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科学》（The science of life）是以英国著名学者威尔斯（H.G.Wells）为主并得到了赫胥黎(Julian .S .Huxley)和小威尔斯(P．G．Wells)的协助共同完成的一部生命科学巨著。大威尔斯是英国有名的文艺家兼文化批评家，是综合的世界文化史之大著《历史大系》(The Outline of History)之作者。但他本是专门研究动物学的人。在这次的著作更是得到了鸠良·赫胥黎(Julian .S .Huxley)与小威尔斯二人的辅助，此二人都是专门的生物学家，鸠良·赫胥黎便是有名的《天演论》之作者赫胥黎之孙，小威尔斯是大威尔斯之子。
原书在主题《生命之科学》下有一个副目，即 A Summary of contemporaryknowledge about life and its possibilities(《关于生命及其诸多可能性上的现代学识之集粹》)，由这个副目我们便可以知道原作者之志趣是想把生物学和与生物学有关联的各种近代的智识作一综合化。但这个综合化是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的。因此这部书在科学智识上的渊博与正确，在文字构成上的流丽与巧妙，是从来以大众为对象的科学书籍所罕见。
《生命之科学》是一本关于生命科学的巨著，是对于生命发展历程的大检阅。全书150万字，2200多页，插图1000多幅，并有数十幅彩图。作者以深入浅出的文艺笔法探讨了地球的生命起源、生物进化论和其分类，以及人类的生理和心理现象，对于整个生命发展历程用一种溯本求源的方式娓娓道来，堪称经典之作。此书分为上下二册，共九编。其中上册五编，包括序论生物之范围、性质与研究；第一编活体；第二编生命之主要形态；第三编进化之铁证；第四编发育与进化之方法与原因；第五编生命之历史与冒险（一、二、三、四章）。下册包括第五编生命之历史与冒险（五、六、七章）；第六编生命之景象；第七编健康与疾病；第八编行动、感情与思索；第九编人类生物学。本书在科学知识上的渊博端正、持论中肯，在文字构成上流利巧妙，这种科学与文学的珠联璧合在以大众为读者对象的科学书籍中极为罕见。
翻译背景
郭沫若专门研究过近代医学，同时对于文学也有着莫大的嗜好，医学士家、文学家的郭沫若完全有能力以一人的力量来翻译《生命之科学》这部巨制。从1931年开始翻译，共三巨册，1934年10月出版第一册；1949年11月出版第三册，历时15年才全部出齐。
郭沫若是在1928年流亡日本之后不久开始翻译这部巨著的。为什么选中了这部书而不是其他，这是因为郭沫若曾是学医的，而且进行过多次人体生理解剖，对生物学有相当的基础。为了糊口度日，得到商务印书馆的老朋友、理科编译所负责人关贞文(心南)、周昌寿(颂久)的鼎力相助。靠按月提供的稿费维持生活。这件事在他自己的叙述中可以了解到一个大概。
郭沫若1936年9月26日在译者序中写道：
这部书是1931年的3月着手译的，中间经过了“九一八”之变，又经过了翌年的“一二？八”之变时，本书已经译就了有一半的光景，以四百字一张的原稿纸计算已有一千七百页，以字数计算时已有六十万字，但不幸除掉开首的一二百页之外，在商务印书局编译所里，随着闸北的几万同胞，无数的建筑、无数的著名珍籍，一切都成了“一二？八”的炮灰。在那时因为1932年是德国诗人歌德死后的百年祭，我和本书的译述并进着在从事歌德的《文与质》(Dichtung und Wahrheit)的译述，作为纪念出版。译到了有三百页的光景，也一样的成为炮灰。
这些稿件都是没有副本的，这在我是白白地耗损了一年的精力。商务印书馆复兴之后，在1933年的年底我也“卷土重来”，又把本书的译述继续下去。寄身在外邦时时有朝不保夕之慨。生活的压迫几乎屡屡使人窒气。记得一家七口有专靠本书的预支版税月六七十元而过活者，因译述之进行时有阻碍，即此月六七十元之数亦不能按月必保。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我自己实在没有想到终党能够把这部钜制译出。算好，赖着商务印书馆的后援与忍耐，赖着学友郑心南、周颂久两先生的援引与鞭挞，虽是费了很长久的时间，终于把这部百五十万言的钜制移植到中国的读书界来了，这在我个人也可以勉强算得一个小小的事业。
从上面郭沫若的自述中知道，在如此逆境中，数年之久，奋力拼搏才得以把这部科学巨著翻译完成，而且可以看出这部书是伴随着“九一八”和“一二？八”国难诞生的。对历经帝国主义铁蹄践踏的中华民族来说，尤觉来之不易。由于郭沫若当时是受蒋介石通缉而流亡日本的，因此1934年和1935年出版《生命之科学》第一册和第二册时，在厚厚的两部精装本上用金字印着闪闪发光的书名和作译者的名字中始终未见到真正译者郭沫若的大名，只用“石沱”两字代名。若不是新中国刚刚诞生一个月之后才出版的《生命之科学》第三册以“郭沫若译”公之于世，人们都不知道这隐蔽了15年的谜底。
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科技卷》(第八卷)第310页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由于政治原因，他(郭沫若)又逃往日本，遁居在千叶从事学术活动，此间他也翻译了英国著名科学家威尔斯的名著《生命之科学》约百万言，幸有商务印书馆的支持，得以用‘石沱’这个化名问世。”
回顾《生命之科学》中译本的出版历程，可以看出，最后一册译稿完成于1936年9月，等译稿送达上海并进行编辑完成时可能已经是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以至该书第三册未能及时出版而搁置下来，这一搁置就是14年！幸好原译稿保存完好，得以在1949年11月把《生命之科学》最终出齐。
1949年10月8日，新中国诞生仅一周后，郭沫若在北京为《生命之科学》第三册(最后一册)写了一篇短序，摘录如下：
此书系十五年前的旧译。在这十五年中全世界全中国都有了天变地异的政变。就在生物科学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大战中所发明的药品，如硫安类、彭尼西林等，对于人生幸福确有了很大的贡献……科学的研究尤其在苏联方面，进展得很快。我们切不要故步自封。务必迎头赶上。就请把这部书作为科学故事一样去读吧。
至此，郭沫若译的《生命之科学》总算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从1931年3月开译到1949年11月全部出版完成几乎相隔近19个年头，这样漫长的出版的过程就是中国经过了国难、抗战、胜利和解放历史写照的过程，而这些都在郭沫若及其所译的《生命之科学》一书中反映出来。
郭沫若翻译《生命之科学》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他看到了威尔斯提出的“第三化”，即“科学的文学化”，认为“原著实可以称为科学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威尔斯“在科学知识上的渊博与正确，在文字构成上的流利与巧妙”，这些正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郭沫若在这方面的成功实践，一是把青铜器研究纳入“美术的视野”，体现了他的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完美结合；二是把历史学与历史剧的关系看做是“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想把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
郭沫若“科学的三化”思想与《生命之科学》的关系
郭沫若关于“科学的综合化、科学的大众化、科学的文艺化”思想的形成与系统化，与他翻译《生命之科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0世纪30年代初，郭沫若提出“科学之综合化，大众化与文艺化”的问题，并论述三者之间的关系：“综合化是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的。”郭沫若致力于“科学的中国化”，很大程度上正是“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的。
译者对于作者之原旨，科学之综合化、大众化与文艺化，是想十分忠实地体贴着的，特别是在第三化。原著实可以称为科学的文艺作品。译者对于原作者在文学修辞上的苦心是尽力保存着的，译文自始至终都是逐字移译，尽力在保存原文之风貌。但译者也没有忘记，他是在用中国文字译书，所以他的译文同时是照顾着要在中国文字上带有文艺的性格。虽然现在关于生命科学的巨著也不少，但多半是专著、教科书和百科全书，还没有找到一本如此全面、如此深入浅出的用文艺笔法综述生命科学全貌如威尔斯的《生命之科学》的这样经典的作品。
综合化表现在本书的丰富内涵，对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所有生物学的知识都已综合其中。不但对生物学的基础知识详述无遗，而且对生物的演化、生命在地球上的发展史、生态及生态环境等都囊括在内。此外还谈及人类学的许多问题。谈到古人类的文化，谈到人类现代文明中的宗教传统，军事与战争，人类教育和改良，甚至还谈到人类的邪术和魔术等。
大众化贯穿于全书之中，虽然这是一本覆盖生命科学全貌——从历史发展到现在成就的科学巨著，同时它也是写给科学工作者和大众读者阅读的。它不是一本生物学百科全书，不是生物学讲义而是面向大众的娓娓动听的科学故事，因此全书的结构、编排、叙述方式上都是从大众化来考虑的，以便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
文艺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的笔调，二是艺术的插图。《生命之科学》不仅仅用通俗的文字，深入浅出地讲述生命科学的知识，而且作者擅长用生动的文学语言绘声绘色地描述本来就很生动的生命世界和生命科学。书中的一千多幅图照是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读者对生命科学的了解和欣赏。这样的彩图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这些精美彩图会极大提高读者的兴趣。
翻译的影响
科学需要翻译，1931年，郭沫若翻译出版《生命之科学》，正是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处在需要科学的时候。他认为这部“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的”150万字的鸿篇巨制，对广大中国读者会有好处，把这样一部通俗的科学文艺作品推荐给中国读者，会丰富中国人民的精神食粮，是在做民众的启蒙工作。众所周知，五四精神倡导的科学和民主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这个“五四启蒙运动，是同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血肉相连的”。因此，郭沫若所做的启蒙工作也是五四启蒙运动精神的继续，是在从事“人类要彻底摆脱贫困与愚昧，全世界要走向富裕与繁荣”的事业。
威尔斯在七十多年前写的《生命之科学》中已经对环境保护问题大声疾呼了。他写道：“这都会的煤烟之大量是炭素，但也有种种的化学成分；那每每是由磷酸所酸性化了的，因而对于建筑物，尤其古建筑物，有莫大的患害……煤烟被搬运着，随时都在降落在田地与庭园上塞闭着植物的气孔，用酸性来毒害植物……煤烟之患与其是个人卫生上的问题，毋宁是社会组织上的问题……”由此可见威尔斯也可以说是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生命之科学》是郭沫若唯一的巨型科学译作，译者强调本书是科学的大众化特别是文艺化的科学巨著。他在翻译时也是小心谨慎地体贴着原著作者的创作意图，特别在文艺化方面力求不失原意。同时他知道他是以中国的文字译给中国读者的，因此译者不论在科学性方面还是在译文的优美流畅方面，使读者在科学和文艺方面都得到双重的收获和享受。这是70年前的译作。以现在的视角去阅读，在用词、风格方面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差异，这是不必苛求的。弥足珍贵的是，对比二三十年代同一时期的几部科学巨著——《科学大纲》和《世界史纲》等，都是用文言文翻译的，而郭沫若是用白话文译出，更加通俗易懂，更加贴近现代生活。不论从科学的角度、科普的角度、科学文艺的角度、科学翻译的角度，郭沫若翻译的《生命之科学》都是值得学习和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