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小说的一大特点是对主人公内心的深刻剖析以及大胆的表露，在他的小说中，主人公总是以一种近乎赤裸裸的方式将自己内心和灵魂最深处的想法表达出来。郭沫若的这种写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他曾在《批评与梦》中谈道：“精神分析派学者以性欲生活之缺陷为一切文艺之起源，或许有过当之处；然如我国文学中的不可多得的作品如《楚辞》，如《胡笳十八拍》，如《织锦回文诗》，如王实甫的这部《西厢记》，我看都可以用此说说明。”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便是《残春》中对爱牟梦境的描写，郭沫若自己也说《残春》“着力点并不是注重在事实的进行”，意在描写“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并说：“真正的文艺是极丰富的生活由纯粹的精神作用所升华过的一个象征世界。”同样，在《未央》中，也有着非常明显的意识流的描写：
幼时睡在母亲怀里的光景，母亲念着唐诗，搔着自己的背儿入睡的光景，如像中世纪的一座古城，然浮在雾里。啊，那种和蔼的天乡，那是再也不能恢复转来的了！……他自己觉得他好像是楼下腌着的一只猪腿，又好像前几天在海边看见的一匹死了的河豚，但是总还有些不同的地方。他觉得他心脏的鼓动，好像在地震的一般，震得四壁都在作响。他的脑里，好像藏着一团黑铅。他的两耳中，又好像有笑着的火焰。
郭沫若在日本的学习期间，开始了自己的文学道路，而且他前后在日本生活了将近20年时间，应该说他的文学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同时期日本流行的私小说的影响。1935年，郭沫若翻译出版了《日本短篇小说集》，其中就有不少的私小说作品。私小说突出地描写个人身边的琐事和心理活动，强调主观感受的真实而忽略环境的描写。郭沫若的作品中也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点，比如在《歧路》中，对爱牟的描写：
啊，别人都还要惊讶，难道我做人丈夫做人父亲的能够漠然无情吗？我是应该送他们回去。我是应该送他们回去。从上海到长崎三等舱只要十块钱，送他们去耽搁几天回来，来回也不过三四十块钱。啊，我是应该送他们回去。在船上去补票罢。是的，在船上去补票罢。……那些杂志每期要做文章，自己走了之后朋友们岂不辛苦吗？有那三四十块钱，他们母子们在日本尽可以过十天以上的生活了，日本的行旅不如中国艰难，想来也不会出什么意外。好在同船有T君照顾，我还是不能去。唉，我还是不能去。
综上所述，郭沫若的小说创作的成就虽没有诗歌创作那么卓著，但仍然在哲学思想、创作手法和风格上受到外国作家的影响，这些影响渗透到他的字里行间，与他的经历、思想和文风融合，形成了他自己的创作特色。
郭沫若的文学翻译与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在郭沫若的众多翻译作品中，外国文学作品在数量上占到了绝大多数，而且多出于世界名家之手，比如歌德、席勒、泰戈尔以及雪莱等。这些作品本身就具有极高的文学以及思想价值，加之契合了当时中国青年的思想状态，在近代中国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郭沫若的译介，在其中可以说功不可没。下面我们将分别阐述郭沫若翻译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的影响。
德国文学
郭沫若最初接触文学翻译应该是他在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学习期间，由于六高的第一外语是德语，而且教学方式是翻译文学作品，使他最早接触的便是德国文学。郭沫若对德国文学的译介，最早始于海涅的《悄静的海滨》，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
1922年，郭沫若在《创造季刊》上发表《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的这部巨著，反应了那个时代的青年要求摆脱封建束缚，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实现人生价值的心声，生动地反映了青年们的感情、憧憬和痛苦，表现出一种抨击陋习、摒弃恶俗的叛逆精神。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这部作品的主题理所当然地被理解为反封建反礼教，少年维特的不幸也成了广大追求进步和解放的青年的不幸，而主人公思想上的愤懑和情感上的苦恼使他们很快就赢得了广泛的共鸣。
郭沫若选择这部作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歌德）处的时代——‘胁迫时代’（指狂飙突进时代）同我们的时代很相近，我们应该受他的教训的地方很多呢。”郭沫若的翻译，使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出现了“维特”热。郭译版《少年维特之烦恼》一年余就连出四版，1924年8月出第八版，到1930年8月，泰东等书局先后印行达23版。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32年，十年间郭译本就由不同书店重印达30次之多。可以说，此书是中国20世纪20至30年代最为畅销的外国作品之一。在郭沫若之后，《少年维特之烦恼》中译版也有将近20种之多，仅举一点，便可说明郭译版的影响：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中的jungen直译应为青年，但所有的中译版均沿用了郭沫若的翻译，译为“少年”。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郭沫若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影响的持久。
《浮士德》是歌德最重要的作品，歌德从1770年开始构思，到1831年完成，前后60年时间，它是歌德一生艺术创作的顶峰，也是歌德一生的生活和思考的概括。在中国，第一个全面译介《浮士德》的便是郭沫若，他在1920年就已经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翻译的初稿，但直到1948年才完成第二部的全部翻译，历时近30年之久， 完成后也“ 颇感觉着在自己的一生之中做了一件相当有意义的事”。郭沫若选择《浮士德》这部作品，不仅仅是由于其极高的文学和思想价值，更多的是由于当时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现状，为了传播歌德在《浮士德》中所体现出的反封建思想以及脱离狭隘的个人利益、积极投身实践、追求理想生活的“浮士德精神”。
《浮士德》在中国的流行程度，远远不如《少年维特之烦恼》。但是造成这点的原因并不在于翻译，而在于原著本身的丰富内涵以及牵涉的过于庞杂的关于德国文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背景知识。这本集歌德60年努力的巨著，被弗朗茨？ 梅林誉为“西欧自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年历史的总结”，“现代诗歌的皇冠”；被海涅认为“不通晓德语，就不可能领略”。这样的一部作品，在一般人中要流行起来，是有相当的难度。
在郭沫若之后，也有几个译本的《浮士德》相继出版，但不可否认的是，译介《浮士德》首创之功当推郭沫若，郭沫若的译文在总体上自始至终把握住了那种“浮士德精神”，并以诗人的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对《浮士德》做了精辟而独特的诠释。郭沫若本人弃医从文，在本质上来讲，和歌德存在着相似之处，故而对于其精神有较准确的把握。
郭沫若译介的其他德国文学作品，重要的还有歌德的《赫曼与窦绿苔》、席勒的《华伦斯太》和《查拉图司屈拉钞》。虽然它们的影响远不如上面两部作品，但完全不会妨碍郭沫若成为德国文学在中国译介的第一人，用杨武能先生的话说，郭沫若在德国文学译介方面可谓“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英国文学
郭沫若译介的最重要的英国文学作品就是《雪莱诗选》，在英国作家中，郭沫若最为崇拜的是雪莱。他曾说“雪莱的诗心如像一架钢琴，大扣之则大鸣，小扣之则小鸣。他有时雄浑倜傥，突兀排空；他有时幽抑清冲，如泣如诉。他不是只能吹出一种单调的稻草”郭沫若：《雪莱的诗》小引，《创造季刊》，1923年2月第一卷第四期。。雪莱对于郭沫若的文风的影响非常明显的体现在他的诗歌，尤其是《女神》中。但郭沫若译本的《雪莱诗选》在中国并不如其他译者如丰华瞻、查良铮、江枫等人的译本流行。这一方面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在当时使用的语言对于现代人已难以理解；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郭沫若在翻译时更多地注重了其磅礴的气势而相对忽视了语言优美的原因。
在创造社期间，郭沫若还翻译了英国著名小说家高尔斯华绥的《法网》《银匣》《争斗》和《异端》，虽然都是初译，但都未能成为最流行的译本。
俄罗斯文学
十月革命之后，俄罗斯文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中国传播开来。俄罗斯文学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繁荣，不仅是因为它本身的文学价值，更是因为它呼应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和政治需求，是“偷运给起义奴隶的军火”（鲁迅语）。这种传播从五四运动开始达到顶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者的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等人，都是俄罗斯文学的翻译者和积极推广者。郭沫若最早在日本六高留学期间接触到屠格涅夫的作品，并且甚为推崇。1921年，郭沫若读到了德文版的《新时代》（《处女地》），非常喜欢，并认为“这书里的主人翁涅日达诺夫， 和我自己有点相像。”1924年8月，郭沫若在日本翻译了这部作品。但应该注意到，郭沫若译这部作品的原因更多的是从政治和社会革命的角度出发的，为当时中国的变革者提供一个借鉴，这也是为什么他说“译成了这部书后， 把我心中的‘涅日达诺夫’枪毙了”。这也可以说是郭译本的《新时代》在文学上不甚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所有的俄罗斯同时代作家中，托尔斯泰无疑是最杰出的代表，高尔基甚至认为托尔斯泰“告诉我们的俄罗斯生活，几乎不下于全部俄国文学”。
尽管郭沫若对托尔斯泰推崇备至，但他翻译《战争与和平》的目的却是为了生活，并且没有能够完成，直到1940年才由高植将其全部完成。《战争与和平》在抗战时期翻译完成出版，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郭沫若翻译和参与翻译的这两本俄罗斯名著，虽然均是首译，但都不是从俄文原本出发（《新时代》从德译本转译，《战争与和平》是从英译本转译，后高植从俄文原版完成），且翻译的动机都不是从介绍原著的文学价值出发，故而在国内影响不大。
其他
除了以上提到的作品外，郭沫若翻译的重要作品还有直到现在都还广为流传的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1919年，胡适就曾译过《鲁拜集》中的两首；5年后，郭沫若又译了101首；在他之后，朱湘、王蒙等都曾译过，不过还是公认郭沫若译得最好。郭沫若是中国最重要的《鲁拜集》的译者，虽然他是从英译本转译而来，但幸赖于英译者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的不朽之功，以及郭沫若激情四射的翻译，为其诗句融入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风雅，楚辞的浪漫，近代新体诗的直白和东方哲人的智慧，更令这本文学名著大放异彩。郭沫若自己也曾说：“读者可在这些诗里面，看出我国的李太白的面目来”。《鲁拜集》可以说是一部被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和郭沫若重新创作过的作品，因为这两位译者都在其中加入了大量的自己的语言。虽然也被人认为过于脱离了原著中的宗教思想，这两次译介可以说正式确立了《鲁拜集》流芳百世的不朽之作的地位。
在流亡日本期间，郭沫若还翻译了美国作家辛克莱的《石炭王》《屠场》和《煤油》，意在借助其揭露的美国现实，反照国内的相似情形，激起读者对当时中国社会黑暗现实的批判。
虽然郭沫若在日本生活了很长时间，但他对日本文学的译介却寥寥无几，只有一本《日本短篇小说集》，其中之原因固有当时政治形势以及个人好恶的影响，但更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郭沫若的译介多出于影响当时社会的目的，而非介绍外国文学，所以当时日本流行的叙述身边小事的“私小说”当然无法进入郭沫若选译的主要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