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曲折的《浮士德》第一部翻译
与歌德创作《浮士德》的过程相类似，郭沫若翻译《浮士德》前后也经历了近30年时间，几近原著者歌德所费时间的一半。郭沫若最早开始翻译《浮士德》可以追溯到1919年。这年秋，就读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郭沫若译出《浮士德》第一部开首的一段独白《夜》，发表在当年的《时事新报》双十节增刊上。1920年3月20日他又译出第二部第一幕第一场《风光明媚的地方》，仍然发表《时事新报》的“学灯”栏上。郭沫若节译的这两首诗都是经由了时任《时事新报》“学灯”栏的主编宗白华之手发表的。
宗白华在给郭沫若的回信中对他的译文给予了高度评价：“《浮士德》诗译我携到松社花圃绿茵上仰卧细读，消我数日来海市中万斛俗尘，顿觉寄身另一庄严世界。今日公诸学灯，使许多青年同领此境，也不枉你这番心血了。”可以说，郭沫若全译这部艰涩巨著的信心跟宗白华热情洋溢的赞美之词密切相关。所以，当1920年7月《时事新报》的主笔张东荪代表共学社来信约请郭沫若全译《浮士德》时，郭沫若当即复信表示同意，终止了回国计划。他利用暑假近两个月的时间，“昼夜兼勤”，“差不多是在一种近似崇拜的心情中”翻译完了第一部。郭沫若原计划把第一部单独发表，不料并没有得到共学会的回复，出版之事就此搁置。
1927年11月郭沫若改译完《浮士德》第一部，并《作第一部译后记》。《译后记》称，此时的译稿已经跟十年前的初译稿有了很大不同，“可以说是全部改译了的”，自己十年前的旧稿为“实在是令人汗颜”，自己“深以为幸，我不曾把它发表了出来。我自己深以为幸，我的旧稿是被耗子给我咬坏了。耗子竟成为我的恩人，使我免掉了一场永远不能磨灭的羞耻”。《浮士德》第一部于1928年2月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刊印发行，列为该社的“世界名著选第八种”。在书的扉页上有郭沫若题赠安娜的话：“此书费了十年的光阴才译成了。”
郭沫若在自述《对着东海》中对翻译《浮士德》第一部的过程有如下的叙述：
我开始翻译歌德的《浮士德》，是五四运动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一九年的秋间。我翻译了浮士德老博士在中世纪的书斋中，苦诉着学枷智梏的束缚的那一场独白。少年歌德的狂飙时代的心境，正适合于五四前后的一般知识青年的心境，我的译文在当年的双十节上海《时事新报》的增刊上发表过，便引起了很大的共鸣。因此我便受到了共学社的劝诱，要我把全部译出。我在第二年的暑间，只把第一部译出了。艰涩的第二部我没有功夫译，而且也不想译，出版变成了问题。第一部的译稿带在身边，一直延搁了十年，中间还经历过一次鼠灾，老鼠在原稿上砌窝，把前半最难译的一部分几乎全糟蹋了。
潜伏在窦乐安路的一座亭子间里，算得到了充分的整理时间，我把损失了的补译起来，把残存的旧稿，也彻底润色了一遍，仅仅费了十天功夫，便把这项工作完成了。这在我当时是一件很愉快的事。译文相当满意，而且把十年中的经验和心境含孕在里面，使译文成长了起来。可见延搁的十年，也并不空费。浮士德作了复活节的春游，由原野回到书斋之后，所唱出的这几句：
嗟我小斋中，灯火今复燃，
胸底生光明，深心知内观。
花开希望蕊，理智复能言；
景慕生之川，景慕生之源。
完全是我当时从战场的驰骋中回到小房间里的如实的心境；生活虽然受着限制，希望是非常葱茏的。我有着这样的自信，我在这句译文中所含孕的感情，比歌德写下它们时还要丰富些的。
整理完毕，立即交给创造社付排，在这次是没有受着丝毫的阻碍了。
郭沫若改译《浮士德》第一部，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被国民党政府通缉，由香港秘密回沪后“潜伏”在上海期间完成。在流亡日本以前的这几个月中，他的主要工作是支持后期创造社的工作。尤其是文中翻译的那首小诗，正是他此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浮士德》第一部在中国的影响
《浮士德》不是畅销书，它在中国的被接受程度远远不及《茵梦湖》和《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是实情。但也不是像胡风说的那样“他的大著《浮士德》，我读过那时流行的中译本，只相信它是伟大的……但却不能实感它的伟大性……他的小说和剧本也有几种中译，读过后也只相信它们是杰作，但也不能实感到它们为什么是杰出的。所以我觉得歌德是并没有走到中国来的。”“那时流行的中译本”就是郭沫若翻译的《浮士德》第一部。从再版的次数来看，《浮士德》第一部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相当受欢迎的。继1928年2月创造社出版部初版后，同年4月就再版。1929年11月又由现代书局重印第三版，至l934年共出有六版。1939年上海己午社再版，中亚书店再版，1944年又在福建永安由东南出版社重印，l947年由群益出版社编入《沫若译文集》再版。在《周立波鲁艺讲稿》一书中可以看到，他在1940年至1942年间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讲授“名著选读”时，在讲到歌德的《浮士德》的时候，讲稿中所用的引文便是出自郭沫若翻译的《浮士德》第一部。
《浮士德》第一部对郭沫若创作的影响
《浮士德》为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产生开辟了全新的领域。他在《创造十年》中写道：
我开始做诗剧便是受了歌德的影响。在翻译了《浮士德》第一部之后，不久我便做了一部《棠棣之花》。在那年的《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上仅仅发表了一幕，就是后来收在《女神》里面的那一幕，其余的通成了废稿。《女神之再生》和《湘累》以及后来的《孤竹君之二子》，都是在那个影响之下写成的。
在他的成名诗集《女神》（1921年8月出版）中，《浮士德》的影子随处可见。例如《女神之再生》的篇头，就直接引用了《浮士德》全剧结尾的“神秘之群合唱”，并以其中“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一句点出全诗所表达的渴望有一个和平自由的新中国的主题；又如，《凤凰涅槃》使人想到《浮士德》第一部的最后—场《监狱》中甘涙卿甘愿领受死刑因而灵魂得到天主的赦免而升天的场景；再如，《地球，我的母亲！》一诗中“地球，我的母亲！你是我实有性的证人，地球，我的母亲！我的灵魂便是你的灵魂，”一句，使人想到浮士德对地祇所说的“我和你，觉得是这么相近”；《三个泛神论者》歌颂了劳动的光荣和诗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使人想到浮士德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在劳动中获得永生的人生光荣结局。另外，在郭沫若的《离沪之前》中有一则标明是2月18日的日记， 内容是“拟做《我的著作生活的回顾》”的提纲，其中明确列出，自己向戏剧方向发展便是受了歌德和瓦格纳的影响。
厚积薄发的《浮士德》第二部翻译
距离《浮士德》第一部出版差不多又过了20年，1947年3月底，郭沫若开始着手翻译《浮士德》第二部。据《第二部译后记》（1947年5月）记载，在不足40天的时间里脱稿，而“实际花费的时间是不足一个月的”。郭沫若解释译得快的原因，一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兴趣以加速度的形势增加”；二是因为“自己的年龄和阅历和歌德写作这第二部时（1797-1832）已经接近，而作品中所讽刺的德国当时的现实，以及难以巨人式的努力从事反封建，而在强大的封建残余的重压之下，仍不容易拨云雾见青天的那种悲剧情绪，实实在在和我们今天中国人的情绪很相仿佛”。
1954年，郭沫若在回顾自己翻译《浮士德》第二部的心路历程时说：
第二部是歌德晚年写的，他的思想感情我在那时候很难体会，觉得简直啃不动它，于是便把它抛在一边，不但不想翻译它，甚至想否定它是一部世界名著了。这样经过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我自己也积累了一些生活经验，参加了大革命，又经过了抗日战争，看到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的黑暗，1946年到了上海，又在国民党匪帮的白色恐怖下经历了一段惊涛骇浪的生活，这时再回头来看《浮士德》的第二部，风情上就比较接近了，翻译起来也非常痛快，觉得那里面有好些话好像就是骂蒋介石的。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把它译完了。
《浮士德》翻译是郭沫若翻译活动集大成之作
《浮士德》是郭沫若践行自己翻译理论最集中最完整的体现。他关于文学作品翻译的所有主张——“风韵译”、“翻译的作品必须具有时代精神”、“共鸣说”、“生活体验论”、“翻译需有创作的精神”，都融入在了《浮士德》这部译著中。
从译完《浮士德》第二部后的1947年算起，到《英诗译稿》的1969年的20余年中，郭沫若再没有比较集中地从事过翻译工作。《浮士德》第二部是他有生之年中最后一部长篇译作。
《华伦斯太》作品简介
1936年9月初版为《华伦斯太》，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改版时为《华伦斯坦》。《华伦斯太》是席勒著名的历史长剧，完成于1799年，前后经历了8年时间。该剧以德国历史上“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为背景，描绘了当时德意志帝国著名统帅华伦斯太的背叛与死亡。全剧分三部，即《华伦斯太之阵营》《皮柯乐米尼父子》和《华伦斯太之死》。该剧亦称《华伦斯太三部曲》。
第一部《华伦斯太之阵营》主要反映社会下层民众中的情绪，属于群众性场面，篇幅较短。剧情的时间是1634年，地点是波希米亚皮尔仁市外。华伦斯太的军队聚集在一起，他们是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雇佣军，分属不同的联队，由不同的将领统率。这是一群道德败坏的鱼肉百姓的乌合之众。他们赞美战争，认为战争给他们带来了更好的生活。这群乌合之众能够聚集在华伦斯太的麾下，全仗华伦斯太的威望和荣誉，他对士兵的体恤以及严格的军规，当然最重要的是华伦斯太能够按时发饷。华伦斯太除了高超的军事才能外，他的治军之道也深得军心。他英雄不问出生，论功行赏，出身低微的军士也有擢升的机会，因此激发了众军士建功立业的斗志。在他的领导下，这群成分复杂，毫无爱国心的雇佣军却也能屡战屡胜。这是不同于旧军队的新气象。当有消息传来，皇帝为了削弱华伦斯太的势力，准备调他的一部分军队时，平素里就对皇帝颇有微词的众军士们表示坚决拥护华伦斯太。在该部剧中还有农民、牧师、随军酒贩等普通民众出场，他们在言语中表现出了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军队的不满的情绪。
第二部《皮柯乐米尼父子》是华伦斯太三部曲主要情节的开端。剧情从下层军士转移到军队上层，关键人物悉数登场。华伦斯太召集众将领到皮尔仁市议厅开军事会议，听候钦差传达皇帝的调军令。高级将领们聚集在一起，纷纷表示对皇帝命令的不满和对华伦斯太的拥戴。钦差大臣表彰了华伦斯太的军队英勇善战，功勋卓著，却也暗中指责他违抗圣命，不听调遣。华伦斯太反唇相讥，指责皇帝言而无信。在一番唇枪舌剑后，钦差大臣说明了来意：从华伦斯太的军队中调遣八千骑兵护送西班牙王储前往荷兰。众人心知肚明，皇帝是想借此举来削弱华伦斯太的势力，为下一步罢免他做准备。华伦斯太断然拒绝执行皇帝的命令，谈判不欢而散。帝帅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华伦斯太的心腹迭尔次克伯爵和伊罗元帅撺掇华伦斯太联合敌国瑞典，起兵逼宫。华伦斯太犹豫不决，他一是认为自己还没有得到全体将帅的拥护，二是觉得目前的星象对他还不够吉利。迭尔次克和伊罗为了使华伦斯太下决心，借设宴款待与会将领之机，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段，骗得了众将领在对华伦斯太效忠书上签字。迭尔次克和伊罗擅做主张的欺骗手段也为后来华伦斯太众叛亲离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