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就在暴动的节骨眼上，又出了问题。
先一步到达广州的“小洋人”纽曼节外生枝，突然又旧话重提，非要重启同张发奎的谈判不可。共产国际至少派了两位使者指导广州暴动，一个是纽曼，另一个名叫郝西史（也有翻译成霍希思特、郝西斯、赫希史、何锡思的），他的真实身份是苏联红军的高级将领，对外身份是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副领事，他能说法语，是一位城市暴动专家。
郝西史只负责暴动的战术和技术问题，不太公开露面，也不太过问决策问题。纽曼的压力很大，他甚至比中国同志更希望广州暴动胜利，巨大的压力几乎使他变成了神经质，暴动的每一个细节都要仔细过问，比如具体到发起的时间是在白天还是在晚上，他都要管。他坚持暴动一定要选在白天，而且先要发动工人总同盟罢工。他曾经私下透露说，苏共中央就要开大会，如果广州暴动能坚持八天，就可以在大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驱逐了桂系李济深之后，张发奎自感势单力薄，于是想到了借重共产党势力，派人秘密同共产党接洽，要见共产党最高负责人。共产国际中有人主张同张发奎谈判，更引经据典地拿出列宁关于阶级分析的观点，认为张发奎、李济深之间冲突的性质属于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冲突，共产党如果抛开张发奎搞广州暴动，即是帮助了李济深的地主阶级打击张发奎的小资产阶级。
此外，从军事的观点上看，如果与张发奎达不成某种妥协，广州暴动很难坚持八天以上。由于张发奎当时没在广州，有人主张以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名义和其下属黄琪翔谈判。黄琪翔本人态度左倾，曾在赣南公开喊出“打倒叛党叛国的唐生智”、“打倒分赃式的汉宁合作”口号。张太雷离开上海前夕，上海已经盛传张发奎仍欲与共产党妥协的风言风语，因此“张发奎情结”被再度唤醒，也就不奇怪了。
而广州省委的意见却大相径庭。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或许还不够深厚，也弄不清楚李济深的“地主阶级”与张发奎的“小资产阶级”本质区别究竟在哪里，但直觉告诉他们，两人是一丘之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历数张发奎回到广州之后的所作所为，让共产党大失所望。他授意组织新的“革命工人联合会”，与共产党控制的工会分庭抗礼，拘捕海员工会会员数十人并枪杀了两名抵抗的海员。广州失业的铁路工人和火柴厂工人举行示威请愿，要求复工，省港工人在广州中央公园前组织示威游行，抗议解散罢工工人组织，都被张发奎派兵冲散，而且逮捕了多人。张发奎还派警察和宪兵昼夜巡游街市，城市重要地点都加岗保守，市面张贴禁止工人罢工、违者严格处罚的布告。
在经济上张发奎也毫无建树，对日益低迷的广州经济束手无策，只能靠枪毙极少数的“盗贼”维持地面敷衍了事，并没有给市民带来真正的实惠。
因此，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与张发奎合作的可能性都几乎为零。
至于坚持八天的问题，广东省委认为依靠共产党的力量也能保卫广州，甚至可以控制珠江以北一个月，直到与海陆丰的农民会师。
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请出张太雷做仲裁。
张太雷急匆匆从香港赶到广州，召集广东省委以及广州市委会议，否定了这个提议，并决定于12月13日前后发动广州暴动，既反对李济深，同时也反对张发奎。会议决定由三位知识分子张太雷、黄平、周文雍组成暴动总指挥部——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太雷任书记，除领导广东省委之外，还管军事。周文雍负责工人赤卫队，黄平协助两人。
广东省委传下命令，命朱德所部迅速南下进至北江一带策应广州暴动。此时朱德所部已经编入范石生部，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已经成立了特委。广东省委训令朱德，马上设法从范石生部拖出来与农军汇合，如果违抗命令，即全体开除党籍。
为了麻痹张发奎，广东省委于11月28日以宣言的方式，提出了与张发奎谈判的六项条件，包括：“一、即刻释放一切革命的政治犯；二、即刻交还现被走狗改组委员会所强占的革命工会会所；三、完全保留并保护省港罢工工人原有一切权利；四、完全恢复言论、出版、集会、示威、罢工及工人阶级组织的自由权。共产党、革命工会及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完全享有公开活动的自由；五、逮捕处决一切惯于以恐怖手段对付工人阶级的分子。六、即刻武装广州工人，在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指挥之下。”广东省委清楚，张发奎绝不会接受这些条件，尤其是第五和第六条，答应了就等于自掘坟墓，抛出这六项条件不过是拖延时间而已。
广东省委拟定的暴动口号有：“杀尽工贼走狗改组委员！”“杀死李济深一切走狗和侦探！”“宣布黄琪翔、朱晖日的死刑！”等，以表示革命的决心。
·2·
中共中央于12月5日批准了广州暴动计划，各项准备活动进入倒计时。
前敌军委委员聂荣臻由香港秘密潜至广州。作为个人，聂荣臻并不同意举行广州暴动，理由是革命形势处在低潮，仅靠一个教导团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暴动，占领广州并组织全国苏维埃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聂荣臻的反对并没有什么效果，广州暴动是共产国际迫切盼望、中共中央下决心要搞的，不同意见只能保留，暴动的准备工作一刻也不能停止。
聂荣臻计算过广州暴动可以使用的军事力量，除了第四军教导团约两千人外，还有警卫团一部约三百余人。再就是广州工人赤卫队约数千人，作为准军事力量可以加入暴动。而广州国民党军力量，珠江以北的正规军约一千四百人，外加保安总队约一千多人，兵力总数少于暴动部队。珠江以南驻有李福林的第五军，占有绝对优势；张发奎第四军的主力驻扎在韶关等地，铁路输送仅用一天便可赶回广州，这是对暴动十分不利的。
而熟读马列经典的秀才们却不这样看。他们援引俄国十月革命为例，当年俄国工人阶级与现在广州工人相似，十月革命也只有两团兵力，但却影响了沙皇俄国在前方作战的部队。广州暴动打响之后，粤系军阀在梧州与桂系军阀混战的部队，怎么就不能倒向革命一方呢？
此外，对广州工人阶级力量的估计上，暴动组织者也有夸大的成分。
广州工人自从“四一五”事变之后就已经分裂成两派，共产党不仅没有掌握工人力量的全部，甚至也没有掌握大部。中共中央对广州工人阶级的印象更多地停留在省港大罢工时期，那时工人阶级同仇敌忾，是一支了不起的力量。而两年之后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只有印刷工人、汽车工人、手车夫等行业的中小工会，要他们做暴动主力几乎是不可能的。
国民党方面则掌握了大部分机器工人。被李济深拉出去的机器工会、广东总工会专和共产党作对；张发奎控制的革命工人联合会对共产党也不友好。这三个主要黄色工会都有各自的势力，其中机器工会还有一个近千人的“武装体育队”，手里有大批的枪支，俨然成了一支准军队。
广州暴动坚持的时间，取决于张发奎主力部队到达广州的时间。此时通往广州的三条铁路线不在共产党手中，而是掌握在机器工会手中。共产党曾计划铲除机器工会领袖，夺回铁路管理，但机器工会组织严密，根本无法下手。实际上，正是由于广州铁路工人没有罢工，驻防韶关张发奎部才能很快由铁路运回广州，扑灭暴动。
以省港罢工工人为主组成的工人赤卫队颇有些战斗力，但却缺乏武器和训练。
省港罢工结束之后，从香港回来的工人约有两至三万人留居在广州城。这些人为罢工丢了工作，生活无着。根据罢工委员会与国民政府签订的协定，每个罢工工人由政府发给一百元的补偿，以后再由其寻找工作。在领得补助金六个月后，如果工人尚未找到工作，有权继续回到广州城郊的宿舍和饭堂生活，宿舍与饭堂还须继续保存。
遣散工人的钱数额虽不算大，但当时北伐战争正在吃紧，连年征战使得广东财政枯竭，一时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只好通过在广东海关加征百分之二十五的附加税来解决。此举虽然引起了有关国家的抗议，但国民政府为了广州的安定照征不误。
在加征的海关税款到账之前，广州政府先垫付了十分之一的补偿费给工人，每人发了十元钱救急。欠下的九十元钱就成了定时炸弹的引信。为了卸掉这颗炸弹引信，汪精卫和张发奎想方设法四处筹钱，张发奎向广州商人求助，请他们出点血给工人以求平安。汪精卫也紧盯着海关，税款一到手就立即发放。凑了半天，现金还是不够，又搭配了四成的债券，才算打发了工人。
工人仍然不满，尤其是对搭配的债券。这种债券名为“金库券”，虽然到期可以本利兑付，但利息赶不上物价上涨，工人不愿意接受。谁知道“金库券”的怨气还没散去，紧接着汪精卫和张发奎以补偿金已经发放到位为由，关闭工人的宿舍和饭堂，使工人再无聚集之地。少部分工运骨干虽然不愿意散去，并放火烧毁了几间宿舍表示抗议，但终归是无法挽回局面，大部分工人拿到钱后离开广州，有的回乡种地，有的去了其他城市打工，自谋生计去了。
这一招釜底抽薪果然阴毒，留在广州的赤卫队员只剩下五百多人。不仅是人数减少，组织系统也遭到了破坏，其中专门从事破坏交通的行动部门、负责搜集情报和通信联络的信息部门，这两个最重要的部门也随之解体，赤卫队失去了铁拳和耳目。这两个部门恰恰是对暴动最有用的部门，其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3·
12月10日晚7时，广州市旧仓巷的一座楼房内，教导团、警卫团和工人赤卫队负责人陆续秘密集中在此，大家神情紧张。
在刚刚结束的广东省委的紧急会议上，噩耗连连。
为广州暴动运送武器的中转站——大安米店被广州公安局查获了。
炸弹偷运进城的时候，通常是混装在大米之中以躲过盘查。这个手法过于传统老旧了，当年虎门销烟鸦片贩子用这种方法偷运过鸦片，同盟会的黄花岗暴动用这个方法偷运过炸弹。现在共产党又用，被查获并不需要太复杂的技术手段，只需在进城的路卡上严加盘查，必会发现蛛丝马迹。
给米店运米的车中藏有炸弹，米店自然难以幸免。警察顺藤摸瓜搜查了米店，果然又发现了大量炸弹。人证物证俱在，米店老板自然无话可说，加之严刑追问，很快便竹筒倒了豆子。根据米店老板的口供，警察又搜查了共产党控制的广州市人力车总工会和印刷总工会，果然搜出了枪械和炸弹，于是又拘捕了一部分当事者。
警方也许是出于诋毁共产党的目的，也许是想夸耀自己如何能干，也许是想敲山震虎，总之很快便将此事捅给媒体，广州市的报刊登出了新闻。这一登报不要紧，几乎牵连出前敌军委的潜伏地点。出事的米店恰好是前敌军委租住房子的铺保，房东不想给自己惹上麻烦，请聂荣臻和几位军委委员赶紧另找铺保，否则立即搬家，不然就报官。聂荣臻赶紧掏出五十元港币贿赂房东，这才过关。
鉴于事态严重，张发奎于12月10日宣布广州戒严，并将黄琪翔从西江前线调回广州应变。还有一条更为不利的消息。据内部情报，张发奎极有可能在近期内再次解散教导团，广州暴动将失去最基本的军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