跑回平江，部队损失大半，只剩了四五百人。
由于余洒度的疏忽，加上钟文璋的鲁莽和邱国轩的阴险，师部和一团还未同驻守平江的国民党军正式接战，便导致金坪之败。
实际上，平江的国民党军张国威曾与中共湖南省委联系过，表示双方不打。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张国威部回防浏、醴、长、平、岳，皆政治扼要之区，与我们关系密切。张前表示不欲摧残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