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检点人数，剩下四十多人，其余的人大都跑散。部队炊事担子也跑丢了，已经两餐未吃了，连累带饿躺倒一片。幸亏有当地群众送来包谷，曾士峨和罗荣桓又到老乡家买了些现成的饭菜，无非是一些剩饭和泡菜、辣椒之类，用箩筐抬到空场，招呼大家吃饭。毛泽东和大家一起，没有筷子就用手从箩筐抓着吃。
吃完饭后，许多人还不想走，提出要继续休息。这时毛泽东第一个站起来，让连长曾士峨集合队伍，并高声说道：“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
毛泽东话音未落，身后应声站起一人，此人正是罗荣桓。
罗荣桓曾在长沙、北京、青岛、武汉、广州等地求过学，也算是个走南闯北的人，后来参加了鄂南暴动。暴动时，罗荣桓带人打土豪得到一箱银洋，买粮买菜全凭着这些钱，因此由党代表罗荣桓亲自保管，行军打仗都不离身。装满银元的箱子自然分量不轻，随身携带很是辛苦。一次行军中，一个农军装束的人看到罗荣桓累得满头大汗，关切地对他说：“党代表你辛苦了，我来帮你提吧！”罗荣桓十分感动，便把箱子交给那人。谁知到了宿营地后，那人和箱子连影子也找不到了。
鄂南暴动失败后，罗荣桓在修水投奔了余洒度，在余洒度与毛泽东之间产生分歧的时候他更拥护毛委员。因其忠厚实在，被毛泽东称为“老实人”。
有罗荣桓的示范效应，战士们纷纷站起身来，加入行列。
此时，一位穿长袍、戴礼帽、长着翻鼻孔的不速之客匆匆赶来。此人正是王佐派来迎接毛泽东上井冈山的使者，名叫朱斯柳，是王佐的特务连长。毛泽东在大汾遇到肖家璧袭击的消息传到了井冈山，王佐闻讯之后派人前来迎接毛泽东上山。
当天晚上下起了蒙蒙细雨，部队在黄坳荆竹山的路上宿营。在只有一张床的小茅草房里，毛泽东与朱斯柳同榻而眠，两人一直交谈到深夜。毛泽东详细询问了王佐的情况，特别询问了肖家璧来路。原来王佐也深恨肖家璧，吃过他的不少亏，拿他也没有什么办法。王佐为了泄愤，给他养的一条狗取名叫“肖家璧”。毛泽东听了，不禁哑然失笑。
10月24日，毛泽东跟随朱斯柳踏上了井冈山之路。
临上山之前，毛泽东要求大家一定要和王佐搞好关系，与井冈山的群众搞好关系，特别宣布了“三项纪律”，即“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后来又增加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有针对性的，其中除了处理好同群众的关系之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打土豪要归公。这是因为部队中已经出现了打土豪私分财物的情况，影响了部队团结，所以要缴获归公，然后再统一分配，避免了战士们私分财物、苦乐不均，同时也解决了军饷不足的问题。这些语言简短通俗容易记忆，不仅战士们很快能记住，群众也容易监督。
上山沿途，毛泽东命人张贴了很多标语以壮声势，上写“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打土豪，分田地！”等标语，落款用的是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的名义。其实郭亮并不在军中，打他的名号只是为了扩大影响。
10月27日，工农革命军终于来到井冈山茨坪。
王佐骑着一匹白马，跑了五六里路来迎接毛泽东。
自此，秋收暴动的部队正式在井冈山落草，当起了革命的“山大王”。
·4·
刚上山的时候，毛泽东脚伤未愈，就住在茅坪与袁文才为邻。
团部和毛泽东住在一幢大房子里，军官队也住这里。袁文才吩咐部下要好好招待毛泽东。他说：“毛委员就像皇帝的左右大臣一样，招待好他，将来我的赣西总指挥还能当。”
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毛泽东出道以来最狼狈的时候。
部队由秋收暴动发起时的四个团，到如今只剩两个营加一个连，其中的一个主力营又不知去向。当初的高级军官除陈浩外，死的死，走的走。邱国轩叛变、卢德铭战死，余洒度师长、钟文璋、王兴亚、苏先俊三位团长先后脱离部队。
三湾改编后部队的战斗力并没有多大起色，大汾败于江西民团武装之手便是明证。
大汾失败之后，毛泽东究竟带了多少人马上井冈山呢？
没有准确的数字记载，通过简单推测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秋收暴动前夕，根据在安源的统计，活动在湘赣边界修水、铜鼓、安源的三个团约有四千多人，不算收编又叛变的邱国轩第四团。严格意义上说，毛泽东并不能直接指挥这些部队，他只是前委书记，是名义上的政治领导。具体的军事指挥都是由余洒度、苏先俊、王兴亚这些军官担任。
修水的邱国轩和钟文璋一叛一逃。安源的王兴亚从打秋收暴动开始那一天起，就是独来独往，余洒度和苏先俊两人一路上磕磕绊绊，矛盾不断。
秋收暴动的预定目标无一按计划实现，萍乡、浏阳、平江等战略要点都不在掌控之中。沿湘赣边界南下后，一路上人是越打越少。等到了三湾改编时，一个师缩编为名义上的一个团，其实只有两个营加一个连，总兵力充其量不过七百余人。
离开水口之前，苏先俊和余洒度带走了一部分人，加上沿途开小差的，保守估计也有五十人。大汾遇袭时，又与三营失去联系，毛泽东此时手中的可用之兵有：黄子吉和宛希先打茶陵返回的两个连，曾士峨和罗荣桓的特务连，以及留在茅坪的部分伤病员、后方留守机关和军官队，总人数不会超过四百人，其中老弱病残和后勤人员等非战斗员人数又超过一百人。
部队大规模减员并不是好事，但对工农革命军落脚井冈山来说却未见得绝对是件坏事。首先可以在井冈山踏踏实实落脚，不必急着赶赴湘南；其次这个数字显然比刚到宁冈时的七百人更让东道主袁文才和王佐放心。毛泽东的人如果太多，就会打破井冈山军事力量的平衡，不仅会使袁文才和王佐心神不宁，而且当地的经济也承受不起。
这倒不能完全怪袁、王二人心胸狭窄，不能容人，井冈山养不了那么多的兵。闹革命不能喝西北风，工农革命军人吃马喂、穿衣吃饭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以当时江西的物价水平，养活一个战士都有哪些基本花费呢？
士兵起码要身强力壮，以农村的普通壮劳力为参照，战士的基本生活标准怎么也不能低于农村的壮劳力。平均每个壮劳力每年吃谷七石二斗，而井冈山地区平均亩产稻谷四石，差不多两亩地产的稻谷仅能维持一个士兵一年的口粮。井冈山地区年产稻谷不满万担，除去养活本地居民之外，并没有多少富裕。如果用钱在外县购买粮食的话，每石稻谷的价格约是四元大洋，一个士兵仅吃粮食每年至少需要二十八块大洋，平均每月两元零四角。
战士总要穿军装，军服每年每人至少要穿两至三丈棉布（三丈是一匹），每尺布八分银毫，一匹布至少也要两元零四角大洋。军服要找专业的裁缝制作，还要花上一笔手工钱。
还要有菜钱和油、盐钱。榨油用的黄豆一石价格九元，猪油平均每人每月三两半，每斤平均二角五分，盐每人每月七两，每斤价格一角三分。战士们也要吃肉、晚上也要点灯，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大部分战士还需要上养父母、下养妻小。当时一个打短工的农民每月可以挣到六块大洋，雇挑夫工钱是每月七元五角，士兵的军饷怎么也不能少于这个数。
还有武器的开支。当时的武器来源除了缴获之外，还有就是购买。
国产枪的价格又是怎么样呢？1927年初武汉汉阳兵工厂已经基本实现了步枪国产化，被称为“汉阳造”，型号为七九式。当时工厂每天能制造这样的枪一百二十支，每支出厂价是二十五块银元，买一支枪附赠二十排子弹。当时政策虽然没有禁止枪支买卖，但由于生产数量有限，通常是买不到的。湖南平江农军想去汉阳兵工厂买步枪就没有买到，设在武汉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学员，凭借关系才可以每人购买一支步枪。
汉阳兵工厂也能生产毛瑟手枪，俗称盒子炮或驳壳枪。质量虽然不如德国进口货，但也奇货可居，每支新枪可以卖到一百二十块银元，相当于三头健壮耕牛的价格。正因为价格不菲，只有极少数的地主富农子弟才买得起驳壳枪，腰挎驳壳枪成了一种身份和经济实力的象征。
新枪贵而且不好买，买二手枪也可以解决问题，价格也相对便宜一些。二手枪的来源主要是逃兵，因为军阀军队欠饷厉害，士兵经常携枪逃跑。在两湖地区，一支半新的二手步枪最多可以卖到二十块银元。因为能卖个好价钱，有的兵油子视其为生财之道，卖了枪后再投别的军队，领了枪再跑再卖。后来逃兵多了，二手枪的价格跌得厉害，最低的时候只能卖三块银元。
在逃兵手中买枪，如果是有组织的，就称为“给资遣散”。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当学生志愿军总务的时候就干过这种事。当时南北军阀混战，北军逃兵背着枪在学校附近游荡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毛泽东联络长沙的警察分所，真枪和鞭炮并用，缴了逃兵的枪，动员商会拿出些钱来，发给遣散路费。
秋收暴动之初，工农革命军内部规定缴步枪一支赏银洋一元，缴驳壳枪一支赏银洋两元，缴重机枪一挺赏银洋五至十元。不久这个规定就被毛泽东取消了，革命队伍打仗靠的是战士的阶级觉悟，不搞物质刺激那一套，再说部队也拿不出那么多的钱发赏。
部队现在的状况是人少枪多，每个战士肩膀上都要扛两三支枪，几乎成了累赘。部队到了宁冈之后，毛泽东便把一部分富裕的枪支赠给了袁文才和王佐。说是赠，其实谁也不会白要别人的礼物，两人又回赠了工农革命军一些银元和粮食，无形中实现了优质资源的重新配置。
·5·
工农革命军蛰居井冈山，近一个月无甚大事，只是抓紧时间练兵，每天三操两讲。
无奈坐吃山空，士兵不仅无军饷可发，伙食费也在不断降低，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标准，按照井冈山当地的物价，大约可买四斤稻谷。
这些钱还不能全都吃掉，还要留一些“伙食尾子”（伙食节余），发给战士们用来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天气逐渐冷了起来，没有被子盖，战士们就钻进稻草里——真成了“救命稻草”了，就连军官队也照样睡稻草，旁边放根木头，可防止稻草弄出来。大部分人在行军打仗中丢了行李，偶尔有人剩下条被子或毯子，也是大家合盖。
毛泽东不知道从哪里弄了点钱，袁文才又送了点钱，买了些灰布和里布，给每人做了一件棉袄，但棉裤子和鞋子还是没有。
入冬以后，毛泽东脚上的伤因为无药可医，老是愈合不了，走不了远路。但他的脑子一刻也没有闲着，没有足够的钱，是养不了兵的。靠别人接济，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怎么样才能东山再起？井冈山钱粮不足，也无兵可招，并不适合胸有大志的人长期滞留。
眼看就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了，毛泽东召集开会，给井冈山地区的共产党地方组织部署了一项任务：了解周围土豪劣绅的情况，准备去筹款子弄财物。他说：“我们对经济问题一定要有个适当的办法，否则，武装割据就难以存在，要坚持一面打仗，一面筹款。”
这一天毛泽东在闲看报纸的时候，忽然发现一则消息令他大喜过望：原来10月间湘(唐生智)桂(李宗仁)战争爆发，边界各县的唐生智部大都调离，茶陵方面国民党力量空虚。
毛泽东决定派部队下山，乘虚二次攻打茶陵，弄一些粮食、棉花、布匹上山，给战士们过冬。茶陵离井冈山不远，前不久工农革命军刚刚打过茶陵一次，但那一次主要以调虎离山为主，收集财物只是顺便捎带，而这一次目标就是筹集钱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