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进行的，应该说是有一个相当漫长的精神上和文字上的准备期。可以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是他一贯倡导的翻译思想中的“共鸣说”和“生活体验论”的最好的诠释。
译作出版情况
1922年4月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列为该书局出版的“世界名家小说第二种”按：第一种是郭沫若、钱君胥合译的《茵梦湖》。。此书及其作者歌德虽然在此之前已有国人提及和节译，但郭译《少年维特之烦恼》是首译完全本。该书面市后在中国引起的轰动并不亚于原作当年在欧洲的影响。这本被郭沫若称之为“错印得一塌糊涂”，“装潢得俗不可耐”语出《〈少年维特之烦恼〉增订本后序》，1926年7月。的书，在一年多时间里由泰东书局连出四版，1924年8月已出第八版，到1930年8月已印行二十三版之多。此外，全国各大出版社也趋之若鹜，纷纷参与印行。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民国期间，该小说共印行不下五十版。毫不夸张地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最畅销的外国文学作品。
译作的影响
1．在中国掀起了“维特热”
德语文学的翻译名家杨武能在《筚路蓝缕，功不可没——郭沫若与德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一文中断言，在新中国成立前译成中文的德国文学乃至外国文学作品里，郭译《维特》的影响“无与伦比”。此话并非言过其实。在茅盾名著《子夜》中，一本破旧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女主人公吴少奶奶（林佩瑶）和她中学时代的恋人雷参谋（雷鸣）的定情信物。小说叙述，五卅运动期间雷鸣投身军界，入黄埔，参北伐，与林佩瑶失去了联系。五年后，此时已是中央军的参谋的雷鸣来吴府为吴老太爷吊丧时，见到了旧时恋人——现在已经是吴少奶奶的林佩瑶。雷鸣寻得和林佩瑶独处的机会，从怀中掏出了那本《少年维特之烦恼》：
这是一本破旧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这书的揭开的页面是一朵枯萎的白玫瑰！暴风雨似的“五卅运动”初期的学生会时代的往事，突然像一片闪电飞来，从这书，从这白玫瑰，打中了吴少奶奶，使她全身发抖。她一手抢过了这本书，惊惶地看着雷参谋，说不出半个字。
雷鸣向林佩瑶讲到，自己在北伐战争期间出生入死，“什么东西都丢弃了，只有这朵花，这本书，我没有离开过！”雷鸣讲到自己明天就要上前线参加中原大战，自认为生死难料，特地将此书交给林佩瑶代为保管。旧时的恋人于动情之中拥抱在了一起。这时，笼里的鹦鹉突然一声怪叫。偎抱着的两个人（吴少奶奶、雷鸣）都一跳。吴少奶奶像从梦里醒过来似的猛然推开了雷参谋，抱着那本《少年维特之烦恼》飞步跑出了小客厅，又飞步跑到楼上自己房里，倒在床上，一股热泪顷刻湿透了洁白的绣花枕套。
林佩瑶与思想新潮的妹妹林佩珊谈起婚嫁之事，林佩珊不作声了。她侧着头想了一想，就站起来懒洋洋地说：“老是和一个人在一处，多么单调！你看，你和姊夫！”吴少奶奶吃惊地一跳，脸色也变了。两件东西从她身旁滚落到沙发前的地毯上：一本破烂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一朵枯萎的白玫瑰花。吴少奶奶的眼光跟着也就注在这两件东西上，痴痴地看着，暂时被林佩珊打断了的啮心的焦扰，此时是加倍顽强地在揉她，箍她。
著名作家叶灵凤说自己第一次读了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后，非常憧憬维特所遇到的那种爱情。他以“青衣黄裤少年”自命，声称“如果这时恰巧有一位绿蒂姑娘，我又有方法弄到一柄手枪，我想我很有可能尝试一下中国维特的滋味的”。著名女作家谢冰莹回忆她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生活时说：“我爱看哀感悲壮的小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小仲马的《茶花女》和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朱淑贞的断肠词，成了我最爱的读物……”她自称把郭译《少年维特之烦恼》读了五遍之多，抗战期间，她把先后两任同居的男友都亲昵地称为“维特”。蔡元培在《三十五年中国之新文化》（1931）一文中论及文学翻译时，写道：“第二、是外国小说的翻译，……最近几年，译本的数量激增，其中如《少年维特之烦恼》《工人绥惠略夫》《沙宁》等，影响于青年的心理颇大。”
2.催生了中国书信体小说的创作热情
如果仅仅把接受了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青年读者出于个人经验而对小说主人公维特在生活遭受的种种烦恼表现出空前的集体认同感作为那个时代“维特热”的典型和唯一的接受方式，那就大错特错了。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催生了中国本土作家书信体小说的创作热情，除1926年郭沫若创作了书信体小说《落叶》和《喀尔美萝姑娘》外，还有：许地山《无法投递之邮件》(1923)，黄庐隐《或人的悲哀》(1922) 和《愁情一缕诗征鸿》(1927)，王以仁《流浪》(1924)；向培良《六封信》（1925)，蒋光慈《少年飘泊者》(1925)，潘垂统《十一封信》(1927)，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等等。上述诸家的作品不单在形式上，而且在精神气质上都或多或少地有着模仿《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痕迹。
《异端》作家与作品
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1862-1946）是德国著名的剧作家和小说家。1912年，因在戏剧创作领域中丰硕的成果以及多方面的影响，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霍普特曼虽然以戏剧闻名于世，他的小说创作也是颇具影响力的。《异端》是他在1911年至1917年间创作的一部小说，于1918年出版。
小说作者（很可能就是霍普特曼自己）一年夏天到瑞士南部边境小县城德兴避暑，在登临吉内罗索山的途中遇到了一个离群索居的牧羊人。当地的山民们对此牧羊人的情况知之甚少，只是称他为“若亚那的异端”（Der Ketzer von Soana）。在交往过程中得知牧羊人叫鲁德维珂，他向作者朗读了他写的一个多年前发生在本地的故事：
该故事主人公名叫勒斐·佛郎（Raffaela Francesco），是一个勤奋的年轻牧师，对上帝怀着深深敬畏之情。三月初的一个雨夜，牧师佛郎接待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访客——近40岁的牧羊人鲁清诺。他是当地山民，七个孩子的父亲，他想把其中几个大点的孩子送到学堂里来受教育。第二天，佛郎得知，鲁清诺和他的同胞妹妹同居在吉内罗索山高处一个偏僻的地方，妹妹是个肮脏丑陋的淫妇，那七个孩子都是她同借宿的路人生下的，她和鲁清诺之间还有乱伦之事。在村民们看来，这是个如同禽兽一般的异端家庭，因此极端地厌恶和诅咒这家人，扬言他们若敢踏进村子一步就要用石头砸死他们。佛郎受僧正委派，前去调查这个家庭，原因是“世间就是有这样破伦的罪人，教会也不能拒绝他，不给他以祝福和安慰”。
佛郎来到了鲁清诺家为他们做祷告的过程中，遇上了鲁清诺年轻貌美的女儿阿加特，并为她所打动。见到阿加特的佛郎沉浸在异教的肉欲幻想中，虔诚的基督教牧师渐渐地变成了潘神和狄厄尼索斯的追随者。吉内罗索山壮丽的自然景色不仅使佛郎成了心悦诚服的泛神论者，原始宗教的诸神也在他的心中复活了。
翻译背景
1.翻译动机——源于译者早期文学思想中的“自然主义”和“精神分析论”。
1926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了该小说的中译本，译者署名为郭鼎堂。对于翻译这部小说的动机，郭沫若在《译者序》文末有“民国十四年九月十四日郭鼎堂序于上海”的文字，可知郭沫若翻译此书的时间是1923年。中是这样说的：
我译这部小说已经是两年前的工作了，我是因为赞成他的这种作意，而且喜欢他的一笔不懈，一字不苟的行文。他全书中关于自然的描写，心里的解剖，性欲的暗射，真是精细入微。精细入微之弊易流于板滞枯涩，而此书独无此弊。霍氏自己说他书中的插话像一朵山野中生出的可怜的龙胆花，他这个批评刚好可作他全书的写照了。
从郭沫若的这段话中可以解读出他当时文艺思想中的两大元素，即“自然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论”。霍普特曼的小说《异端》正是自然主义文学和精神分析论相结合的产物。这也成为郭沫若翻译此小说的最大的动因所在。
郭沫若最早接触霍普特曼的作品可以追溯到1919年。据《儿童文学之管见》一文（1922年1月11日）文收《沫若文集》（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6月第一版，第154页。所述，“前年九月间”按：实际上是1919年11月14日。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的儿童诗剧《黎明》就是从梅特林克的《青鸟》、霍普特曼的《沈钟》得到的启示。另据郭沫若《创造十年》中的叙述，1920年初，郭沫若与留日的文学同好诸友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等人筹划回国创办一种纯文艺的杂志。在众友人热情洋溢的鼓动之下，“正猛烈地为作诗欲袭迫”的郭沫若也正想借此机会摆脱令他烦闷的医学，走向神往已久的文学道路，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在二、三两月间竟至狂到了连学堂都不愿意进了。一天到晚踞在楼上只是读文学和哲学一类的书。我读了佛罗贝尔(福楼拜)的《波娃丽夫人》，左拉的《制作》，莫泊桑的《波南密》《水上》、哈姆森的《饥饿》，波奕尔的《大饥》；还有好些易卜生的戏剧，霍普特曼的戏剧，高尔斯华绥的戏剧。愈和这些书接近，便愈见厌弃医学，回国的心事又抬起了头来”。
值得注意的是，佛罗贝尔、左拉、莫泊桑、易卜生、霍普特曼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是自然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自然主义这个文学流派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20世纪初在西方文坛盛极一时。自然主义作家并不追求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而是着力于对事物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在叙述中放弃典型人物的塑造，专注于人物的气质和精神变态的刻画，坚持一种追求纯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力图从生理学和遗传学角度去理解人的行动的创作理念。自然主义作家主张创作者应当置身于叙述之外，做一个冷静的解剖者。
20世纪初，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在西方学界成为显学，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弗氏的学说中的精神层次理论、人格结构理论、性本能理论、释梦理论为自然主义文学所推崇的创作理念提供了强大理论支持。
“自然主义”和“精神分析论”作为西方社会的两大新思潮在日本社会的流行要早于中国。在五四以前，反映这两种思潮的日本文学作品就已经进入了郭沫若的视野。
创造社成立以后，曾经积极地向国内译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l921年在二卷五号的《民铎》杂志上刊载了张东荪的《论精神分析》，简略地介绍了弗洛伊德的生平和心理分析的含义，解释了“本能”、“发泄”、“里比多”、“自我”、“情结”、“压抑”等概念。1923年8月王克仁在《学灯》上译出瓦兹成斯的《佛洛伊德心理学说之批评》。
郭沫若是创造社中把精神分析论用于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实践的先驱和代表性人物。1921年5月2日郭沫若就在《〈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初收九月上海新文艺书社版《西厢》，后收《沫若文集》（十），现收《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五卷。一文中认为“《西厢记》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同时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着手说明该书的成因，并断定作者王实甫是个“变态性欲者”。创作类的代表作是他 1922年4月作的小说《残春》。这个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故事在情节上平淡无奇：医学院学生爱牟在探访病中友人时遇到了护士S姑娘，产生了隐隐的爱恋之情，因而在梦中见到了她裸呈的肉体。之后，主人公想到自己的妻儿，偶动的尘心也就自抑了。小说发表后，郭沫若又撰文《批评与梦》文收《沫若文集》（十）《文艺论集》。来回答别人对《残春》的批评：“平淡无奇……没有climax（高潮）……没有深意。”对于这个批评，郭沫若在文中辩护道：“我那篇《残春》的着力点并不是注重在事实的进行，我是注重在心理的描写。我描写的心理是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