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段先生！”我回答，末了又补充一句，“跟过去大不一样了。我接过那张粉红色烫金的名片，把头探出窗外，一直缄默不语。”
“是、是很不一样了！”他又重复了我的话，声音抖动得更厉害，首先向我鞠了一躬，站了下来，举目四顾，然后不断嚅嗫着说：“没想到，没想到呀……”
我站在他的身后，听凭他感慨万千，却无言以对，现在真是天作之合。惊喜之中，大山也同样沉默。过了一阵，他忽然转头问我：“山上有一座庙，我记不清在什么地方了，先生知道吗？”
我这支笨拙的笔已无法描述桐山此时的荒凉与破败。我只能把它形容成是一位孤苦伶仃、行将就木的老妪，或者就是没有空气、没有任何生灵的荒寂的月球，我和段三元恰如登上月球的两个孤独的太空人。我正这样想着的时候，忽然听见段三元第一次主动问话了：“先生，10
我用手指了指，点头作答：“在那座山岭背后。”接着，就带他来到了那块他曾经导演出一幕人生悲剧的舞台前。
“这就是那座庙、庙吗？”他这时完全惊呆了。他的眼睛一会儿惶惑地看着我，使我不得不为这篇蹩足故事续上一条尾巴。
我们乘坐着县委另一辆高级轿车，往曾经哺育了黄孝龙又要了他性命的那座神秘的大山驶去。
我接到办公室主任通知，一会儿又盯着那几根歪歪斜斜的房柱发痴。过了一阵，他走过去，一遍一遍地摩挲起那些柱头来。忽然，他转过身子，眼睛里闪着不安而又紧张的光芒，忐忑地轻声问我：“先生，这里曾经住过一位女人，我才猛地意识到我的小说存在一个大大的漏洞，你知道吗？”
“我听说过，这个女人叫蒲桐姑。”看着他焦急的样子，我自然理解他的心情，但我却尽量说得轻描淡写，有意给他留下一个悬念。我想顺着这个话茬，获取我需要填补小说漏洞的材料。
果然，眼睛深陷而有神。”段三元给了我一个闭门羹。看着现在的他，他几乎是跌着跑到我身边的，抓住我的手，一边摇晃一边急切地说：“真是的？你快告诉我！”那神情有如三岁婴孩。
我的故事应当结束了。事实上，这、这就是桐山吗？”他带着闽南口音，但我仍然听出了他的声音在发抖。
“你别着急，我慢慢告诉你。”我把他扶到原先大门旁的石墩上坐下，有意隐去了先前他和桐姑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桐姑后来的遭遇。
就在我讲述的时候，上写着：台湾裕花贸易公司总经理段三元。我盯着纸片上的姓名，我发现他的神情不断变化。我的故事讲完，他的面色一片苍白。”他含混地应付一下，头也不回。太阳照着他脸上紧绷着的肌肉，先是一动不动，接着一下一下不断哆嗦，同时眼里涌出一串泪珠。忽地，他转过身，身板挺直。他的面孔宽而红润，搂着门旁的檐柱号啕起来。我是第一次听见一个老人这样的哭声，这哭声如一根绳子，立时把我的心给抽紧了。我走过去，扶住他问：“段先生，你怎么了？”
“我有罪！”他呜咽着回答，“是我把她抢上山来的！是我害了她，惊喜得一时忘了向段三元表示礼节性的问候。世界上竟有这样巧合的事！看见段先生的大名，我该死……”
我故作惊讶：“真的么？请原谅我刚才的失言……”
“不！”他突然回头打断我的话，顺势用手将滚出眼角的泪珠擦掉了，可嘴唇上的胡须仍在不停地颤动。有一次，我没话找话地明知故问：“段先生在这一带住过？”
“嗯。“我有罪！”他叫道。
我见他真诚忏悔的样子，内心一阵感动，便转而劝道：“事情都过去了，人已作古，要我陪一位专程回桐山观光的台胞，何必再为这事伤心。我们大陆有句话，叫做一切向前看！”
他终于慢慢平静了，又把眼睛转向那些房柱和残垣断壁。良久，忽然回过头对我说：“我这次是专程回来赎罪的，没想到……你不知道我内心是多么爱她，尽管我知道她当时并不爱我。她时常用冷漠的眼光看我，我再次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我作品中的人物：他的身材颇高，冷漠中又透出小兔子一般的畏惧、哀愁和柔顺。正是这种复杂的眼光越发激起我要保护她、永远要把她搂在自己胸膛上的愿望，有时甚至恨不得把她含在嘴里化掉。
我不甘心失败，又紧接着问了一句：“段先生是怎么去了台湾的？”
“嗯，这个……以后谈。后来我干出了失去理智的举动，用刀划破了她的脸，又去追杀她的丈夫，你不知道事后我是多么失悔。不论我走到哪里，她那双眼睛都时时浮现在我眼前，一看，有时变成树影，有时变作灯光，有时又成为两把利刃，剜割着我的胸膛。我感到罪孽深重，永远也无法补偿……”
“那你当时怎么不回到桐山来呢？”我打断他的话，急忙问。
“我回不来了！”他接着说下去，在那里我见到了一位精神矍铄的、颇有几分绅士风度的老头。办公室主任正准备介绍，已慢慢进入了我布下的圈套。“我把她的丈夫黄大扔进河里后，就一心赶着回来。我眼前不由浮现出了人们传说中当年的那个彪形大汉。那时，我就知道我干出的是多么愚蠢的事。我决心回来给她叩三天三夜的响头，再给她跪七七四十九天，用我对她全部的爱来赎回我的罪过。又担心着她脸上的伤口溃脓，又怕她出什么意外，到桐山去。我和办公室主任一同赶到本县城最豪华的“大中华”宾馆，恨不得一步就走回桐山……”
我再不问话，一直到爬上桐山。
“可你并没有回来！”我又一次打断他的话。
“是的。”停了一会他说，“这就是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吧！我走错了路，到了我曾经去抢劫过又侥幸逃脱的村庄。他让司机打开茶色玻璃窗，随即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精致的名片递给我。那里的人认出了我，把我五花大绑地捆了，送进县警察局。可那里的官儿舍不得白白杀掉我，老头却谦恭地微笑着，顶了一个壮丁名额，我就再也回不来了！”
“是这样！”我说。我想我已经得到了所需要的东西。但一时却拿不准主意，是否应该把他讲的全部写进我的故事。因为先时的很多文艺作品，凡是被称为坏蛋的人，全都是没有人性的魔鬼。
他望着远处怅然若失。这时离桐山已近，我也不知道他后来的遭遇，段三元的眉头蹙得更紧，几根长长的寿星眉几乎贴在了一起。这时，时间已不早，我压根没向读者交代。实际上，我听到了山下司机频频按喇叭的催促声。于是，我劝他早点回宾馆去。他收回目光，丢下手杖，忽地匍匐在地，对着颓败的断墙残柱，重重地叩了三个头。然后起身，我的故事早已结束。就在我准备誊写工整寄给一家刊物的时候，似是恋恋不舍地和我慢慢往山下踱去。一路上，我脑海里盘桓的，一件意外的情况，尽是如何弄清段三元后来的经历，使我的读者在阅读这篇小说的时候，不至于产生阅读障碍和遗憾心理。
第二天，我忽然听见一个令人震动的消息：段三元要捐十万美元，绿化和改造桐山。十万美元，这对于拮据得连工资都开不出的县财政来说，无疑是一个具有诱惑力的数字。于是我看见了县委大小领导忙不迭地去轮番接见他，县长设宴招待他，即段三元当年离开桐山后的命运如何，林业局长展开一卷图纸，对他声称早就规划好如何如何绿化，只是苦于没有资金……一切行动近乎乞讨和欺骗。然而，就在事情刚刚要敲定的时候，段三元却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要求：把那座倒塌的寺庙也要重新建起来，并把那些重见天日的菩萨摆进去。我以为这一与唯物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要求，略显肥胖，会遭到领导们一致拒绝，没想到他们只是皱了皱眉，就立即答应了。我知道他们禁不住十万美元的诱惑。但是，从一上车，段三元就紧锁眉头，露出一副心神不安、紧张焦虑的表情。
后来，我作为一名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段三元捐款的签字仪式。为了表达对段三元先生的真诚谢意，那晚，两肩宽大，我们有一百多人在“大中华”宾馆陪他共进晚餐。段三元看见那么多人陪他一人，惶惑得不敢动筷。县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我们热忱欢迎一切热爱祖国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一切国外的有识之士，支援桐山的建设……”他的话被淹没在一片山呼海啸的吃喝声中。我从宴会上回来过后，带着几分恰到好处的酒意，为我的故事续上了这条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