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叶贺主力在潮汕地区的失败，广东省委的士气和信心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正在向上海转移途中的中共中央常委，在根本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下，对南方局即广东省委再次重申“不依赖叶贺，自己暴动”的主张，而且天真地提出要求叶贺主力与海陆丰的农军合兵一处，径直杀奔广州，沿途不能留滞观望。而广州城内即须准备暴动，号召工人和城市贫民起来夺取驻军和警察的武器，建立自己的政府。
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广州暴动成功后应立即组建“中国临时革命政府”，成员主要由广州市工农兵士贫民代表组成，实际负责人应有共产党的陈独秀、苏兆征、周恩来，再加上郭沫若等左派分子，组成常务委员会以确保共产党的领导权。
直到10月12日，中共中央得知叶贺主力失败的确切消息，这才如梦方醒，紧急叫停了尚未开始的广州暴动：“叶贺既已溃败，在最短期间暴动夺取广东全省政权的计划，暂时已经不可能，因叶贺之溃败而停止各地之暴动。”“广州暴动的计划应即停止。”“叶贺之残余部队应积极拥护农民暴动，剩余之枪支尽数武装农民，不可靠之部队以农民改编。”
已经叫停的广州暴动，在11月上海会议上重新启动，是由于情况又发生了有利于暴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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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是一个革命基础比较好的城市。
这里不仅是大革命的策源地，而且还爆发过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
省港大罢工不仅政治意义重大，而且也是经济战的范例。
省港大罢工打击的直接对象是英帝国主义，而由英国控制的香港当局很大程度是输在经济上。香港经济的软肋在于对进出口的依赖性很强，省港大罢工中，不仅数万在香港工作的大陆工人撤出了香港，而且还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封锁了东起汕头、西至北海绵延数千里海岸线，禁止货物运进或运出香港，就连香港市民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也运不进去。以至于食品走私成了牟取暴利的捷径，一些广东沿海的渔民放弃打鱼，白天睡觉，晚上从广州沙面偷运食品到香港，偷运一只鸡卖到香港可以赚几块银元，有的渔民因此而成了暴发户。
香港的工商业最先撑不下去了，商人向港英政府的“报穷案”（即申请破产案）每日达数十起，仅1925年的最后两个月，香港的商店倒闭的就有三千余家。没有倒闭的也是朝不保夕，香港变成了死港、臭港。
英国国内的资本家也受不了了。自省港罢工以来，因为香港在英国国内的所有订货无法运回香港，码头上的货物堆积如山。东西卖不出去，货币就无法回笼，占用了大量的流动资金。经济不景气导致英国伦敦股市的股票大跌，股票指数跌了将近一半，一些城市的地价也大幅度下滑，致使一些相关联的英国公司也纷纷关门大吉。
省港大罢工最终以英方妥协告终，但对中方也产生了不利影响，不仅造成了港英的经济大萧条，也大伤了广东经济的元气。广州商业萧条、金融紊乱，因为罢工的主旨是反帝，不仅英国的商船被禁止卸货，凡是被列入帝国主义国家名单的商船也很少运送货物到广州，广东工厂里生产的产品运不出去，导致大量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老百姓需要日常生活用品和粮食都发生了短缺。
经济糟糕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通货膨胀，货币大幅度贬值。有段时间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都停止了兑换。商店极不情愿找赎纸币，甚至一元的纸币都花不出去。在幕后指挥省港罢工的苏联顾问鲍罗庭曾经这样评价说：“封锁香港是把双刃剑，一面割伤了英国帝国主义，一面也割伤了我们自己。”
省港大罢工之后，共产党的力量在广州迅速壮大，这是国民党不愿意看到的。随着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主政广州的李济深也发动了广州“四一五”政变，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仅在广州市内就逮捕两千多人，秘密枪杀了其中的一百余人，解除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武装，削弱了共产党的势力。
但是，用枪杆子只能解决敌人的肉体，却无法解决广州老百姓的肚皮问题。
李济深把共产党赶走之后，这才发觉自己要独立承担起省港大罢工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让他最头疼的是如何处理留在广州的罢工工人。罢工结束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尚有两万多名年轻力壮的罢工工人滞留广州。昔日的民族英雄成了沦落在广州街头的流浪汉，反差确实大了些。这些工人响应罢工号召，放弃了在香港的工作，在罢工中出过力流过血，回到广州后找不到工作，现在又被政府视作累赘，感到极度失落。
为了安置他们，政府当局在广州城郊临时搭建了一些窝棚作为宿舍，又设了一些食堂提供简单的饭食，给他们一定的时间去找工作，但并没有什么效果。倒不是这些人懒惰，实在是工作难找。为了找工作，省港罢工工人与广州市失业工人之间彼此也产生了矛盾。广州有家公司在市内新开了两条公共汽车路线，公司老板想雇佣广州失业工人做售票员和司机，引起了省港罢工工人不满。他们派代表去公司交涉无果，就想出一个办法，每天成群结队地去坐这家公司的公共汽车，从头到尾既不下车也不买票。老板吃不消，只好派人找工会谈判，找了政府的劳动厅调解，答应省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失业工人各用一半。但省港罢工一方不干，非要求三七开不可，即本地工人占三成，省港工人用七成，理由是省港工人失业时间太久了，理应优先得到聘用。这家公司惹不起罢工工人，只得答应。
李济深为求市面安定，也想了一些办法增加就业岗位，例如在黄埔设港，以解决就业为名将失业工人弄去修建码头，谁知工人并不买账，仍然留在广州不走。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明的不行就来暗的。李济深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组织黄色工会取代共产党领导的赤色工会，美其名曰“工会改组委员会”，接收了原来工会的金钱和办公场所。同时暗中指使人搜集省港工人的种种罪状，出动军警袭击了工人宿舍，逮捕了两百多人，宣布共产党的广州工人代表委员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为非法组织加以取缔。
没想到这着棋却捅了马蜂窝，罢工工人以牙还牙，实行“红色恐怖”，发现内部奸细往往采用暴力的方式驱逐出去，对出卖工人利益的“改组委员会”成员下手更狠，经常能见到这些工贼横尸街头，不是喉管被割断就是心脏中刀。
罢工工人中有武功高超的“剑仔队”，他们善使刀剑等冷兵器，出手狠辣，令工贼不寒而栗。工人们甚至制订了暗杀李济深的计划，准备炸掉他乘坐的轮船，找来了水雷偷偷安放在航道上。可惜水雷没有按时爆炸，李济深侥幸躲过一劫。
工人们对李济深的不满让张发奎看到了机会。他本来就与桂系的李济深面和心不和，放出话去要广州的商家筹措八十万元给罢工工人，改善起生活待遇，以取得罢工工人的好感。共产党自然不愿意群众被张发奎争取过去，中共中央写信给广东省委：“张发奎已是南昌事变的反叛者，已经是我们公开的敌人，我们与他无妥协之可能。”“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坚决地与他绝缘。”
不仅不能与张发奎联合，而且还要给张发奎制造麻烦。中共中央要求广东省委迅速动员起来，做大示威运动，向张发奎要求真正的集会、言论、出版、罢工自由，工人自己选举的工会，要求工厂改善经济的条件，缩减工时，增加工资，省港罢工工人要求给工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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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下旬，历尽千辛万苦的张太雷终于在潮汕地区会合了周恩来，并阴错阳差被推举为中共南方局书记。张太雷本意并不想留在潮汕地区，他的核心任务是发动广州暴动，在雄心勃勃的张太雷眼中，省会广州才是他的中心舞台。但张太雷也不能马上离开潮汕，其中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原因，就是为了筹措广州暴动所需的经费。
策动广州暴动，同样需要大量的金钱。
且不说组织广东东江农民暴动、收买武装需要金钱，中共中央派去广东各地工作人员的生活花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此外还有来往的交通费、宣传费等花销。印刷传单需要钱，关在监狱中的革命者也需要用钱打点，被捕者的家属也需要钱来抚恤。
然而，如同南昌暴动和秋收暴动一样，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依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中共中央拨给南方局8月份的活动经费，一直拖到9月上旬还没有到位。张太雷第一次南下香港的时候，从中共中央的会计科支取了大约两千美金，换成中国钱之后（笔者还没有查到当时美元与中国货币的兑换价），这些钱不过是杯水车薪，支付了拖欠的经费之后已经是所剩无几，只得再给中共中央写信要钱救急。
一个月后，张太雷折返上海后再次南下，这一次他随身携带了四千元钱，中共中央又前后分两次给他汇来了一万零三百元（一次是四千三百余元，另一次是六千元），“小洋人”纽曼把自己带来的七千五百元也都交给了张太雷，总计达到两万一千八百元。这笔钱虽然不是个小数目，但仍然是雨过地皮湿，很快就又花了个精光，暴动仍然八字没有一撇。
银子像流水一样哗哗地淌了出去，又是怎么花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