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经费缺乏，之前准备的数千枚炸弹质量达不到标准，只有五百枚可用，而且爆炸的时间无法控制。除了在9月13日在长沙市内引起“绝大的恐慌”之外，局势很快便归于平静。国民党的“军事布置亦趋完备”，在这种情况下举行长沙暴动，无异于拿鸡蛋硬往石头上碰，“结果是一个完全的血海运动”。因此，湖南省委于9月15日决定中止计划中的长沙暴动。
中共中央对湖南省委擅自终止长沙暴动的行为极为恼火，于9月19日致信湖南省委，严厉批评了省委的“临阵脱逃”行为。
湖南省委：
接马××同志报告，省委于十五日晚上忽然议决停止十六日晨长沙暴动的计划，同时省委对于株、平、浏农军之退走，亦取放任的态度。这样事实上等于取消整个的湖南暴动，并且给鄂南暴动一打击。中央认为，长沙暴动虽已不幸地失去很好的机会，但客观上湖南暴动的前途仍然尚有希望，此时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平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兹特派任××（弼时）同志来湘，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游移。对于十五日晚取消十六日长沙暴动计划的决定，中央认为是临阵脱逃，由任同志查明经过情形报告中央处理。特此通知。
信中所说的马××，即马也尔，也叫马克夫。他的身份，有人说他是苏联驻长沙的领事，有人说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监督湖南省委的人，总之马也尔表现出对湖南省委的愤怒，比中国同志还强烈。在他给中共中央的长篇报告中认为，“最坏的是省委先涣散”，湖南省委迟迟不发动长沙暴动是“最可耻的背叛”、“临阵脱逃”、“可耻的日子”、“滑稽极了”、“丢脸”、“玩弄手腕中国式的极顶的市侩的勾当”。
马也尔在日记中描述，从9月8日至12日，参加暴动的军队和枪支数量不断增加，四天的时间增加了一倍。株洲镇有六十支枪的农民打败了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营并占领了株洲，给了他胜利轻而易举的错觉，就连一团的金坪之败的损失，也不过是“只被夺去十支枪与损失了六十个农民”而已。
萍乡未克、东门失利、放弃醴陵、邱国轩叛变等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到长沙，湖南省委不得不考虑长沙暴动计划的可行性。马也尔指责湖南省委“胆怯”与“恐慌”、“丢脸的不勇敢的指导”、“群众要斗争而领袖怕弄脏了他的裤子”。他不知道，长沙暴动胜利依赖于湘赣边界的胜利，如果那里的暴动失败，长沙暴动没有强有力的军事外援，哪里还存在逆转局势的可能？
面对马也尔的指责，湖南省委并不服气，认为马也尔只会“发号施令、作威作福、瞎指挥”，省委书记彭公达更说马也尔“什么都不懂得，书生、知识分子，客观条件不好，办不到，他却不知道。”
马也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三个必须”：必须派一人负责中央委员指导湖南的工作；中央决议必须严格指出省委的决议是背叛的、临阵脱逃的；派来的中央委员必须实行改组湖南省委。同时，马也尔接连给湖南省委写了两封书面意见，重申长沙暴动绝对不能停止。
湖南省委在领导秋收暴动上，确实存在着疏漏。后来余洒度也向中共中央告了湖南省委一状：“整个的（湖南）省委指挥破产，在暴动中除了省委中个人工作与努力，几无省委的指导。各县来省接头总比见皇帝还要难些，甚至于找上数天，囊中用尽了，空空而返，这样要使许多事情失掉许多机会。”
毛泽东采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湖南省委的指导失误。
·4·
中共中央仍然不想放弃长沙暴动，派任弼时从武汉前往长沙，督促湖南省委尽快发动长沙暴动。
任弼时于9月22日到达长沙。五天之后，湖南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长沙暴动的有关情况。
彭公达、夏明翰反映了工农运动的情况，这与任弼时在武汉了解到的情况全然不同。
长沙总暴动的情况也为国民党所掌握。原湖南省委军事运动部工作人员陈采夫叛变投敌，此人对长沙暴动计划和领导人的情况了如指掌，使湖南省委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前两天已经有一些省委机关的人员被捕，湖南省委主要领导只能东躲西藏，几乎失去了作用。
大多数农民非常恐慌不敢行动，他们害怕暴动失败大祸临头。有的地主答应给农民减租，农民却害怕得罪地主不敢收受，只希望别人先减租，没事之后自己再照行。侥幸逃过“马日事变”的工人领袖立足不住，湖南省总工会和各产业工会陷入低潮，水口山、锡矿山工人组织陷于瘫痪。省委虽曾派人到水口山组织工人运动，但去后即无回信。长沙的车夫、铁路工人、泥木与码头工人、缝纫工人力量弱小，而且害怕不敢行动。长沙的国民党军已经达到九千余人，正严阵以待，等共产党自投罗网。暴动的武器不敷使用，炸弹大部分用于炸铁路，省委直接掌握的武器不过短枪二十支，群众连同党员不过千人左右。安源自王兴亚带走了大批骨干后，朱培德的两个连进驻安源，占领了工会，矿局借势大裁工人，将七千工人裁掉了将近两千，安源的革命形势也陷入低潮。
任弼时在了解真实情况后，向中共中央写出了书面报告，坦承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条件还不成熟，就连国民党政府以前承诺的“二五减租”也没有实现。鉴于实际情况，任弼时建议改变中央政治局根据马也尔报告制定的“要苏（先俊）、余（洒度）继续向长沙进攻，长沙立时举行暴动”的方针，长沙暂不举行总暴动。湘东（即湘赣边）的工农革命军稍事整顿后仍向平江、浏阳进攻，准备第二次攻取长沙并在长沙暴动。
报告还用相当长的篇幅反映了暴动经费不足的问题。
中共中央要求将一些土匪列入秋收暴动争取的力量，湘南有股较大的土匪找湖南省委联络，自称有枪七千余，赞成土地革命政纲和屠杀土豪劣绅政策，愿意与共产党合作，但要求一千元大洋的开办费。其他收编军队也时常开口要钱。任弼时认为这些人都不可靠，他们的目的无非是利用共产党，骗共产党的钱花。湖南省委并没有那么多的钱供给他们，采取的对策是令其先做出成绩，并须承认共产党派人进去工作担任下级干部为条件，然后再谈经济上的接济。
任弼时建议用各种方法鼓动农民起来抗税，摧毁征收机关，不仅能动摇国民党政权，没收征收机关的款项还可以用作工农军的军费。由于暴动经费不足，湖南省委在《关于今后武装起义工作的计划》中特别申明，“所有一切暴动用费，须由各地自行设法，向富豪及政府机关用断然的手段劫取。”
在任弼时主持下，湖南省委进行了改组，省委书记仍然由彭公达担任，只是更换了若干委员，夏明翰、易礼容已被国民党秘密通缉，仅彭公达的身份没有暴露。新当选的省委委员中，当时就有人撂了挑子，一位姓罗的主管省委宣传工作的委员“非常不支持工作，曾几次要求离开湖南”。
任弼时的长沙之行并不能令中共中央满意，尽管湖南省委在《湘省目前农民运动（农村暴动）行动纲要》中提出“发动全省第二次暴动，建立工农兵政权”的口号，可惜为时已晚：一则秋收时节已过，二则中共中央对湖南省委彻底失去耐心。
10月1日，中共中央从长沙调回任弼时，改派罗亦农、王一飞去长沙。
罗亦农和王一飞严厉批评了旧湖南省委的错误，再次改组湖南省委，王一飞任书记。新省委调整计划，在发动长沙暴动未果的情况下，把主要精力放在恢复各级农会、组织秘密农民代表会议、恢复工会、扩大经济斗争、号召工人罢工、组织秘密队破坏铁路杀工贼上。
旧湖南省委的主要领导受到组织处分，彭公达降职为湘西特委书记，易礼容遭到了撤职处分，他提出要去湘赣边去找毛泽东，新省委发给他三十元路费。
1928年春节前后，易礼容与毛泽东取得联系，毛泽东正在宁冈茅坪整军，他邀请礼容去共同创业。省委没有同意易礼容上井冈山，中共中央不久派易礼容去江苏省委当农民部部长。易礼容在赴任途中与组织失去联系，抗日战争时期复出，已经是一位“民主人士”了。
彭公达和夏明翰两人结局也十分悲惨，翌年先后被捕牺牲。夏明翰临刑前写下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的千古绝句。
主持秋收暴动的湖南省委领导，最后只剩下毛泽东远在井冈山，躲过了祸端。
·5·
湖北的秋收暴动无论从组织指挥层次还是规模影响上，比湖南都相差甚远。
中共中央在《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中提出，“进行湘中的暴动，原则上与鄂南暴动同时发动”，“两湖应各有其中心区域，应各创成一种独立的暴动局面以发展暴动，但总的政治目标口号与行动须一致”，“暴动为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即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与没收其财产，实行乡村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城市民选革命政府，消灭一切非农民非工人革命的武装。”
鄂南暴动是湖北秋收暴动的重点，当地经济几乎陷入崩溃，纸币日益贬值，银元成了主要流通货币被商家大量囤积，物价飞涨居民叫苦连天，尤其是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价格，农民出售一担谷子的价钱只能买两斤半食盐，食油和食盐价格昂贵不说，很多时候有钱也买不到。唐生智在湖北收购军粮既不付银元也不付纸币，而是用不能流通的国库券，农民敢怒而不敢言。当地国民党驻军多半是新兵，薪饷是纸票，生活艰苦，没有多大的战斗力。
由于在湖北并没有共产党直接掌控的军队，因此只能靠争取“杂色军队”，“设法与其兵士接近宣传他们”。中共中央给湖北党组织的指示中，特别提出不能争取许克祥所部。
但是争取杂色军队加入暴动，同样离不开钱，中共中央照例是只给政策不给钱。
为了取得暴动必须的经费和武器，中共鄂南特委决定采取劫火车的方式。9月8日傍晚，特委接到情报，说当夜将有一列火车通过中伙铺车站，上面装有武汉国民政府军饷数万元，都是银元，并有子弹四万发，仅有士兵十余人押送。
机会难得，特委领导决定劫下这些钱和武器，临时动员了二三百名农会骨干，又从当地一支叫做“人民自卫军”的杂牌军中“借”了一个班的武装，埋伏在中伙铺车站。列车刚一进站，假扮成国民党十三军的稽查人员的暴动总指挥黄赤光带着八九人持枪上车检查，首先缴了押车士兵的枪，铁路两旁埋伏的农民蜂拥而上以壮声威。搜查一通之后，根据特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伙铺劫得快枪十六支，子弹五箱，三万四千纸票和八十六块现洋。
因为这列火车是武昌到长沙的最后一班，特委担心旅客中混有中共中央派出联络的同志，恐怕将车扣留会耽误两湖暴动，于是将武器和财物搬走之后，挥手放行。慌乱之中，特委并未将铁路沿线的电话线截断，因此国民党方面也很快得知了鄂南暴动的消息。
列车上确实有中共中央派出的联络人员，其中就有湖北黄冈“林氏三雄”中的老大林育南，他是去指导湖南秋收暴动的。林育南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了中伙铺劫车事件，根据他的报告，中伙铺劫车只缴获枪十余支、款数千元；打伤护路队六人，打死两人，车站被捣毁。
中伙铺劫车事件虽然并没有得到预想的钱财，却成了另一起叛逃事件的诱因。
特委本来是想借机收编“人民自卫军”，不料这支军队原本就是土匪武装，匪性未改，不满劫车后分得的东西太少，加之看到农军的力量比较薄弱，恐怕暴动不能成功反受拖累，不愿意跟共产党一起干。
特委领导并未及时察觉这股土匪的心态变化，落入圈套。先期到达的鄂南暴动第一路指挥王钟和县委负责人漆昌元被土匪秘密杀害，夺去了十六支步枪和九支驳壳枪。漆昌元原与土匪头领刘步一私交甚厚，曾经为刘步一说过不少好话，竟然也被其杀害，可见所谓江湖义气并不可信。
刘步一后来又伏击了鄂南特委，将其打散，鄂南暴动由此失败。
鄂东区的秋收暴动也没有开展起来。
南昌暴动之前，中共湖北省委计划将在当地不能立足的农运骨干和武器送到叶贺军中，随军南下。不料执行命令的人领会错了意图，竟将所有武器和负责人、工农运动骨干全部送走。等到秋收暴动需要人了，湖北省委只好重新派人去鄂东各县组织发动，从武汉派去的工作人员到达鄂东之后连接头人的影子也找不到，只好返回武汉。省委不得不再派一些家在鄂东的骨干回乡发动秋收暴动，但时间上已然来不及。
湖北省委派往各乡的工作人员，都是由省委农民部负责派遣，采用协商的方式，有病的可以不去，正式说明不愿意去做农运工作的也可以不去。这样一来，几乎是无人可派。省委给到各地区去做农运工作的人，平均每人发路费二十元，不久纸币贬值，六十元都不够。领了差旅费仍逗留在汉口的大有人在，派出的四百多人到各地区接头并能实际工作者，不过二分之一。暴动时，有的农民竟然要求发放开拔费和伙食费，才肯出动。
这样一来，湖北秋收暴动的失败，也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