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地上随着爆发出一片欢呼声，我立即派出通信班长张志先带领两名战士前去抓飞行员。此后不久，志愿军司令部下发了《关于志愿军某军对空射击经验的通报》，并表彰了打飞机的有功人员。第5次战役中，含芝铺里阻击战，我所在军先后击落、击伤敌机83架（其中击落56架），为此，新华社记者专题撰文《与敌机作斗争》，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我志愿军还未有空军参战的情况下，相当地打击了美国飞机称霸天空的疯狂气焰。”
（作者为原广州军区空军纪委专职书记，1988年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
（摘自《解放军报》 武长友/文）
引：“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漂着柔美的轻纱……”每每听到这首优美的歌曲《喀秋莎》，83岁的胡玉芳老人就会想起60多年前的往事，故事不算跌宕，却揭开了“喀秋莎”炮弹怎样从中国运至朝鲜的——
标：老兵讲述跨国押运“喀秋莎”
主动请缨运炮弹
志愿军入朝后，东北军区军械部队所属各仓库，首当其冲地成为武器弹药的后方基地。我所在的H仓库也堆满了装备和弹药。
1951年初，仓库不时派人前往朝鲜押运武器弹药。见别人陆续都去了，我也着急了：“既然不能杀敌立功，为英雄送炮弹总得争取吧？”于是，我向库领导请缨：“如果还信任我这个副排长，就给我一次为前线送炮弹的机会，生死无悔！”库领导说：“赴朝押运可不是游山玩水，一旦被敌机的凝固汽油弹爆着，连块骨头都不好找，你可得想好了！”我当即表态：“怕死我就不去了！”
1951年6月的一天，库里责令我率3名战士，往朝鲜押运14个车皮的“喀秋莎”炮弹。当我们随车到了沈阳的苏家屯站时接到通知：“14个车皮分成两组，分批入朝。”我让老兵许振玉带一个新兵押运一半，我和另外一个战士押运一半。
炮弹差点“丢”了
车到沙河口后，火车刚进站就听到有人喊：“押运员下车！”我们下了车，出示了出国护照（不是通行证），车站的人在上面盖了一个章，就等于准予出境了。
列车开动后，在朝鲜新义州停了下来。等待了很长时间，总算在天亮前到了一个叫白马的山洞。我看到洞口设有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双岗，志愿军战士挥手喊道：“押运员下车！”因为是头一次出国押运，我们懵懵懂懂地跳下来，但车门都还没来得及关，火车就往山洞里开去了。我的头当时一下子就大了：“坏了，7车皮的炮弹真就这么开走了，回国可怎么交待呢？”
当时，部队对押运员有着严格的纪律要求：如途中遭遇敌机轰炸，所押炮弹爆炸了，必须有当地出具的证明，以示没有押运员的责任；如系押运员警惕性不高致使炮弹遭敌破坏，则以军法论处。我着急地大声喊道：“为什么让我们下来，火车跑了谁负责？”“火车走不了了，你们俩就近找个地方休息吧，啥时候走会通知你们的。”站岗的志愿军战士回答说。原来，前方隧道被敌机炸塌了，正在抢修，真是虚惊一场。
等了近一个星期，终于可以继续前进了。后面的路途还不如在国内顺利，由于天上有敌机，我们白天不敢走，只能夜里赶路，而且还要不时与敌机玩“捉迷藏”——敌机来了，我们就开足马力钻到山洞里不出来；敌机飞走了，我们再从山洞里出来继续走。
遇到敌机来袭
就这样，走走停停，我们总算到了志愿军后勤第五分部的一个转运站台。一下车，只见站台上早有汽车、马车及民工们候着了。按常规，应是先清点数量，然后再卸车、出具接收手续，哪知我们刚一下车，民工们就呼啦一下子围了上来，几下就把车皮门开封了，之后就是装车启运，动作既麻利又稳当。
原来，只要车一停，他们就得以最快的速度抢卸完毕，让火车开走，动作稍微迟滞一点，哪怕是一两分钟，都有可能被敌机炸个精光。因此，偌大的作业现场，既无灯光，也无马嘶，一切都在黑夜中寂静而迅速地进行。负责组织卸车的排级助理员，除了要确认弹种、数量外，还要统筹调动人员、车辆，分散、转运弹药。
虽然知道他们的难处，但我也有我的任务。我当时真担心他们把弹药运走了，却没有开证明，于是，就一再追问助理员。助理员被我问得没办法了，就说：“你真磨叽，那你就跟着我吧！”于是，他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哪知这一跟，我差点被美军的凝固汽油弹烧死。
当时，眼看就收尾了，两架敌机突然飞来。“卧倒！”只见助理员一边命令大家卧倒，一边跨上马背，猛地朝南狂奔，跑出约100米后，马尾居然亮出一条火龙，无规则地乱摆。看见地面有火光，敌机立即调头朝火龙俯冲，一排机关炮和几枚炸弹后，火龙熄灭了，敌机也飞走了。
大家跑过去一看，马早已被汽油弹烧死了，却不见助理员的影子，大家赶忙四处寻找。这时候，助理员从一个小土沟里爬了起来，他满脸都是土，笑着说：“马和油绳是我事先备好的，对付敌机就得多动动脑子，只有把敌机引开，弹药才会安全，我这项发明应给个诺贝尔奖吧！”我又想起这位助理员刚才在有条不紊指挥作业的时候和我说的话：“天天脑袋别在裤腰上，也就无所谓怕啦！”不由得心生佩服。
一切妥当后，我跟着助理员到了第五分部。吃过饭，他出具了7个车皮“喀秋莎”炮弹的接收证明，我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
（张杰荐自《中国国防报》 战英久、蒋金霞/文）
标：为造原子弹秘密找铀
1934年，我出生于江西省瑞金县壬田乡圳头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为了生计，小学刚毕业就回家务农，农闲时跟着父亲往返于闽赣两省边界，贩卖农副产品和盐巴。童年的磨难，使我切实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劳作之余，我坚持自学，希望有一天彻底改变命运。
1952年，机会终于来了，我考入宁都师范。毕业时，正好赶上空军某部来学校招考飞行员，通过严格的体检、政审，我被录取到某航空预备学校，成了一名准飞行员。
到长沙秘密找铀
1955年初，毛主席和党中央作出了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并秘密组建了一支代号为309的特殊地质队伍，专门负责勘探核裂变反应所需的铀矿资源。我意外地被航校选派到该队执行这一神圣艰巨的使命。
经过简单的培训，我们这批来自五湖四海的地质新兵在湖南投入到寻找“争气铀”的大会战中。每天肩背地质包，手拿地质锤，穿行于穷山恶水之间，出没于虎狼窝，备尝艰险。
1958年，我们终于在湖南郴州金银寨找到了铀矿床，随后又在广东翁源、江西上饶等地，陆续发现了一批铀矿点，打破了国际上关于中国南方老地层无铀矿的“权威”定论。
土法炼铀如做豆腐
我们紧接着用土法采矿炼铀，钢钎撬、铁锤砸、炸药炸，粉碎矿石后，再装入水缸木桶中用稀硫酸浸泡，用纱布做豆腐般反复过滤矿石，接着沉淀、烘干，提炼出一种俗称“黄饼”的重铀酸铵原料。期间，很多同事因受核辐射、吸入过量矿尘而致残，甚至牺牲。
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用上了我们找的“黄饼”铀料，我感觉地质队员的奉献和牺牲没有白费。作为一名寻找过“争气铀”的老地质人，我很自豪。
（摘自《快乐老人报》 杨远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