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贲民并不像潘心源那么好说话，他明确提出不同意苏先俊当团长，因为苏先俊有当逃兵的前科，并扬言如果要苏先俊当团长，他就要拉走平江农军搞单干。余贲民说话底气十足，他也是个有来头的人，辛亥革命时当过新军的连长，行伍出身，毛泽东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年岁又比较大，在平江农军中很有威信，被弟兄们尊称为“贲老”，所以说话才这么冲。
余贲民这一闹，苏先俊只好拿中共中央的介绍信压县委出面做工作。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本身就对苏先俊的行为不满，如何肯替他出力？所以两次调解基本上都是虚应敷事，调解过程多半还会对余贲民表示同情，余贲民由此更加不服苏先俊。
争来吵去，后来勉强达成协议，说是平、浏两部农军暂时合并，先向南浔路一带开拔，等找到贺龙军长之后再定谁当团长，贺龙让谁当谁就当。两支貌合神离的农民武装这才勉强在平江龙门合兵一处，向北经修水、武宁开赴南昌。沿途并无大仗，遇到一些地主商团武装顺便缴械，一路无话。
不料到达武宁之后，又生出变故。苏先俊左思右想，怎么想怎么觉得自己窝囊，自己握有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为什么不能当上这个团长呢？于是他要求在武宁停一停，先正式明确了他的团长职务，立即将平、浏两支农军进行整编，然后再去南昌。
余贲民当然不愿意，说好了谁当团长由贺龙定，凭什么你苏先俊中途就要上任？
在武宁闹了两天没有解决，双方几乎到了兵戎相见、剑拔弩张的境地。
为了平息这场职务之争，随队而行的平、浏两县县委决定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实施集体领导，以取代苏先俊来指挥军队。这个方案明显对苏先俊不利，苏先俊自恃有中共中央的信，根本不买特委的账，反而质问特委，凭什么要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县委没有办法，加之苏先俊手中握有重兵，只好将特别委员会解散，同时写信向中共中央发牢骚，认为平、浏两家农军的不团结，“完全是中央轻视党、重视个人，引起苏先俊的骄傲”，“其实苏先俊在同志中一点威信都没有”。
这一闹，不免在路上又耽误了几天。南昌暴动已经告一段落，叶贺大军已经离开南昌南下广东，张发奎的军队占领涂家埠，卡住了去往南昌的通路。见此情况，两支农军再无合下去的理由，便真的分了家。余贲民率领平江农军返回家乡平江，苏先俊则率领浏阳农军南下绕道奉新，准备经赣南赴广东，追赶叶贺大军。
于是就有了平江农军返乡路上巧遇警卫团的故事。
听罢余贲民的讲述，余洒度弄清了事情的原委。二余商定，既然如此余贲民就先不回平江了，与警卫团一起奔修水歇兵。
·4·
警卫团和平江农军刚一到达修水地界，便有派出侦察的人员来报，说有一股溃兵正在修水附近打家劫舍，滋扰百姓，领头的名叫邱国轩，原是黔军王天培的部下。
王天培是黔军的一位军长，后来投靠了国民革命军，因在津浦路的战斗失利被蒋介石执行军法，部属溃散。邱国轩带两百人逃到修水一带落草为寇，国民党曾派小股部队与平江清乡队前往清剿，反被邱国轩打败，损失了百余支枪，邱国轩的队伍发展到一千余人，自称团长，成为修水一害。
余洒度决定先搞定邱国轩，命警卫团攻进邱国轩部，并抓到邱部一个营长，宣布罪状后在修水县府大坪镇压，悬首示众。这一下警卫团声威大振，被修水百姓视如再生父母，一些商贩守在部队驻地，只要见炊事员挑筐子出去，马上就抢去筐子往里边放菜，以示慰劳。
考虑到当今正在用人之际，为了充实自己的力量，余洒度命参谋长陈树华写信招降邱国轩部，信的内容大意是：“蒋介石、汪精卫对你们不相信，自身难保，你们走那条路已是没有前途了，希望你们来一道共同走上光明大道。”信后署上余洒度大名。
邱国轩打不过警卫团，退到离修水县城三十里以外的平修边界，夹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日子难过，正愁找不到出路。一接此信，立即派亲信带着礼物来到修水，表示愿意投诚。余洒度当即派参谋彭楷和副官佘浩两人前往邱部，察考其是否有诚意。
彭、佘两人送回报告，都说邱部忠实可靠，服从余长官的指挥。
于是余洒度和邱国轩达成协议，邱部一千六百多人、九百余支枪，除老弱病残的发给路费遣送回家以外，其余编成一个团，驻在原地不动，等候命令。
修水骤然多出这一哨人马，不仅会引起官方的警觉，而且由于大兵囤积，钱粮越来越紧，搞不到粮饷，部队只能吃南瓜干充饥。为了避人耳目同时也是为了解决经费问题，余洒度决定采取缓兵之计，主动派信使带上花名册赴南昌，向第五路军总指挥兼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请求收编，并发放粮饷。
派去的这位信使名叫宛希先，是团部秘书。宛希先满脸浅白麻子，有个绰号“宛麻子”，聪明能干能言善辩。他去了一趟南昌，摇动三寸不烂之舌，终于说服朱培德答应收编，并派副官处长带着钱来到修水考察一番，然后编其为江西省防军。有了朱培德的加委，余洒度凭借省防军的关防印信，大张旗鼓、名正言顺地在修水征收税赋、招兵买马。
不久，湖北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一百余人奉命参加南昌暴动，途中被国民党军冲散，余部进入修水地区。警卫团知道后，派部队把他们接至修水县城，单独编成一个连，罗荣桓就在这个连做政治工作。
修水确实是个好地方，本地盛产木材、茶叶、纸张、玉兰片等特产，而且当时正值秋季出口旺季，税收确也可观。余洒度在修水住了一个多月，不仅解决了给养问题，而且积攒了十多担白花花的现大洋。这下忙坏了军需处长陈毅安，派人找来木匠钉箱子，对外说是子弹箱，其实是装银元用的，准备随军使用。那时还没有根据地的概念，全部家当通常都是随军而行。
·5·
余洒度向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请领的“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番号中，并不仅限于驻扎在修水的警卫团和平江农军，还包括驻扎在铜鼓和安源的部队。
驻扎在安源的部队是王兴亚所部，驻扎在铜鼓的部队是苏先俊率领的浏阳农军。
苏先俊不是去追南下的叶贺主力去了吗，怎么又留在铜鼓了呢？
原来苏先俊率领浏阳农军为早日与南昌暴动部队会合，冒暑行军兼程急进。行军到达高安时，获悉叶贺部队已经转向福建西部，失去了踪影。苏先俊探听到平江农军与警卫团进至修水一带，便决定在铜鼓一带驻扎下来，并派人与修水的警卫团联络。铜鼓与浏阳、修水毗连，可以互为犄角，有事也好照应。此时南昌暴动已经过去二十天了。
进驻铜鼓之后，浏阳农军实力计有步枪七百，机关枪两挺。由于平江的余贲民已走，没人再跟自己争团长的位置，苏先俊便宣布就任团长之职，也挂起了江西省防军的大旗，贴出了安民告示，在告示落款的位置，署名为江西省防军团长燮昌。
这是苏先俊耍的一个小聪明，“燮昌”本是一个火柴公司的名，苏先俊在平江长寿街看到火柴盒上有这个名字，就借用这个名字做自己的化名。火柴是老百姓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用品，燮昌公司在当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苏先俊用这个名字，也是为了提高知名度，让人们以为这支军队跟实力雄厚的燮昌公司有什么联系。
在驻扎地点的选择上，苏先俊的运气似乎差了一些。等部队驻进铜鼓才知道，这个地方是疟疾区，铜鼓的老百姓大都打了摆子。加上水土不服，部队三分之二左右的军官和三分之一的士兵都生了病，这病传染很快，又没有特效药。
为了补充干部，苏先俊从修水要了一批黄埔四期的毕业生去，其中就包括原第二十四师新兵营的连长伍中豪。
到达铜鼓之前，苏先俊与潘心源的关系也彻底搞僵了。潘心源看不惯苏先俊的做派，又因为在武宁发生过苏先俊强行解散特委之举，两人谁看谁都别扭，潘心源索性离队，以向省委汇报工作为名，只身去了安源。
铜鼓地处江西，理论上归属中共江西省委领导。苏先俊这点组织观念还是有的，派一中队党代表宋韵琴（公开身份是团部文书，后改名宋任穷）赴南昌，向江西省委请求指示。宋韵琴高小毕业，由于家穷才上不起中学，是部队中少有的知识分子。
此时江西省委已经转入地下，省委书记汪泽楷接待了宋韵琴，交给他一封密写的信件，让他带回铜鼓。宋韵琴离开南昌之前，汪泽楷给了他一百块银元路费，要他必要的时候雇顶轿子，避免沿途民团的盘查。宋韵琴推辞了一番，最后只拿了六十块便起身告辞。
汪泽楷交宋韵琴带回的信中，披露了一个秘密：湘赣边界的宁冈县，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约有几十支枪的模样，日后必要的时候可资利用。
如此一来，修水、铜鼓加上安源原有的武装，共产党在湘赣边界已经控制了三个红色据点。如果把新收编的邱国轩部算上，兵力已经达到四个团，形成了局部的兵力优势。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形成合力，几个团的首领经过商议，决议将警卫团改为第一团，安源的王兴亚为第二团，驻铜鼓的苏先俊部为第三团，邱国轩部为第四团。仍然是一个师的编制，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平江农军被分成两部分，分别补充到一团和三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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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到湘赣边界三个据点工农武装的基本情况，毛泽东心里有了底。
基于红色武装已经在湘赣边界取得了局部优势，有人在安源的会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秋收暴动可以不去进攻长沙，而是顺势割据平江、浏阳一带。报纸上已经报道了国民党内部宁汉冲突正酣，此时湖南空虚，武装割据平、浏一带，自然要比攻占长沙容易得多。
毛泽东马上否定了这个主张。出此主意的人也太机会主义了，中共中央的胃口是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暴动，湖南省委顶着极大的压力，从全省暴动的四个面最后集中到长沙一个点，范围大大缩减。现在如果连长沙暴动也不搞了，只是止步于平、浏暴动，这个玩笑开得也太大了。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秋收暴动的前委书记，如此虎头蛇尾怎么向中央和省委交代？
毛泽东明确自己是受中共中央指派，专门回湖南指挥秋收暴动的，而不是指挥平、浏暴动。然后又婉转地向大家交底：“两湖的秋收暴动，是我在中央时决定的。”意谓自己也主张秋收暴动的范围不仅不能只把眼光局限在平、浏一带，而且也不仅于在湖南。
至于国共双方的兵力对比，毛泽东安慰大家不必过分担忧：长沙暴动以人力车工人及近郊农民为主力，并可组织五百左右的国民党伤兵参加。周围各县都已准备农民暴动，各地电线、铁路都已准备拆毁。最后毛泽东还鼓励大家说：“我带有中央的介绍信，要贺、叶军队中调两团人来做暴动的武力。现在他们既然绕道闽边，你们（指警卫团和平、浏农军，王兴亚的部队）来了就更好了。”
安源会议确定了秋收暴动的行动方案。
攻取长沙的总目标还是不变，由安源、修水、铜鼓兵分三路，在浏阳会师后进攻长沙。
第一路是王兴亚第二团，主要进攻萍乡与醴陵，成功后北进浏阳；但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乡和安源，这里是暴动部队的最后退路。中共株洲区委鼓动株洲工农扰乱敌后方，配合醴陵农民暴动。
第二路余洒度率师部和第一团，由修水出发向平江方向进击，中途汇合邱国轩的第四团；同时鼓动平江农民暴动，夺取平江后再出击浏阳。
第三路是苏先俊的第三团，这一路由铜鼓向浏阳方向进攻，发动浏阳农民在四乡暴动夺取浏阳县城，接应另外两路人马。鉴于铜鼓这一路居中，攻击目标又是浏阳，是整个战略规划的中枢环节，毛泽东决定到铜鼓去亲自指挥。
三路大军得手后，于9月12日到浏阳会师，合兵一处，然后再以长沙工农暴动为内应，一举攻克长沙。
计议已定，毛泽东立即飞信湖南省委，千叮咛万嘱咐，强调长沙城内的暴动切不可轻举妄动，必须在湘赣边界三路大军攻克株洲后，方能举事，以免被国民党各个击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