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几十处失了真意”一句显然是包括了这几章标题在内的，难怪朱偰有“我不知郭君是否从德文直接翻译”的揣测。在郭译本之后的各家译本中对于这几章的标题都采用了直译。这一事实表明，当时中国的翻译界对郭沫若的“风韵译”的主张还是持有相当大的保留态度的。朱偰随后在《序》中列出了郭沫若译本中的十五个错误，并申言“却还不足以尽其错误处的三分之一”，以此作为他重译的理由。我们丝毫不怀疑朱偰批评的善良用意以及重译的良苦用心，只是朱偰不知，郭译本《茵梦湖》并非靠忠实于原文取胜，而是以其“风韵译”赢得了中国广大青年们的欢迎。不仅如此，单是小说的译名就堪称“风韵译”之杰作。《茵梦湖》的德语原文Immensee是个复合词。其中，See是湖的意思，Immen是地名，在古德语中意思是“蜂鸣”。唐性天译作《意门湖》，只取发音上的契合。朱偰译作《漪溟湖》，既契合发音又凸显了湖的水汽。巴金则考据词源，定名《蜂湖》，取蜂鸣于湖的意境。这些译名都不如“茵梦湖”传神。此后，该小说虽然一再被重译，但都采用了《茵梦湖》作为书名。
翻译对郭沫若的影响
至于翻译小说《茵梦湖》对郭沫若产生的影响，钱君胥在他那篇回忆文章是这样说的：“《茵梦湖》对沫若是有影响的，译作中的‘森林女神’，即为他借用为《女神》集的书名。”《茵梦湖》的翻译出版对郭沫若至关重要的影响还在于：《茵梦湖》为泰东书局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证明了自己的“商品价值还不坏”。郭沫若以放弃该书的版税为代价，换取了泰东书局的股东兼经理赵南公对出版《创造季刊》的支持。创造社从此有了自己的刊物。
《少年维特之烦恼》作品简介
《少年维特之烦恼》是一部自传性的书信体小说，大部分内容是由维特写给他朋友威廉的信件组成。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处穿插了部分以第三人称叙述的情节。小说以维特离开绿蒂为界，分上下两编，故事情节的时间跨度为1771年5月4日至翌年12月20日。
小说主人公维特是个没有明确生活目标的年轻人，靠着他父亲的遗产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这年春天，维特来到一个叫瓦尔海姆（Wahlheim）的城郊小村庄小住。瓦尔海姆旖旎的自然风光焕发了维特内心的艺术热情。维特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对当地下层劳动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心。他主动与村民们交往，倾听他们的心声，并时常接济他们。在一次去参加乡村舞会途中，维特结识了当地一名法官的长女夏绿蒂。绿蒂按照她母亲临终的嘱托悉心照料着八个年幼的弟妹。维特被绿蒂的美貌和母性深深打动了。在维特眼中，绿蒂不仅美貌动人，而且活泼率真、善解人意，更重要的是，他发现绿蒂跟他在精神世界也很接近：在雷雨后的傍晚时分，他们一起向原野眺望时，竟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克洛普？施托克的颂歌。这次舞会的经历在维特心中掀起了巨大的情感波澜——他深深爱上了绿蒂。然而，也有让维特隐隐感到不快的事情：绿蒂已经订了婚，未婚夫名叫阿尔贝特，正出差在外。
自那次舞会后，维特像着了魔一样天天往绿蒂家跑。绿蒂对维特似乎也颇有好感，并不拒绝他的来访，大方地同他交往起来。维特对绿蒂的爱恋与日俱增。就在两人密切交往之际，绿蒂的未婚夫阿尔贝特回来了。阿尔贝特品行端正、宽厚沉稳，他跟绿蒂的婚事是绿蒂母亲临终时定下来的。阿尔贝特对维特很友善，他对绿蒂和维特的交往也表现出大度和宽容，而且也不反对他们单独在一起。绿蒂深知，阿尔贝特之所以这样，当然是出于对她的爱、尊重和充分的信任。就这样，绿蒂、阿尔贝特、维特陷入了复杂的三角关系之中。维特渐渐地却又是清楚地预感到，他对绿蒂的爱恋将不会有结果，因此十分苦闷但又无法解脱。维特在经历了一番痛苦的内心挣扎后，决定离开绿蒂。
离开瓦尔海姆后，维特供职于一位公使手下。拘泥刻板的工作，生活中的种种约束让生性敏感的维特感到十分苦闷，渐渐心生去意。在一次贵族的聚会上，维特由于没有贵族身份而被“请”了出去，这让维特对傲慢自大的上流社会彻底失望了。他辞了职，重新过上了漂泊的生活。在此期间，他受邀到一名侯爵的猎庄生活了一段时间。侯爵很欣赏维特的才华，但维特发现彼此之间根本没有共同之处。维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并且他又重视我的理智与才能而忽视我的心情。我这心情是我唯一的至宝，唯有它才是一切底泉源，一切力量底，一切灾难底。啊！我智所能知的，什么人都可以知道，——我的心才是我自己所独有。郭沫若对这句有很深的感受，他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引用过这句话。它对于我们了解青年时代的郭沫若独特的精神气质是很有帮助的。
维特本来是想通过侯爵投身军界的，但侯爵认为他是心血来潮，劝他打消这个念头。维特又失望了，他离开了侯爵，又回到了瓦尔海姆。这时的绿蒂已经和阿尔贝特结了婚。尽管如此，维特还是频繁地拜访绿蒂，且愈加不能自拔。绿蒂当然是明白维特心思的，但出于对维特的爱护和对他日渐消沉的精神状况的担心，又出于两人过从甚密带来的种种不便作考虑，决定减少他们的见面次数。绿蒂甚至还苦劝维特放弃对她的爱。但此时的维特已经不能控制他自己的感情了。他不顾四天后的圣诞节与绿蒂见面的约定，乘着阿尔贝特外出，又来会绿蒂这就是小说时间跨度上的终止日——12月20日。
维特给绿蒂朗诵莪相的《挽歌》，两人被诗歌中高尚人物的悲情故事深深感动，动情中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理智让绿蒂推开了维特。绿蒂“心中淆乱得异常不安，激颤在爱与怒之间，说道：‘这算是最后一次了，维特！你永远不要再见我了。’——投一瞥爱怜横溢的目光在不幸者身上惚惚地跑进临室里去，随手把门掩了。”绿蒂的这番举动对维特而言是致命的：一方面他确信了绿蒂是爱他的；另一方面他也最终明白无误地知道了，绿蒂是绝不可能置社会道德规范于不顾跟他结合的。维特彻底绝望了，他决定以自杀来了结他、绿蒂和阿尔贝特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好使绿蒂安宁地生活下去。维特自杀用的手枪借自阿尔贝特，死时身穿初次与绿蒂相识时的那套参加乡村舞会的礼服，桌上还放着一本摊开的书——《艾米丽·迦洛蒂》。
《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写作背景及其影响
普遍认为，《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歌德（J.W.Goethe，1749-1832）以自己1772年5月至9月间在韦茨拉尔（Wetzlar）的帝国高等法院实习期间的个人情感经历为原型创作的。尤其在第一编中，维特就是歌德自己，而第二编则主要是歌德根据友人殉情的事迹移花接木过来的。1772年，时年23岁的青年歌德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情感挫折后，闭门谢客，不做写作提纲，奋笔疾书，用四个星期时间一气呵成了《少年维特之烦恼》。小说于1774年的莱比锡秋季博览会上面市。全欧洲一代青年人的心随即为之沸腾了。在为小说主人公维特洒下无数同情眼泪的同时，“维特热”席卷了全欧洲。一时间，身穿蓝燕尾服、黄背心，脚蹬长筒靴的“维特装”成了当时青年男子的时尚，年轻女子则爱穿绿蒂与维特初次见面时的服饰：白上衣，袖口和胸襟上系着粉红色的蝴蝶结。在许多花园里，浪漫的人们为维特竖立了小纪念碑，社会上甚至出现了维特式的自杀。
翻译背景
1.亲近歌德的原因——泛神论
《少年维特之烦恼》郭沫若译讫于1921年9、10月间。但在此书的《序引》中，郭沫若说自己对这部小说“存心多译已经四五年了”。翻译此书的动机系“于歌德思想有种种共鸣之点”，即“主情主义”、“泛神思想”、“对于自然的赞美”、“对于原始生活的景仰”以及“对于小孩的尊崇”。
歌德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泛神论色彩，他是斯宾诺莎崇拜者和宣传者。歌德有句名言 “万有即神，神即万有”（Gott in der Natur， die Natur in Gott zu sehen）。泛神论认为神即自然，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都是神性的体现。泛神论者都具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重视人对自己主观情感的表达（主情主义）、崇拜自然、向往纯净的原始生活和崇尚童稚。歌德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如《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中都充满了浓厚的泛神论思想。郭沫若在青年时代也是彻底的泛神论者，他早年所推崇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惠施和王阳明都有着明显的泛神论倾向。在日本留学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外国文学家、哲学家如泰戈尔、歌德、惠特曼、雪莱和斯宾诺莎等都是泛神论者。这无疑强化了他已有的泛神论思想。郭沫若曾经讲过“我本来已有些泛神论的领向，所以才特别喜欢有那些倾向的诗人的。”他十分赞同宗白华的观点——“诗人底宇宙观以Pantheism为最适宜”。泛神论是郭沫若亲近歌德的最重要的原因。
2.《少年维特之烦恼》如何打动了译者的心
仅在思想上跟作者“有种种共鸣之点”并不能成为译者翻译这个作家某一部具体作品的充分理由。更重要的是，作品本身还要能够打动译者的心。《少年维特之烦恼》之所以能够打动郭沫若的心，就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郭沫若当时的人生体验，以至于他对该小说产生了诸多方面的强烈认同感。
其一，维特对绿蒂的爱恋超越了社会道德规范，因而成为维特痛苦的根源。郭沫若与佐藤富子（郭安娜）的结合也是违背了社会伦理道德的，这让他的内心十分矛盾和苦闷。一方面他感觉对不起远在乐山家乡的妻子张琼华。对于这桩包办婚姻，郭沫若后来感叹道：“我的一生如果有应该要忏悔的事，这要算是最重大的一件。”另一方面，郭沫若又为自己给安娜带来的种种不幸感到十分内疚。撇开生活上的拮据不说，由于嫁给了中国人，安娜被开除了家籍，在意外怀孕后不得不中断了女医学校的学业，等于放弃了自己的理想。郭沫若将之痛陈为自己灵魂上的“一败涂地”
其二，维特痛苦的另一个根源是他事业上的不如意。年轻时代的郭沫若跟维特在性格上十分相似：生性敏感，热爱文艺，崇尚自然，厌恶拘泥刻板的生活。艰苦而又违背心愿的学医之路在心理上和生理上给郭沫若带来巨大的痛苦。郭沫若少年时代的一场伤寒给他留下了两耳重听的后遗症，临床实践课的听诊训练给郭沫若造成了巨大的精神负担。据佐藤富子回忆，当时她多次看见郭沫若在上完临床课回家后，独自在屋里用听诊器在自己的胸部反反复复练习听诊的痛苦表情，每每产生动摇，拿不定主意是不是应该阻止他改学文学。众所周知，郭沫若留日期间是他产生文学作品最多的时期。据同一时期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留学的创造社同人郑伯奇回忆说，“旺盛的创作欲望使他(郭沫若)感觉到上医学课成了一种苦痛”。
其三，郭沫若也曾有过自杀的极端想法。自述：
民国五六年的时候正是我最彷徨不定而且最危险的时候。有时候想去自杀，有时候又想去当和尚。每天只把庄子和王阳明和《新旧约全书》当做日课诵读，清早和晚上又要静坐。我时常问我自己：还是肯定我一切的本能来执著这个世界呢？还是否定我一切的本能去追求那个世界？郭沫若：《太戈尔来华的我见》，1933年10月14日《创造周报》第二十三号。
3.艰苦的翻译工作
郭沫若将这部译著最终形成文字是他在泰东书局工作期间。关于这部译著产生之不易，当时同在泰东书局工作的郑伯奇有如下的回忆：
他编好了他的诗集《女神》，校定了他翻译的小说《茵梦湖》，便开始翻译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我住定以后，也就着手翻译古尔孟的《鲁森堡之一夜》。夏天，上海的弄房堂子本来很热，泰东的编辑所实际上又兼着宿舍和堆栈，我们初到那里更谈不到什么工作的设备。每天，我们两个人在会客，吃饭兼打包的厅房里面，对坐在一张饭桌，冒着炎暑，做着纹脑浆的工作。我遇到心思烦乱的时候，就跑出去游玩或看朋友，沫若却除了看报和吃饭以外从来不大休息。他翻译得很迅速却又非常仔细，往往为一个单字或一个熟语，会花费很多的时间。每日译好了一段以后，他还是反复地诵读几遍，三番五次地加以推敲，然后才肯罢手。他的细心和耐性使我佩服，他的精力更使我惊叹，看见他的工作态度，自己常常惭愧，觉得像自己这样羸弱而又缺乏耐心的人真不配作一个文艺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