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9月5日，毛泽东和潘心源结伴从安源出发，计划9月10日之前赶到铜鼓。
安源距离铜鼓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大约有三百六十华里。步行如果顺利的话，大概需要四至五天的时间。中共安源市委给他们安排了两位来自铜鼓的向导，化装成小贩挑着担子在前引路，毛泽东和潘心源两人扮作富商，随后而行。
9月9日，当一行人行至浏阳与铜鼓交界的地方时，意外发生了。
由于和向导走散，毛泽东和潘心源看错路标，误入浏阳的张坊境内，在七溪坳与十几个挨户团团丁遭遇，被拦住盘查。潘心源出面应对，说两人是去万载买夏布的商人，并且故意把随身携带的银元抖落在地，银元沿山坡滚落，潘心源与毛泽东分头去拾，趁势分别朝两个方向跑开。
潘心源跑的是大路，很快被团丁捉住押送张坊团防局。到了团防局，潘心源一开口便大骂团丁是土匪抢劫，团总听他是本地口音，风度潇洒谈吐不凡，又称自己与浏阳当地的社会名流有交（这倒不假），并不为难他，派两名团丁把他送往一百多里之外的浏阳县城。潘心源途中用钱贿赂押送的团丁，趁机脱身，只身返回安源。
跑向小路的毛泽东也没能幸免，被团丁抓住。
至于毛泽东是如何脱险的，说法不一，有各种版本流传。
一说毛泽东往地上撒钱，趁团丁抢钱的时候逃跑了；二说是团总陈甲生得了钱放走了毛泽东，铜鼓当地人持此说法；三说是毛泽东用钱贿赂了团丁，让其暂不追赶。
早期书面描写毛泽东的文章是谢觉哉的《浏阳遇险》。他是这么说的：
……（毛泽东）走到浏阳时，被团防军逮捕了。
押着他们，毛泽东在路上故意装作腿痛，一步一步地拐，落在后面。他掏出一把钱来，对团防军说：“朋友，拿去喝茶吧！”那些人接了钱，他就走。没走几丈远，那些人喊起来，其中有一个人追到他跟前。他只得站住，又给了追的人一些钱，说：“没有了，朋友，再见吧！”等他走上前面岭上，追他的那人才大喊起来：“跑了，跑了！”跟着大队就从他后面追来。毛泽东急忙走下岭，拐在一条水沟里。他听见追的人在喊：“明明看见他向这里跑，怎么不见了？”到处搜寻，只是没有找他躺的那个地方。
人声听不见了，他爬起来，涂了些泥在腿上，装作农民的样子，走上一个高岭。这已经是江西地界了。看见有个打柴的，他对打柴的喊：“喂，下面在打仗。”“什么事打仗呀？”那个人于是走到一起，交谈起来。谈到农民协会，打柴的说：“农民协会好，只是不该打菩萨。”毛泽东回答说：“不错，告诉你，我就是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我在农民协会是反对打菩萨的。今天下面喊捉人，就是捉我，朋友，请帮我一帮吧！”打柴的很惊讶：“怎么帮法？”他说，“这是两块钱，一块请你买一双草鞋，一块请你买一点饭，并且请你带路，把我送到江西地界。”打柴的说：“可以，你就在这里等着。”
天快黑时，打柴的来了，拿来草鞋和饭，又从偏僻的小路上把毛泽东同志送到江西地界。毛泽东同志问他姓名，打柴的始终不肯说出，他哪里想到他所救的是一位伟大的人民领袖呢。
不过，这篇文章有点小小的疏漏。
根据毛泽东自己的说法，他的脚确实因为走山路磨破了，并不是假装的。毛泽东的伤是在脚背上，是被草鞋带子磨烂了一个洞，一直到井冈山都没有痊愈。
若干年后毛泽东在跟美国记者斯诺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对严酷的环境进行了补充说明。那时的白色恐怖到了极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人被枪毙，如果被押到团防局，肯定是死路一条。毛泽东打算贿赂押送的团丁高抬贵手，但团丁头目却不允许。于是毛泽东决定设法逃跑，一直到离团防局大约不到一百米的地方，才找到机会。
那么，毛泽东究竟用多少钱贿赂团丁买命呢？
权威的说法是七块银元。这对一个农民出身的团丁来说算是不小的诱惑。可见随身带些钱是有好处的，既可以当路费，关键时刻还可以买通关节，只要不是遇到穷凶极恶的人，顶多把钱搜走完事，并不坏人性命。
但作为行路的商旅，也不能带太多的金银财宝，如果到了招致对方见财起意，图财害命杀人灭口的程度，反而会身受其害。
毛泽东遇到的农民很是善良，他并没有出卖毛泽东去领赏。
毛泽东用剩下的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继续赶路。
麻烦还没有完，傍晚毛泽东来到一个小镇，打算住一宿再去铜鼓。不料投宿的第一个店家没敢收留他，主要原因是毛泽东没有行李，店家怕留下他惹麻烦。
毛泽东吸取经验，便将上衣扎成包袱模样，横背在肩上，寻找到下一家投宿。每走到一家店门口时就问：“老板，歇得客吗？”老板眼睛一瞪，仍然是那句话：“歇不得！”连碰几个钉子。此时毛泽东留着长发，上身穿白线短褂子，下身穿白细布长裤，脚穿草鞋，手里还拿着一件短上衣，穿着打扮既不像农民也不像商人，难免令店家生疑。
走到街尾最后一家店时，毛泽东索性不问了，直接走进去坐下，大声吆喝：“老板，打水来洗脚！”旅店老板无可奈何，只得由他住了一宿。
当毛泽东只身到达铜鼓的时候，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2·
9月10日，这一天是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毛泽东终于来到铜鼓县城。
铜鼓是一座僻静的山城，约有两三百户人家，并没有城墙，也没有什么高大的建筑，只有几个祠堂还比较宽敞一些，有名的肖家祠堂就是苏先俊团部的所在地。
中秋节的晚餐就摆在团部的祠堂。
苏先俊命人杀了一头黄牛，摆下牛肉宴。黄牛肉味道好，当地的民间偏方说黄牛肉可以治疟疾，所以才杀了黄牛，既是给远道而来的毛委员压惊洗尘，也让弟兄们恢复一下体力。
毛泽东在宴会上向军官们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也绘声绘色地讲了途中遇险经历。他说：“当我走到湘赣边界张家坊附近时，差点被反动的梭镖队抓住，我说：我是做生意卖麻的，给了一元钱茶钱。我走了约两丈远，背后喊：站住。我等他们追近，随即将身上几块光洋抛在地上。他们争着抢钱去了，我就赶快逃走，趁着黄昏天快黑时藏在茅草堆里，敌人用梭镖捅，没有捅到我。托同志们的福，所以我能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这是毛泽东脱险早期的另一个版本。
中秋节的牛肉宴为毛泽东与第三团的军官们结识创造了条件。有几位先毛泽东而到铜鼓的人，引起了他的格外注意，其中有张子清、陈伯钧、王良等人。
张子清是一营营长，毕业于湖南讲武堂，任过零陵镇守使公署上尉副官，与郭亮、夏曦等人熟悉。他曾考上黄埔军校，但由于蒋介石排挤共产党，张子清并没有去上军校，而是去了共产党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当了毛泽东的学生。“七一五事变”之后，张子清率领一支数十人枪的武装坚持在平江、岳阳边界活动，不久就由于得不到粮饷供应而解散，投奔了铜鼓。
陈伯钧、王良等人则是武汉军校六期毕业生。张发奎在九江缴了武汉军校的枪械之后，他们动身去找南昌暴动部队，结果没有追上，便在铜鼓入了伙。这几个人都是学军事的出身，不久就被委以重任，是毛泽东起家的第一批骨干。
毛泽东到铜鼓后，立即派人送信去修水，通知修水方面参加秋收暴动。
信是用药水写在一张草纸上的，这种药水就是用五倍子榨成的汁液，用这种汁液写字，晾干之后字迹就会自行消失，收信人只要把信放在明矾水中泡一泡，字迹就会显现出来，地方的帮会多使用这种方法传递密信。
五倍子是土里生长的草药，中药铺一般都有；明矾是老百姓做粉丝常用的原料，写信用的纸也很普通，就是湘赣边土产的竹浆草纸，是做爆竹或烧纸钱用的。密信通常混杂在一大捆草纸之中，这样不容易被人发现。
·3·
就在毛泽东赴铜鼓途中遇险、在张家坊命悬一线的时候，湖南省委已经下达了湖南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命令，并调各处的工农革命军进攻长沙。
作为湘赣边秋收暴动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对此竟然一无所知。
秋收暴动的暴风骤雨，比预料的要来得更早一些。
9月5日，彭公达从武汉返回长沙后立即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决定9月9日起开始破坏铁路行动，10日起各县暴动。此外，长沙的中心暴动定在9月15日，给毛泽东会师浏阳留了三天的时间。
紧迫的形势确实没有给共产党人留下太多的时间。9月8日晚，彭公达、易礼容秘密签发了《夺回长沙，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命令》（第21号送中央），提出“限于阳历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文件最后特别注明：“此令编号送发，收到必给收条。阅后必即烧毁，倘不慎而被敌人发觉，负责人处死！”
尽管湖南省委严令督促，但秋收暴动开始并不顺利。
秋收暴动是从破坏铁路开始的。9月9日，共产党派出破坏铁路的六十余人，分途从长岳路（长沙到岳阳）、长株（长沙到株洲）路铁线开始破路行动，使其达到长时间不能通车的目的。当晚，从长沙到株洲的铁路被部分拆毁，但因拆得不彻底，不久就被铁路当局修复通车。
9月10日，铁路破坏队又将岳阳、南津港等地的铁路枕木拆除烧毁，中断了粤汉铁路。11日，在捞力河一带陷住一台铁路机车，但这台机车很快便倒退回长沙。同日，粤汉、株萍铁路火车均停驶。
从11日到14日，铁路工人从安源运来千多枚炸弹，对长沙附近的猴子石、新河一带的铁道、桥梁、木塔、电线进行爆破。但由于药量不足，炸了三次也没有将铁路完全炸毁。到了9月12日下午，长株铁路恢复通车；15日，长岳铁路恢复通车，此时的长沙暴动还尚未开始。
株洲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在秋收暴动开始之后，虽然占领了株洲火车站，但攻打株洲团防局并没有缴到武器。在研究炸毁易家湾铁路桥的时候，有人担心炸了桥后交通不便，工人失业没事做，结果只是砍断了铁路沿线的电线和电话线，破坏工作并不彻底。
安源距离长沙最近，而且又有株萍铁路之便，所以最先接到了湖南省委的暴动命令。
9月10日，湘赣边界的军事行动从安源发动。
这一天虽然是农历的中秋节，但安源市面上笼罩着一片肃杀之气。
此前一个风高月黑的夜里，二团团长王兴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抓捕了安源矿警大队长陈鹏等八人并秘密处决了他们，因为有消息说这些人企图将矿警队拉走投靠国民党。处决这些不可靠者之后，王兴亚重新调整了矿警队的干部，将矿警队控制在自己手中。
王兴亚指挥人马当晚从安源出发，向萍乡进军，次日拂晓前赶到萍乡外围山地。萍乡城四门紧闭，戒备森严。王兴亚派出炸弹队偷偷接近城墙下，企图出敌不意炸塌城墙，然后一拥而入，不料却被城上的敌人发觉，只得退了下来。
二团的炸弹队由六十多安源矿工组成，是王兴亚手中的一张王牌，这些工人大多是矿井放炮工，熟悉炸药的使用，他们用开矿的炸药制作了一批土炸弹，工人们给土炸弹起了个名字，叫“洋藠（音jiào）头”。
藠头本是一种植物的名字，也叫薤菜，鳞茎可以吃，外形有点像山药、芋头之类。土炸弹是工人们用铁皮或麻布将炸药包在一根尺把长的撬杆周围，里面安上雷管和引火线，大小和形状与藠头有些相像，所以才用这个名字。
炸弹虽土，却很有杀伤力，当时就有“洋藠头打死人，棺材装不赢”的说法。1925年汉冶萍公司强行封闭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时，工人就用这种土武器同军阀部队进行斗争，曾炸得敌人闻风丧胆，叫苦不迭。但这种土炸弹对人的杀伤力大，对建筑物作用不大。
二团偷袭萍乡不成，转入强攻。萍乡城守敌拼死抵抗，王兴亚决定放弃攻打萍乡，转向攻打老关，利用株萍铁路之便，乘火车直驶老关，将老关来不及逃走的一个敌军排消灭，然后调头再攻萍乡城。这一次勉强攻入城内，但后面的大部队没有跟上，功败垂成。
据后来安源市委的工作报告，攻打萍乡城时，城内并没有人接应，而且攻城部队成分不纯，“充满了土匪，老兵作战极不勇敢，参加的工人梭镖队反倒先攻进城内，军队不仅不继进应援，反而在背后开枪打前进的梭镖队。加上敌军坚守县城，萍乡不破”。
王兴亚第二次放弃萍乡，率部乘火车转攻醴陵。
醴陵城三面临河，本来易守难攻，不想却出乎意料地顺利。一来秋季水浅，对攻城部队形不成障碍，二来是有人接应。湘东各县的农民以醴陵发动最为充分，“马日事变”时醴陵县委书记邓乾元组织农民暴动，组成了农民自卫军，有长短枪三四十支、机枪一挺、梭镖七百余支，是一支不小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