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俄诗选》作者与作品
《新俄诗选》收集了一些苏联早期无产阶级诗人的诗篇。这些作品产生于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刚刚建立时期。国外的敌对势力与国内反动势力相勾结，连续三年的国内战争烽烟四起。1921年，国民经济恢复开始进行。1928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处在大变化时代。在文艺领域，各种流派纷呈，作家队伍明显分化，文艺思想斗争激烈。郭沫若在其《新俄诗选》序中提到这些诗篇是“零散，没有系统的”。通过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发现，许多诗篇都是苏联早期文学团体“锻冶场”（Кузница）的主要成员的作品。
“锻冶场”这个文学团体于1920年成立于莫斯科，是由原无产阶级文化派中分裂出来的一部分无产阶级诗人所组成。他们力图摆脱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约束，要求在选择创作方法问题上有完全的自由，并注意写作技巧，但在实践中他们仍然有许多方面未能摆脱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影响。在有关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问题上，仍有庸俗社会学的倾向。他们首先倡议建立无产阶级作家组织，并于1920年召开了全俄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锻冶场”的诗歌总的说来属于无产阶级的抒情诗，但带有抽象浪漫主义的性质。它强调表现与工业劳动相联系的“集体主义”和“机器主义”，把革命理想夸大为“宇宙激情”，诗歌缺乏个性。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他们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发生了创作思想上的危机，组织也因而涣散。
1923年以后，革拉特科夫等作家加入“锻冶场”，又重新趋于活跃，变成一个以散文作家为核心的文学组织。20年代末，由于受到“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排挤，组织内部宗派斗争日益锐化，团体的作用愈来愈小，1931年宣布同“拉普”合并。“拉普”是20至30年代苏联最大的文学团体，人数达万人，活动长达十年（1923—1932）。由于他们主要通过《在岗位上》和《在文学岗位上》两个杂志来宣传他们的文学理论和主张，因而又称为“岗位派”。“拉普”坚持无产阶级文学方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但他们在思想上唯我独尊，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尤其是对待“同路人”和不同派别的作家，采取了粗暴打击的态度，严重地妨碍了文学的发展。为此联共（布）中央于1932年作出了《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拉普”解散。
翻译背景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当时的历史局限性，当时的中国学者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工作才刚刚起步。连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欧美小说都是二三流水平的作品，而且他本人也不懂原文，是经过旁人的口述才转到他的笔下，其正确和严谨性可想而知，直到周作人以直译的方法介绍《域外小说》，这才找到了翻译的门径。从此外国文学源源不断地被介绍到中国。郭沫若认为文学反映社会的意识形态，它只有时代的区分，却不受国界的限制。因此他开始积极主张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
当时国内的现状是从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以来很少做过有系统的工作，翻译者们有的普遍凭着自己的喜好随便把外国的名著介绍进来，有的标榜着某种主义大吹大擂地替自己宣传，其结果是引起了许多不必要的文坛纠纷，留下了几个主义的空洞名词，而始终不能造成实际的运动或者是真正伟大的作品。如中国虽然有人提倡过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未来主义、颓废主义等等，但是每种主义的代表作品却难以一一拿出来，即使是最风行的作家如托尔斯泰、高尔基、易卜生、罗曼？罗兰在国内也找不出他们的全集来。鉴于上述的情况，郭沫若认为有必要将零碎的作品整理成集或册，这样才能形成拳头，才有力度。随着时代的进步，国内的人越来越渴望苏联的文学作品的翻译。
《新俄诗选》是李一氓先生由Babette Deutsch与Avrahm Yarmo1insky译编的Russian Poetry的第二部翻译出来的。郭沫若把它和英译本细细地对读过，有些地方且加了很严格的改润；但如柏里的一首，叶贤林的一首，以及《缝衣人》《工厂汽笛》《农村与工厂》《砌砖人》《木匠的刨子》等篇差不多一字都没有改易，那完全是李一氓先生的。郭沫若认为“他的译笔很流畅，造语也很有精妙的地方，读他的译诗多少总可以挹取一些原作的风味”。在整个翻译过程中，郭沫若体会到了译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更何况这书又是重译，难免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
翻译对郭沫若的影响
郭沫若除了翻译《新俄诗选》以外，还陆续翻译了俄罗斯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诗。由于许多珍贵资料的遗失和残缺，我们没能找到原始发行的作品。谈到翻译对郭沫若的影响，应该着眼于俄语诗歌对以郭沫若诗歌作品为代表的中国近代诗歌创作的影响。
1.俄语诗歌作品翻译对新诗革命的影响
俄语诗歌作品翻译对新诗革命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不仅影响到新诗的职能，也影响了新诗的形态。尽管俄国不像美、英、法、日接收了大量中国早期留学生，但是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影响，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下，20世纪中国的文学艺术受到了俄国的巨大影响。俄国诗人很早就具有争取自由、关注民生的传统。浪漫主义运动使俄国诗人的公众启蒙人的意识增强，极端具有“超人感”的自我意识也增强。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等诗人以其艺术良知对诗歌和命运的承担，对中国当代诗人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诗人正是通过他们确定了自己精神的立场。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更深刻的“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
2.诗歌作品翻译对新诗的文体建设的影响
俄语诗歌使新诗更重视诗的济世功能，使新诗与古诗相比更具有现实性、严肃性，更政治化。俄国诗歌受到中国诗人欢迎的原因是两国的国情及艺术有共同之处。俄国的文学艺术与西方的最大不同之处是从来不搞“为艺术而艺术”，如果说西方艺术家认为“为艺术而艺术”是理所当然，那么俄国艺术家的创作总是与祖国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总是离不开社会问题。从拉季舍夫到契诃夫，从贵族知识分子到农民诗人，历来如此。20世纪初期的俄国诗人也继承了这个传统，他们甚至更进了一步，把诗歌创作看做是改造社会的积极手段。而中国文人受儒家思想影响，具有强烈的济世安邦扶民意识，中国诗歌早就形成了重实用教化的“诗言志”传统。20世纪初期社会动乱，中国诗人更是重视关注人生社会的艺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因此，具有写实性质和革命精神的俄国诗歌很容易被中国新诗人接受。俄语诗歌对诗的音乐性和排列美的重视，也使新诗将诗的音乐美与排列美作为文体建设的主要内容。苏联的诗歌观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诗歌创作，助长了新格律诗的流行。中国新诗人对俄语诗歌的形态有些“误读”，加剧了新诗诗体的自由化与格律化的对抗。
3.俄语诗歌作品翻译对中国散文诗的影响
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很早就被译介进中国。他们在文体上都有创新。长年旅居巴黎，深受法国散文诗影响的屠格涅夫共写82篇散文诗，成为俄国散文诗的代表诗人，并对中国的散文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仅以他的散文诗集的翻译出版为例：“第一个中译本《屠格涅夫散文诗集》是五四运动后的产物，由徐蔚南、王维克根据英文合译，收40篇，1923年1月由新文化书社出版。其后，1929年12月，北新书局出版了白隶、清野合译的《屠格涅夫散文诗》，收49篇；1930年7月，又有罗森根据英文译出的《屠格涅夫散文诗》，世界文艺书社出版，收51篇。
巴金的译本，是1945年5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流传甚广，影响较大；同一年，牛尖夫在成都自立语文学会出版了俄汉英对照的《屠格涅夫散文诗选》(收散文诗10篇)，以及出版了李岳南据英文本译出的《散文诗》，收入屠格涅夫散文诗39篇。莱蒙托夫尽管坚持诗要有格律，却力求打破呆板的诗的格律对自由抒情的束缚，力求内容为形式服务。“他的某些诗（特别是政治意义上的）很类似一位演说家的热情奔放的演说。《诗人之死》就是这样，作者的话语常夹杂着重复、感叹、疑问，仿佛把他们直接抛向那些为非作歹的祖先们的傲慢子孙”。为了充分表现情感，莱蒙托夫“利用了各种各样的韵律：在他的诗中，不但可以遇见双音节的音步，还可以遇见三音节的音步（四音步和六音步的抑扬体、扬抑体、扬抑抑体、抑扬抑体）。他选择了最适合于表现被感觉到的情绪的韵律”。抗战时期还出现了译介马雅可夫斯基诗作热，引发了新诗变长句为短句，如同鼓点式分句的“楼梯体”和抗战时期的长诗热。1949年以后相当长时期内，由于中国全面向苏联学习，其文艺观及诗歌更是极大地影响了新诗的功能与形态。
《新时代》作者与作品
屠格涅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是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诗人和剧作家。1833年屠格涅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一年，随后转入圣彼得堡大学学习经典著作、俄国文学和哲学。1838年前往柏林大学学习黑格尔哲学。在欧洲，屠格涅夫见到了更加现代化的社会制度，被视为“欧化”的知识分子，主张俄国学习西方，废除包括农奴制在内的封建制度。1843年春，屠格涅夫和他的最早师父李根共同发表叙事长诗《巴拉莎》受别林斯基好评，二人建立深厚友谊。1847—1851年，他在进步刊物《现代人》上发表其成名作《猎人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