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s ich zuvor besessen，从前所有心中事，
mein Herz sollt es vergessen；要我定要把他忘；
das hat es nicht gewollt.我暗自心伤。
Meine Mutter klag ich an，怨我妈妈误了我，
sie hat nicht wohl getan；一着铸成天大错；
was sonst in Ehren stunde，从前本是清白身，
nun ist es worden Sunde；如今已经成罪过，
was fang ich an？教我如何可！
Für all mein Stolz und Freud纵有矜荣和欢快，
gewonnen hab ich Leid.徒教换得幽怨来。
Ach， war das nicht geschehen，若无这段错姻缘，
ach， knnt ich betteln gehen纵使乞食走荒隈，
uber die braune Heid！我也心甘爱！
《我的妈妈所主张》这首诗出现在小说第八章中。该章讲述，多年后莱因哈特做客茵梦湖庄园，见到了旧时恋人，此时已是茵梦湖庄园的女主人伊丽莎白。两人同读这一首民谣，心中幽怨之情溢于言表。“我的妈妈所主张”（Meine Mutter hat′s gewollt）是诗歌中的第一句，小说原著者施笃谟把它作了该章的标题。郭沫若在翻译时将该章节的标题改为了“睡莲”，而在《译诗集》中把它作了诗歌的标题。
郭沫若的译文格调古雅，韵味十足，意境悠远，显示出其雄厚的古诗词功底，堪称小说《茵梦湖》译本的点睛之作。
赛德尔（Heinrich Seidel 1842-1906）
《白玫瑰》
该诗系郭沫若于1925年7月撰文《论节奏》中录的一首诗。
赛德尔原文：郭沫若译文：
Weie Rose白玫瑰
Weie Rose， weie Rose-白的玫瑰，白的玫瑰！
Trumerisch梦微微
Neigst du das Haupt.垂着头儿睡。
Weie Rose， weie Rose-白的玫瑰，白的玫瑰！
Balde不一会儿
Bist du entlaubt.你的叶儿飞褪。
Weie Rose， weie Rose-白的玫瑰，白的玫瑰！
Dunkel暗巍巍
Drohet der Sturm.暴风快来者。
Im Herzen heimlich-在你心中悄悄地
Heimlich-悄悄地
Naget der Wurm.有个虫儿在蛀你。
在《沫若文集》第十卷（1959年6月）所收《论节奏》中，郭沫若把该诗中的“飞褪”改为了“飞坠”，符合原文“entlaubt”落叶之意。
郭沫若在《论节奏》一文中认为，节奏才是诗的本质特征，“所以节奏之于诗是她的外形，也是她的生命，我们可以说没有诗是没有节奏的，没有节奏的便不是诗。”诗的节奏便是诗人的情绪的外化。“诗自己的节奏，可以说是情调，外形的韵语，可以说是音调。”他认为，情调和音调是两种同性质的东西。旧体诗借助韵文而赋予了诗音调，自由诗“虽然没有外形的韵律，但在自体，是有节奏的”，所以自由诗或散文诗仍然是诗。“具有音调的，不必一定是诗，但我们可以说，没有情调的，便绝不是诗”。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好的诗的标准“有情调的诗，虽然可以不必再加以一定的音调，但于情调之上，加以音调时（即是有韵律的诗），我相信是可以增加诗的效果的。”这句话讲出了郭沫若对于作诗和译诗的美学观念和方法论，即是创作的情绪（节奏）加外形的韵律（音调）。
《赫曼与窦绿苔》作品简介
《赫曼与窦绿苔》是歌德1796年9月11日至1797年6月1日间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全诗采用了荷马的诗体六步韵（Hexameter）写成，共分九章，每章以古希腊神话中职司艺术的九位缪斯神的名字作为标题。在结构上严格遵守了古希腊戏剧的“三一律”原则，讲述了莱茵河右岸一个地主家里某一天午后到黄昏之间发生的一件事情。故事背景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1794年8月，法国革命军与普奥联军的一场战争。作品具有浓郁的田园牧歌式的抒情风格，被恩格斯誉为“市民的牧歌”。
翻译及发表情况
《赫曼与窦绿苔》是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的译作。译讫于1936年11月20日，是夜即作《译者书后》。译作由《文学》月刊1937年1月、2月连载。《文学》月刊是文学研究会于1933年7月1日创立的，郑振铎和茅盾是主要发起人。该月刊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是左翼作家、进步作家发表创作的阵地。1942年4月，重庆文林出版社出版了《赫曼与窦绿苔》单行本，列入“文学集丛”。1955年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翻译背景
1.国内文坛的新动向：“颇有对于叙事诗和长诗的要求”
在《译者书后》郭沫若解释翻译该诗剧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国内近来颇有叙事诗和长诗的要求，为技术的修养起见，我想到了这首长诗，便把它翻译了”。这句看似简单的话语，道出了促使郭沫若翻译这部作品背后深刻的中国社会的时代背景。
抗战前夕，中国诗坛已经出现了写作长诗和叙事诗的新动向，并有一批优秀的作品陆续问世。如蒲风的《六月流火》（1935）、田间的《中国？农村的故事》（1935）、臧克家的《自己的写照》（1936）、王亚平的《十二月的风》（1936）、岳浪的《饥饿的咆哮》（1936）等。整个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中华民族面临着深刻的民族危机，这就迫使诗人们更加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和祖国的命运。他们走出个人世界的狭小天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生活视野迅猛扩大，创作题材如潮水般涌来，短小的抒情诗已经不能满足诗人们丰富的情感表达和宏大叙事的要求，诗歌的形式必然迈向容量更大的长诗和叙事诗。向西方成熟的长诗和叙事诗学习借鉴就成了当时中国诗歌发展的客观要求。
1936年4月4日，郭沫若在他流亡日本期间的居住地千叶县市川市他的住所里接待了来访的“中国诗歌会”成员青年诗人蒲风。谈话中专题谈论了长诗的问题：
问：要写长诗，最先就不能不多读一些外国的长诗。除了《失乐园》《神曲》《浮士德》《荷马史诗》以外还有什么值得介绍给大家读一读的？答：这些都是很旧的了。《浮士德》只是诗剧，第一部有长诗的性质，第二部玄学思想过浓，我是大不敢佩服的。但Byron(拜伦)的很可以一读。歌德有叙事诗Hermann und Dorothea(赫尔曼和多罗西娅)(1797)，而尤其不能不读的是惠特曼，他的东西充满“德谟克拉西加上印度思想”的思想。和我们时代虽有距离，但他的气魄的雄浑，自由，爽直，是我们所宜学的长诗。
这次谈话七个月之后，郭沫若就把《赫曼与窦绿苔》翻译出来了。可以说，这部译作的产生既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客观需求的反映，同时也寄托了译者对于中国长诗创作水平提高的殷切希望。
2. 配合“国防文学”的宣传
郭沫若翻译《赫曼与窦绿苔》的第二个原因在1936年11月20日所作的《译者书后》中有所叙述，在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时删除了的。这段被删除了的文字是：
这诗是以希腊式的形式来容纳着希伯来式的内容。内容于我们目前的现实没有多大的教训，只是多少有点“国防”的意味，和窦绿苔的为革命而死的未婚夫之可贵的见解，是值得提起的。
文中“国防”二字是指1934年10月，“左联”党团书记周扬在《国防文学》一文中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周扬在文中指出，我国不仅没有写甲午海战的作品，就是写东北义勇军游击战和“一二？八”战争的作品也少得很。在“战争危机和民族危机直迫在眼前”的今日，是非常需要“国防文学”的，它的任务是“暴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的狰狞面目，描写各式各样的民族革命战争的英勇事实，并且指示出只有扩大发展民族革命战争才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瓜分下救出，使它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这个口号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鉴于时局的发展，1936年6月，周扬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中，再次提出了这个口号，之后立即得到了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的积极响应。郭沫若也支持这个口号，并撰文《国防？污池？炼狱》1936年6月14日《文学界》第二号。《国防文学谈》1936年7月13日《质文》第七号。和《蒐苗的检阅》1936年8月30日《文学界》第四号。作为响应。
译作在国内反响平平的原因：作品的主题思想并不适合进入“国防文学”。
茅盾在《需要一个中心点》一文中对“国防文学”作出了一个公认的经典定义：
这是唤起民众对于国防注意的文学。这是暴露敌人的武力的文化的侵略的文学。这是排除了一切自馁的屈伏的汉奸理论的文学。这是宣扬民众救国热情和英勇行为的文学。这是为讴歌为祖国而战，鼓励抗战情绪的文学。然而这不是黩武的战争文学。相反的，这是为了世界的真正平和，为了要终止一切侵略的战争的战争文学。林淙选编：《现阶段的文学论战》，上海光明书店1936年版，第29页。
据此，从《赫曼与窦绿苔》所反应的主题思想来看，并不适合进入“国防文学”的范畴。《赫曼与窦绿苔》本质上是一部宣传社会伦理道德的诗歌体小说。歌德在作品中歌颂了德国小市民恪守道德礼仪的保守思想。例如赫曼一家和邻里们对难民们的慷慨救助，赫曼对父母的恭谨，父母对儿子的理解，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赖无所芥蒂的和谐关系，窦绿苔对患病乡亲的照顾，赫曼对窦绿苔的尊重，众人和平建设家园的理想等等。所以，席勒把《赫曼与窦绿苔》赞誉为“是一本充满智慧和德性的珍美的教训的书”。周学普：《赫尔曼与陀罗特亚译者序》，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6页。作品所展现的种种道德礼仪，跟中国儒家思想中所宣传的仁义理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准则别无二致。作品中虽然也有主人公赫曼保家卫国的思想，但并不是作品的主要思想。至于窦绿苔的为革命而死的未婚夫，恰恰是歌德用来对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和所引起的混乱的批判。另外从史实来看，有着普奥联军武装干涉法国革命在先，兵败河东引火烧身在后的事实。所以，郭沫若把《译者书后》中的这段文字最终删除是情理中的事。这实际上也是歌德的这部作品在当时中国并无影响的重要原因。
翻译对郭沫若的影响：是他第二次文学生命复苏的标志
《赫曼与窦绿苔》在郭沫若翻译活动中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在他众多的译作中又添加了一部那么简单。它的产生昭示着郭沫若第二次文学生命的复苏。郭沫若流亡日本的时间是1928年2月24日至1937年7月25日。在1935年之前，他在日本主要的活动是从事中国古代社会和金文甲骨文的研究，文学创作活动居于次要地位。虽然在此期间郭沫若仍然在从事翻译工作，并有一批译作先后问世，但从译作的体裁上看主要是小说和社科类书籍。
翻译的小说有《石炭王》（1928）、《屠场》（1929）、《煤油》（1930）、《战争与和平（第一册、上）》（1931），社科类作品有《美术考古学发现史》（1929）、《政治经济学批判》（1931）、《生命之科学（第一册）》（1934）。他年轻时代所喜爱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在这一时期明显萎缩，仅有与李一氓合译的《新俄诗选》（1929）。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在郭沫若看来诗歌翻译就等于诗歌创作——在郭沫若文学创作活动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它的活跃期就是郭沫若文学创作的活跃期，它的沉寂则代表着郭沫若文学活动的低潮。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尤其是1935年之前，过着深居简出的书斋式生活，社会活动明显减少，人际交往范围狭窄，主要集中在日本汉学界圈子里。在国内文坛大有“隐”下去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