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张太雷列出的清单：五千元填补了以往中共中央拖欠南方各省的活动经费；后来又分给汕头党组织三千元，给广州党组织分了六千元，给西江分了一千，给北江分了五百，给广西分了五百，给闽南分了二百，给中路分了二千七百，给惠州分了一百，给海陆丰分了五百，给南路分了一百。
加上一路上的花销，张太雷此刻又是身无分文，而各地讨债要钱纷纷不断。张太雷要求中共中央“非即带下两万元不能应付”，而且“这些钱只够救急，要速催寄来”。为了打消中共中央的怀疑，张太雷在信中特别说明这些钱“将来有账可查，何种款项是不当用者，指出情愿受处罚，如现在不接济款项，贻误大事。”
中共中央对张太雷左一封右一封的要钱信深感为难。党虽然在上海等地有些不太大的生意，也对党员个人收取一些党费，但靠这些钱维持日常开销都不富裕。
靠党员个人交纳党费，肯定撑不起暴动经费的巨大资金需求。
截止1927年中共“五大”时，党员总数不过五万七千九百多人。交纳党费的比例，月收入在三十元以上至六十元者缴一元；六十元以上至八十元者缴百分之三，八十元以外者特别征收。这五万多党员中月收入在三十元以上者，可谓是凤毛麟角，其他人每月缴的党费不过区区两角；没有收入和月薪不满二十元者，还可以核定减免。因此，一旦遇到上大项目，经费往往要靠共产国际的经费赞助，这也是共产国际说话硬气的原因之一。
从共产国际口袋中掏钱也不那么容易，因为苏联共产党也不富裕，国内也要搞建设，也要养兵保家卫国。在前面两场暴动中共产国际明确表态拿不出钱来，只有靠中国同志在暴动中自己解决经费问题。
从上一次暴动中搞到下一次暴动的经费，实现滚雪球式的良性发展，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南昌暴动的主力是国民革命军正规军，有现成武器装备，甚至军饷也可以先领国民政府的，虽然在南昌银行中弄到钱的数目比想象中的要小，也还能勉强维持。秋收暴动前，湘赣边界的部队从江西国民党朱培德那里搞了一些军饷，又从各自驻地弄了些税收，也没有靠中共中央的财政拨款。
但这两大暴动，也没有余力筹款上缴中共中央。
因此，广州暴动的时候根本指望不上前两次暴动在经济上的帮助。
中共中央起初并不看好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多次主张在大城市暴动，除了政治影响力之外，经济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仅在获取经费方面，农村确实与大城市无法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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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领导人，中共中央在广州暴动经费投入也要明显多一些。即使是这样，仍然捉襟见肘，只能寄希望在富庶的广东潮汕地区筹钱。这里商贾云集，土豪劣绅家中广有金银财宝，可以成为广州暴动现成的提款机。只要贺龙和**带领大军如期到达那里，便可以财源滚滚，不仅可以用来支付自身的开销，而且还能支援广州暴动。
叶贺主力虽然在潮汕地区筹得了大量金钱，却没有能平安地运出去。随着汤坑、揭阳的军事失利，绝大部分财物都成了敌人的战利品。从地主豪绅家取得大量浮财解决暴动需要款项，也颇有些一厢情愿。张太雷从潮汕地区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堵死了这条路：“所成问题者为财政问题，因东江方面之绅富多带钱逃走香港，我军到时恐一元也找不着，所以必须立刻请你们设法。”
皮球又踢到了中共中央的脚下。不仅如此，张太雷还给中共中央列出了一张数额更大的账单：发动广州外围农民和动员“土匪”参加暴动，需要一万五千元；广州市内暴动基本队伍四五千人的军火购置费用也不是小数，据苏联暴动专家的测算，至少需三万余元。如此一来，广州暴动前期准备的经费还需要再增加五万元，需要中共中央立即设法筹措，并即刻派人送到香港。
为了尽快筹得这笔钱，张太雷准备派“小洋人”纽曼专程回一趟上海。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南方局曾经为了增加交通费，专门写报告给中共中央“请中央无论如何多给十元，让交通员能坐邮船，路上耽搁的时间会少一些。再往来派人要经济，不要一点不甚重要的文件，就派一人。”此前秘密交通员走水路乘坐廉价的小轮船，速度慢、周期长，往返一次需要五六天的时间，容易误事。堂堂的南方局竟为增加十元钱的交通费给中共中央写报告，可见经费紧张到了何种程度。
广州暴动依靠的武装力量，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弱项。能用的军队只有教导团和警卫团的一部分，这两支部队不仅比南昌暴动的**、贺龙差，就是比秋收暴动的那三个团的战斗力还差一大截。
此时的教导团已经与武汉时期打夏斗寅时期的教导团不可同日而语。在从武汉到广州的途中，教导团的精华损失殆尽，几次被张发奎缴械，每一次发还枪支都比前一次数量少、质量差，从武汉时期的新式汉阳造七九步枪，到广州全换成破旧的三八式步枪，这些破枪都是北伐中在河南战场缴获军阀的。子弹配备的也很少，每人只有四排(二十发)子弹，就连张发奎的参谋长缪培南也认为，广东一带的土匪也比教导团的武器好。
至于警卫团，完全是个新编成的部队，不仅人数少，武器也没发放到位。
预计加入暴动的广州工人赤卫队，情况比湘赣边界的农民自卫队也好不了多少，以冷兵器为主，基本上是工人自制的梭镖、刀剑，这些武器搞械斗、暗杀还可以，对付武装的军队和警察就远远不够了。
工人赤卫队持有的火器，多是自制的土炸弹。
为了制造出廉价的炸弹，广州地下党在市区大北直街开了一家“大安酒米油糖货栈”，货栈不远处有座“飞来庙”，曾经是广东军阀生产弹药的兵工厂，仓库里存放着大批报废的手榴弹弹壳。每当月黑风高之夜，工人们就从仓库里偷运出弹壳、废弹，藏到货栈里，找机会偷运出城。然后再从香港买来炸药填充进去，制成炸弹运回城内。这种土炸弹在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和几个工贼的住所爆炸过，效果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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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失败对于南昌暴动来说是结束，对广州暴动来说仅仅是开始。
张太雷回到香港的第二天，广州城内爆发了数万工人的大示威，广州、香港、汕头、江门、澳门五处的四万余工人齐聚广州，要求复工，驱逐改组委员。游行队伍经过海员总工会大门的时候，愤怒的工人蜂拥闯了进去，当场打死改组委员两人，占领工会自动办公。
高涨的工人运动给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点燃了希望之火。10月15日，南方局与广东省委联席会议通过了《第十四号通告》，措辞强硬地提出“广东暴动完全是独立的行动，决不能因叶贺军队的失败而取消”。通告认为，那种等待叶贺到来再举行广州暴动的想法是“军事投机”，应该完全抛弃等待军队帮助的观念，着手进行广州暴动，谁不同意广州暴动，谁就是不明白土地革命的意义。
通告明确提出，参加广州暴动的将废除国民革命军的名义，一律改称工农革命军；废除青天白日旗，改用红旗，以斧、镐为标识，与共产国际的旗帜相同。军旗以斧、镐而不是镰、锤，也不是镰、斧，这也是一个崭新的提法。
至于暴动经费，指望中共中央下拨是不现实的，只有通过没收、征发富商、地主的财产以充军队之财产、米谷，极不得已时可以在当地党与农协同意帮助下，酌量在农民中摊派。
广东省委修订之后的暴动计划，仍然未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主要是因为“暴动计划仍带有偏重军事的倾向，而未能完全把暴动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心急如焚的中共中央决定越俎代庖，另行起草一个暴动计划给广东省委。为了能使广东省委专注于广州暴动，中共中央决定撤消南方局，将广西划归广东省委指挥，将原来属于南方局的福建地区收归中共中央管理。
为了增加广州暴动胜利的信心，中共中央决定将活跃在粤赣边境的朱德所部直接划归广东省委指挥。加上仍在海陆丰一带的董朗所部，广东省委手中掌控了两支部队，这两支人马几乎是中共中央能够动用的最后筹码了，现在把他们全部压在广州暴动上，希望能以广州暴动的胜利，撬动南方乃至全国的革命形势。
此时广州暴动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忙着敲定广州暴动细节的时候，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也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国民党军虽然在汤坑、揭阳一带击溃了贺、叶大军主力，将共产党逐出潮汕，但其内部并未因此而稳定下来，各派系之间的内部冲突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久宁汉之间爆发冲突，何应钦军集中浙江与李宗仁、白崇禧争上海地盘，随时有可能爆发战争。
李济深、张发奎争夺广东政权斗争愈烈，11月14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下令解除张发奎等人的职务，随后又下令缉办汪精卫等人。11月17日，汪精卫被迫离沪赴法。同一天，张发奎部第四、五军和薛岳部新编第二师打着拥护汪精卫的旗号在广州发动政变，驱逐拥护南京政府的桂系军阀李济深，史称“护党运动”，也称粤桂战争。
张发奎控制广州之后，桂系势力逐渐退出广州，将兵力集中在广西梧州一带，企图卷土重来。驻潮州和梅县的陈济棠和驻在闽南的陈铭枢第六十师（即南昌暴动跑出来的蔡廷锴部）也准备向广州进攻，张发奎不得不分兵据守肇庆、韶关等地，广州城内兵力空虚。
中共中央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发难，以朱德的第二十五师余部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命令其从江西信丰地区迅速开往广东兴宁、五华一带，与当地农军会合进行农民暴动，以配合广州暴动。
11月20日，张太雷从上海紧急动身前往邻近广州的香港。
看来这次是真的要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