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克拉凡左的骑士〉小引》（1936年8月1日）中说：“‘国’内有好些朋友见我近年来少发表关于文学方面的著作，以为我是成为了‘隐者’……以后只要情势许可并常有发表地盘，我敢说一时倒还‘隐’不下去的。”这句话恰恰证明了郭沫若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坛上 “隐”的事实。1935年在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中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从《文化越境的行旅：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蔡震：《文化越境的行旅：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一书中所记载的情况来看，这一年郭沫若的文学活动大大增多，原因是“左联”的一批青年成员来到日本东京留学，成立了“左联”东京分盟。
自1935年起他们频繁地拜会“左联”的元老之一郭沫若，实际上把郭沫若视为分盟的领导人。郭沫若也热忱地接待他们指导他们的工作。而他自己的文学生命也由此复苏。1935年至1936年郭沫若创作了多篇历史小说，结集于《豕蹄》。特别是1936年，他翻译《赫曼与窦绿苔》前后创作的诗歌有《给澎澎》（1936.3.19）、《给C.F.》（1936.5.23）、《纪念高尔基》（1936.6.19/22）、《悼聂耳》（1936年夏）、《们》（1936.9.18）、《诗歌国防》（1936.11.11）、《疯狗礼赞》（1936.11.11）等。这些诗歌和他归国后所创作的诗歌在主题思想上一脉相承，一道集结于《战声集》。歌德的长篇叙事诗《赫曼与窦绿苔》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翻译的。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是郭沫若第二次文学创作高峰来临在翻译上的体现。
《茵梦湖》作品简介
《茵梦湖》是德国著名作家特奥多尔·施笃谟（Theodor Storm 1817-1888）的成名之作，写于1849年，收入在作者1851年出版的合集《夏日故事和歌谣》（Sommergeschichten und Lieder）。
《茵梦湖》在体裁上属于中篇小说，共十章，叙述了一场婚姻悲剧。《茵梦湖》以不足万言的文字，几近白描的手法和紧凑的情节向世人展示了婚姻与财富、事业与爱情、社会伦理道德与传统偏见等超越时代和民族界限的社会现象。在男女主人公缠绵幽怨的情愫和舒缓细腻的景物描写烘托下的人生悲剧十分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审美情趣。更重要的是，小说涉及的婚姻自由的社会议题在面临着反封建、争独立、渴望恋爱自由和个性独立的中国青年中激起了巨大的共鸣。中国的青年读者们在《茵梦湖》中读出了自己的心声，对小说产生了几近狂热的崇拜。
译作出版情况
1921年7月上海泰东书局首次出版了郭沫若、钱君胥（钱潮）合译的《茵梦湖》，列为该书局出版的“世界名家小说第一种”。小说面世后立即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极大关注。同年8月再版，至1923年10月已重排了六版，1927年又被创造社出版部编入“创造社世界名著选第五种”再版。至1929年5月，《茵梦湖》已印至十二版之多。之后又由多家出版社推出，例如，1930年7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三年不到就印有六版；1935年4月，上海大新书局先后又出三版。不仅如此，众多翻译名家也对该小说情有独钟，不遗余力地先后加以重译。据统计，自郭沫若、钱君胥首译以来至今八十余年中，已有二十几个《茵梦湖》中译本存世。
翻译背景
《茵梦湖》被公认为是自五四以来最受欢迎的德语文学作品，郭沫若功不可没。虽然此书名义上是郭沫若和钱君胥合译，但深深打上了郭沫若翻译风格的烙印，被公认为郭译版本。钱君胥在《回忆沫若早年在日本的学习生活》《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四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一文中对小说的翻译过程有详尽的叙述。他认为，郭沫若从事翻译就是始于1919年的《茵梦湖》译作，文中忆道：
五四运动的浪潮拍打着九州海岸，在沫若怂恿、影响下我就学习翻译，从德文原著找来了《茵梦湖》。我埋头苦干，花了几个月，采用旧时平话小说体的笔调意译，沫若多次旁加鼓励，他说：“这部书表达了高尚的爱情。”有次，他看到我译的书中女主角伊丽莎白道白诗：“自我妈妈所主张，要我另嫁刘家郎，我自暗心伤！”很有兴趣，此后，这首诗成为他漫步博多湾滩朗诵的内容，他说：“粗浅的字句里，却写出了真情实感。”斯托姆朴厚、清爽的诗句，把沫若吸引住了，他对照原文很快地读完我的译作。他说，使用这种笔调，无以表达原著文采。又说：每个民族的文学，都有其独特风格，否则就看不清了。他的见解，我才懂得翻译文学作品和医学论著完全不一样，有它的基本规律。我自知于《茵梦湖》翻译力不从心，辞不达意，交由沫若重译，他也义不容辞，为我改译。他以博多湾风光为模特儿，比作想象中的茵梦湖色，塑造意境兼及人物。
书中的诗句经他修饰，作了押韵，既忠于原著，又切合现俗，显得好多了。书译好了，沫若给我看了，但他不愿出版，深怕未尽人意，这究竟是初试外译啊！直到沫若返国，游览杭州，举世嗜名的西湖凝静、浓艳自然美为他扩大眼界，就此，又将《茵梦湖》文字作了加工。一九二一年二月，沫若在上海参加创造社活动，作为创造社丛书，把《茵梦湖》译文，由我俩署名，交由泰东书局出版。
郭沫若本人在《创造十年》中回忆此事时说：我开始编撰了我的诗集《女神》，其次是改译了那本《茵梦湖》。《茵梦湖》的共译者是我的同学，那小说的初稿是他译成的。他对于五四以后的中国的新文体没有经验，他的初译是采用旧时的平话小说体的笔调，译成了一种解说的体裁，失掉了原著的风格。因此我就全盘给他改译了，我用的是直译体，有些地方因为迁就初译的原故，有时也流于意译，但那全书的格调我觉得并没有损坏。我能够把那篇小说改译出来，要多谢我游过西湖的那一段经验，我是靠着我自己在西湖所感受的情趣，把茵梦湖的情趣再现了出来。
《茵梦湖》译本反映出的郭沫若对于文学翻译的主张.
第一，翻译选题的标准——“共鸣说”。就是作品本身要感动译者，这是郭沫若翻译选题的首要标准。例如《茵梦湖》所表现的主题——婚姻悲剧，郭沫若是有切身体验的。尤其是小说中那首诗“是我妈妈所主张”，就直接触动了郭沫若心中的隐痛。一部作品中，或许就是其中的某一个方面，甚至某一段文字触动了他的心弦，他便起心来翻译整部作品。
第二，生活体验论。郭沫若十分重视译者的个人生活体验对于重现作品中相同或类似场景的重要作用。例如郭沫若在翻译小说《茵梦湖》的时候，其住所后面就是福冈著名的“十里松原”。这对于他生动再现小说《茵梦湖》“林中”一章中所描写的自然风光无疑是很有帮助的。又如，郭沫若自己也承认，他对茵梦湖景色的再现更是得益于他游览西湖的那段经历。翻译《茵梦湖》的经验形成了后来他所强调的作为译者的“生活体验论”。他在1921年6月14日致郑振铎的信中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说：
翻译自身我并不藐视；对于翻译的功用和困难，自信颇能理解，并且也还有些体验；我所鄙屑——斗胆用这两个字——的是那字典万能的翻译家。翻译须寓有创作的精神，这句话是我所承认的，并且是我所愿意极力主张。翻译绝不是容易的事情；要翻译时有创作的精神则对于作者的思想和环境须有彻底的了解，对于作品的内容和表现亦须有充分的研究；所以要做个忠实的翻译家终不是容易的事……总之，我对于翻译，不求其热闹，宁求其寂寥；不愿在量上图多，宁愿在质上求好。
第三，在翻译中努力地贯彻他提倡的“风韵译”主张。“风韵译”一词最早出现在他的《〈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附白》一文中《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是田汉1920年3月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九期上的译文，其中所录歌德的11首诗歌皆为郭沫若所译。 。他说：“诗的生命，全在他那不可把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风韵译”是他从译诗中得到的经验，他把这一经验用在了《茵梦湖》的翻译实践中。1922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文学研究会推出的唐性天翻译的《意门湖》。郭沫若在读完该译本后随即著文《批判 〈意门湖〉译本及其他》载1922年9月上海《创造季刊》第一卷二期，指出该书“译文错得太厉害”、“太不近人情”。在将大错一一揭出与原文对照加注的同时，他还特别提出了译诗的标准：
我们相信译诗的手腕决不是在替别人翻字典，决不是如像电报局生在替别人翻电文。诗的生命在他内含的一种音乐的精神。至于俗歌民谣尤以声律为重。翻译散文时，自由诗时自当别论。翻译歌谣及格律严峻之作，也只是随随便便直译一番，这不是艺术家的译品，这只是语言学家的解释了。我始终相信，译诗于直译，意译之外，还有一种风韵译。字面、意义、风韵，三者均能兼顾，自是上乘。即使字面有失而风韵能传，尚不视佳品。若是纯粹的直译死译，那只好屏诸艺坛之外了。
文中又说，“最近国人论译诗，有些朋友主张定要直译的，不知是何存心。直译而能不失原意尚可，对于原文若于解与不解之间，或竟至全未了解，便梦梦然翻译，这种态度我觉得可以深自忏悔了罢。”郭沫若的这篇文章名气很大，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两大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论战的备忘录文章之一。
“风韵译”是郭译本《茵梦湖》成功的关键
郭沫若以《茵梦湖》为对象，积极实践其“风韵译”主张，就是要在翻译时对文学作品进行“诗意”的渲染。这不单体现他在对译文的词句、段落、章节的体察上，他甚至是以整个文本为单位的。比如，在施笃谟原文中，第四章的标题是Da Stand das Kind am Wege，是直接取自文中莱因哈特所作的一首诗中的一句。其中Kind（德语：小孩）一词当然是指伊丽莎白。因为在莱因哈特心中，伊丽莎白就是站在他人生道路上为他指路的那个女孩。这是翻译的难点。
郭沫若对该词的理解是十分准确的，这从他对该诗的翻译中可以看得出来，不存在因为不能准确理解而有意回避的问题。若是采取直译，该标题应是“女孩站路旁”。但郭译版本第四章标题却是“圣诞节”，直取该章节的时间背景。又如，原文第八章节的标题“Meine Mutter hat′s gewollt”也是出自该章节中的一首民谣中。郭沫若仍然放弃了直译“是我妈妈所主张”，而曲折地采用小说中象征伊丽莎白的“睡莲”作为标题。对于原文第六章标题 “Ein Brief(德语：一封信)”，郭沫若更是直取信中要义，冠以“惊耗”二字作为标题。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诗意性的翻译手法对于再现原作轻快紧凑的文风所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原作效果。
1927年11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朱偰翻译的《漪溟湖》。朱偰在《序》中对郭译本和唐译本做了一番评价：
《漪溟湖》已有两种版本：唐（性天）译作《意门湖》，郭（沫若）译作《茵梦湖》。唐译是直接翻译的，可惜语句滞重，而错误之復多，实逊似郭译；郭译文破流丽，意味亦深长，可以说是译品中不可多得的文章；但可惜有几十处失了真意，因此减色不少。——我不知郭君是否从德文直接翻译，但是从几处错误之点看来，似乎没有见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