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返日本将近两月了。这短时期中，日本有史以来罕曾有的大事件出了好几桩。我觉得好像是日本民族的人性觉醒期到了。再隔一向，再作详细的批评。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六日
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选自《郭沫若论创作》，第633-637页。
最近读《小说月报》十三卷七号，见通信栏中，有万良濬君把翻译《浮士德》《神曲》《汉姆雷特》，未免太不经济的旧话重提。万君以为“以上数种文学，虽产生较早，而有永久之价值者，正不妨介绍于国人”，他是赞成翻译的。沈雁冰君的答函，说是“翻译《浮士德》等书……也不是现在且要的事”。他说“个人研究与介绍给群众是完全不相同的两件”；“因为个人研究固能唯真理是求，而介绍给群众，则应审度事势，分个缓急”。他话里还夹了一段笑谈，因为我不懂他的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也就不能涉及了。总之，沈君是不赞成翻译以上诸书的。
但丁的《神曲》，在国内的文学家中，究竟有没有人翻译，我不得而知。莎士比亚的《汉姆雷特》，田汉在从事翻译，其译品已经在《少年中国》上发表过一部分。歌德的《浮士德》，我早曾零星翻译过。前年六月，张东荪来函劝我从事全译，作为《共学社丛书》之一种。张君是认定《浮士德》有可译价值的之一人，我也是认为有可译的价值的，所以我当时也就慨然应允了。大概是因为有着两种事实，所以才生出经济不经济的问题来。所翻译以上诸书是不经济的人，我记得是郑振铎君。郑君在去岁夏季的《文学旬刊》上，发表过一篇《盲目的翻译者》的一段杂谭，其中便说的是这么一回事。《文学旬刊》我手中没有，并且把期数忘了。不便查考，恕我在此不能把原话引出了。我当时读了他那段杂谭的时候，本以为有讨论之必要，不过郑君劈头便在骂人，所以我就隐忍着，直至今日尚不曾说过只言片语。
我们此刻暂且把事实问题丢开，先就我表题所标的来讨论吧。
第一：文学的研究
文学研究的成立，当然有两个因素：（一）是研究的对象——文学作品，（二）是研究的人。人尽可随一己的自由意志，去研究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学作品，这是很明了的理论，可无庸赘说。
第二：文学的介绍
介绍文学比个人从事研究的当然会多生出一个因素来，便是（一）文学作品，（二）介绍家，（三）读者。但是，这三个因素之中，介绍家是顶主要的：因为他对于文学作品有选择的权能，对于读者有指导的责任。
介绍家，如就广义而言，则学校的教习、演员、文学批评家、翻译家等等均能包括在内。他们的态度和方法，各有不同；此处的问题只是翻译的问题，我们只专就翻译上来讨论。要论翻译，这其中有两种过程不能混而为一。其一便是翻译的动机，其二便是翻译的效果。
第一：翻译的动机
我们试问：翻译作品是不是要有创作精神寄寓在里面？这我恐怕无论是怎样强词夺理的人，对于这个问题，一定会答应一个“是”。那么我们又问：翻译家要他自己与翻译作品时涌起创作的精神，是不是对于该作品应当有精深的研究、正确的理解，视该作品的表现和内涵，不啻如自己出，乃从而为迫不得已的移译？这个我想，无论怎样强词夺理的人，恐怕也要说一个“是”。那么，翻译之于研究，到底是一条线的延长，还是截然划然，完完全全的两件事呢？
第二：翻译的效果
翻译的效果是依前项的动机问题而定夺。翻译家在他的译品里面，如果寄寓有创作精神；如果他于移译之前，对于所译的作品下过精神的研究，有了正确的理解；并且在他译述之时，感受过一种迫不得已的冲动；那他所产生出来的译品，当然能生出效果，会引起读者的兴趣。他以身作则，当然能尽他指导读者的义务，能使读者有所观感，更进而激起其研究文学的急切要求。试问，我说的这些话是不是可以成立？如果是时，那么，这种翻译家的译品，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切要的，无论对于何项读者都是经济的；为什么说到别人要翻译《神曲》《汉姆雷特》《浮士德》等书，定然寓有创作的精神，定然会发生莫大的效果；不过我以为凡为批评家对翻译品要下批评时，只能于译品成功之后，批评其动机之不纯，批评其译文之不适，始能因而及其效果，决不能预断其结果之不良，而阻遏人的自由意志。这种是专擅君主的态度。这种批评超过了批评家的本分太辽远了。至于雁冰君的论调，尤有个绝大的话病：他说“个人研究固能唯真理是求，介绍给群众，则当审度事势，分个缓急”，难道研究时可以探求真理，介绍时便可以把真理抹杀吗？这句话我不能了解。
至于说到古代文学作品有无介绍价值的问题，这是关于文学本身的问题，我对于《神曲》《汉姆雷特》还没有充分的研究，我在此不敢乱说。歌德的《浮士德》，说也惭愧，我虽然研究了几年，但是我也还不敢说我有正确的理解。不过据我研究的结果，据我所能理解的程度，它确有可以介绍的价值的。我相信，凡为真正的文学上的杰作，是有永恒生命的。文学与科学不同，科学理论多建立在由有限的经验结成的“假说”上，经验一长进，“假说”如随之而动摇，科学遂全然改换一次新面目。所以读一部科学史，可以看出许多时辰的分捕品，可以看出许多“假说”的死骸，极端地说时，更可以说科学史是这些死骸的坟墓。文学则不然。文学是人生的表现。人生虽然随时代而转变，但转变了的时代面貌却被保存于文学之中，而为后代借鉴。因而文学永有生命。我们能说一部《国风》是死文学么？我们能说一部《楚辞》是死文学么？——有人定要说时，我也把他没办法。
有人能说印度《吠陀经典》中许多庄严幽邃的颂歌是死文学么？有人能说荷马的诗歌，希腊的悲剧，索罗门的《雅歌》是死文学么？——有人定要说，我也把他没法。文学的好坏，不能说它古不古，只能说它醇不醇，真不真。不能说十九世纪以后的文学通是好文学，通有可以介绍的价值，十九世纪以前的文学通是死文学，通没有介绍的价值。文艺的青春化与原始化，正是同一的过程，近代欧洲艺术家对于儿童的艺术，对于原始人的艺术，极力加以研究，正是教导我们以这个消息。我们要介绍西洋文艺，绝不是仅仅翻译几篇近代作品，便算完事的。就是要介绍近代作品，纵则要对于古代思想的渊流，文潮代涨的波迹，横则要对于作者的人生，作者的性格，作者的环境，作者的思想，加以彻底的研究，然后才能胜任。即如泰戈尔的诗，在一般人看来，以为很容易了解了，然而对于印度思想：如婆罗门的教义《优婆尼塞图》（奥义书）的哲理，吠坛陀派的学说，若是全无涉猎，终竟是存着隔膜；就是印度历史也还要有点研究，不然，会连他《爱人的赠品》（Lovers Gift)诗集的第一首诗，我就包管读的人莫名其妙。据此看来，研究文学的人，不能有所偏枯，而文学的介绍与研究也不是完全两件事。
我在搁笔之前，再来谈几句话。我译《浮士德》，在前年八月初间，第一部早已译成；第二部比较难译，因为我没有多的时间，所以我至今还寄放着没有译下去。《浮士德》是一部很艰深的巨作，我也承认。不过唯其艰深，我觉得尤宜翻译，尤值得翻译。翻译成本国文字时，读的人总要比读难解的原文经济得多。有人向我说，原作太难，恐怕译出来时，读的人太少，于销路上不能畅行。这个担心恐怕是个确切的。因此，我的译稿在最近一两年之内，如能完成时，我愿意自费出版。假如能得一二素心人，读了我的译书，感觉得《浮士德》对于人生是切要的书，也还值得一读，不至于痛叹到不经济时，那我就可以感受着无穷的寂悦了。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论翻译的标准选自《创造周报》第十号，上海书店印行。
美的自行掩饰无损于他的美。丑的自行掩饰愈形其他的丑。人莫不爱美而恶丑，尤莫不欲增进自己之美而美化自己的丑。丑者的掩饰心理也是爱美的表现，但他的方法错了。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不洁之上即涂上五百层胭脂水粉，不洁仍是不洁的，只是徒劳。聪明的西子肯打盆清净水来把自己的不洁洗了，她才愈能显出是倾国倾城的西子。翻译也是这样。张东荪氏说翻译没有一定的标准，这在文体上是可以说得过去：譬如你要用文言译，我要用白话译，你要用达意体译，我要欧化体译，这原可说没有一定的标准。
但是这些所争的是在什么？一句话说尽：是在“不错”！错与不错，这是有一定标准的！原书具在，人的良心具在，这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我们所争的标准，就在这错与不错！这是显而易明的道理。譬如张东荪译的《物质与记忆》，成仿吾在《创造季刊》二卷一期上批评他错了，我们第三者看来也承认他是错了。张氏对于仿吾的批评尚无直接的表示，大概他自己也默认是错了。错了是只好认错，能进而感谢指摘的人，而自行改正，这便是真正的“人”所当走的路。指摘这一部错译的功劳，比翻译五百部错译的功劳更大：因为他的贡献虽微而他的贡献是真确的。这种人不独译者当感谢便是我们读者也当感谢。
误服了鸦片以为是健骨金丹，医生提醒我们说鸦片是毒药呀！我们豁然惊悟时，还是感谢医生？还是感谢鸦片贩卖者呢？最通用也是最丑劣的掩饰手段：无过于顾左右而言他。张东荪对于成仿吾的批评虽尚无直接的表示——我认他是应该有一番直接的表示：因为他把错译误了人，虽是出于无心，也应该出来向评者与读者道歉；假使他是不错，也应该说一番不错的道理。但是他进来在时事新报上倒很说了些关于翻译的话：譬如前引的翻译没有一定的标准，又譬如最近他答复人的信，说“译书不是名山事业，不必十分矜持，……对于翻译前途的负担而言，似乎被挑剔者比挑剔者所贡献更多”。
他说的这些话，连他自己也无十分的自信，我们看他用些“不必十分”和“似乎”等类的浮滑字眼，便不啻如见其肺肝了。连他自己也不能自信的言论，我们当然可以置之不辩；不过我所希望于张东荪氏的：是望他不要以为用这些浮滑的言辞便可以把自己的错译掩饰得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过而不改，是谓过也。前者是有器根的人，后者是不可救药的人。
六月八日，讨论注译运动及其他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第137-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