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公开发表的“暗杀名单”
对于一个专门从事暗杀的组织来讲，暗杀名单无疑是最为绝密的资料。为了怕走漏风声，这些资料还会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只有几个可靠又关键的人物知道。然而就有这样一份事关生死的绝密暗杀名单，却被公开发表在当时发行量和影响力极大的报纸刊物上。如此惊人之举，发生在1933年的夏天。
具体操作这件事情的人叫王造时，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七君子”之一，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王造时(1903~1971)祖籍江西安福，原名王雄生，清华大学毕业后，又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就读政治学并获博士学位，后到英国任伦敦经济学院任研究员。王造时回国后，受聘担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政治系主任、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主持创办了《主张与批评》半月刊和《自由论坛》杂志。还参与发起了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
此次事件的起因，要从王造时与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说起。该会于1932年12月29日在上海成立，仅仅存在了半年便被国民党当局取缔，但它却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宋庆龄、蔡元培分任该会的主席和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
该会还在北平、上海等地设立了分会，革命先驱、以笔为剑的鲁迅先生，当时便是上海分会的执行委员。该组织公开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反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外交政策，利用各种渠道，积极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是一个进步爱国的民主政治团体。王造时当时担任同盟的宣传委员和执行委员，积极参与了多次援救活动。
同盟组织的爱国行动很快就惹怒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当局于是发布宣言，诬蔑其为“非法组织”，要求予以解散。但是同盟组织没做理会，仍旧与国民党当局做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开始使用其一贯的流氓伎俩，让以暗杀为主业的特务组织蓝衣社出头，开始进行有预谋的暗杀活动。1933年6月，同盟组织的总干事杨杏佛首先被蓝衣社特务暗杀于上海街头。
国民党的暗杀行动一出，上海的空气立刻变得紧张起来，一时间阴云密布、人心惶惶。王造时也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恐怖氛围，暗杀杨杏佛只是一个开始，国民党绝不会只针对杨杏佛一个人，后面应该还有一大批人，而这些人无疑都是对国民党当局不利的爱国人士，当然也包括王造时自己。
坐以待毙肯定不是办法，王造时思笃再三，决定主动出击，走在国民党前面，变被动为主动。他决定走一步险棋，他要把蓝衣社可能暗杀的人的名单公布出来，给他来一个釜底抽薪。
王造时于是找到《大美晚报》中文版的总编辑和发行人、老朋友张似旭商量。《大美晚报》是美国商人在中国开办的报纸，是张对中国革命做出过贡献的进步报纸。张似旭对国民党当局也很不满，但是如果公布这样一份名单，无疑要冒极大的风险，但他毅然将这份名单同时在中英文版首要位置作了刊登。死亡名单一经面世，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爆破于当空。一时间舆论哗然，举国震惊。国民党当局自以为天衣无缝的阴谋，就像被剥光了衣服，置身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王造时还找到另一家进步团体《中国论坛》杂志社，该刊以“勾魂单”为题，对国民党拟暗杀的53位爱国人士进行了公布，各报刊纷纷转载，发表评论，闹得沸沸扬扬。
迫于舆论和社会的双压力，时任上海市长吴铁城，不得不召集社会及媒体人士公开发表谈话进行搪塞。蓝衣社精心策划的暗杀行动也不得不就此罢手。
（摘自《中华传奇》）
引：近年来，随着《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播放，一度鲜为人知的南京保卫战的有关历史细节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随着有关史料的发掘，南京保卫战的历史原貌逐渐清晰——
标：大屠杀背后的南京保卫战
蒋介石的固守决策
南京保卫战曾被认为是一场“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战役。蒋介石决定固守南京，除了考虑到南京的特殊地位（若不战而退，有失体面，固守南京则表明政府抗战之决心和意志），更多的还是出于外交战略的考虑。因为自淞沪会战后，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寻求国际干预中日冲突的努力。虽然从军事角度来看，南京已无坚守之可能，而蒋介石出于外交层面的考虑，又希望能够在南京坚守一段时间。
作出固守南京决策之时，布鲁塞尔会议尚在进行中，蒋介石希望能够利用《九国公约》来制裁日本，但最终九国公约会议未取得积极成果。到了1937年12月5日，蒋介石对“苏俄出兵已绝望”，而“德国调停似亦无望”，国际形势渐陷于不利状态。可是，蒋介石在同日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及阎锡山的电报中却声称：“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当可转危为安。”这表明他还未放弃对国际干预的期望。
但是，蒋介石这种为了引起国际干预而不顾军事上困难的战略决策，一旦国际干预没有如期而至，那么南京保卫战的军事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为达到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歼灭战遂成为日军迂回包围南京的主要作战目标之一。12月7日，日本华中方面军通告了《攻占南京要领》。
唐生智的失败撤退
1937年11月中旬召开的关于南京战守的决策会议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内部出现分歧。一种意见主张只是在南京进行象征性的抵抗以后即主动撤退。另一种意见主张在首都南京至少在一定时期进行绝对固守的作战，这是蒋介石的主张。然而， 这种意见在军事委员会高层会议上未能获得广泛支持。在11月18日的军事委员会高层会议上，蒋介石决定在南京进行短期固守作战。蒋介石提出由谁来负责固守南京的问题后，一时无人应答。最后，唐生智表示愿意担负这一职责。蒋介石顺水推舟地接受了唐生智的请求，决定由唐生智出任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
蒋介石在11月24日正式发布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也开始着手组织该司令部。从11月25日组建南京卫戍部队算起，只经过了18天时间，南京即告失陷。
为避免南京守军被敌围歼，蒋介石于12月11日中午考虑令南京守军撤退，遂令时在江北的顾祝同以电话转告唐生智。顾祝同要求唐生智当晚渡江北上，令守军相机突围。唐生智考虑到由于自己曾力主固守，若突然先行撤走，怕其后责任难负，因而他要求必须先向守军将领传达清楚最高统帅的意图后方能撤离。当晚，蒋介石致电唐生智，令其可相机撤退。唐生智于当夜在卫戍司令部开会研究后，决定于12日撤退。
12月12日中午前后，日军已攻破中华门，防守此处的第88师被迫撤走，南京失陷已成定局。当时，大批逃难居民与溃退的散兵拥挤在街道上，城中秩序开始陷于混乱。南京守军已开始呈动摇态势。唐生智等决定改在当夜撤退。12月12日17时，卫戍司令部召集南京守军中师以上将领开会，布置撤退行动。由于时间紧迫、渡江交通工具有限，原定突围计划是36师、宪兵部队及直属诸队依次渡江，其余各部应设法从正面突围。但在书面命令下发后，唐生智又下达了口头指示，规定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及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这就大大降低了命令的严肃性，也为不执行命令制造了借口，以致计划中规定的由正面突围的部队，除第66军及第83军之大部按命令实施突围外，其余各军、师均未按命令执行。
由于唐生智对于战局判断失误，城破前一天才开始下令撤退（而此时最佳撤退时机已过，各部队联络不畅，秩序混乱，指挥系统已经瓦解），从而造成了大批中国军队未能成功撤退而滞留南京，最后大部分被日军屠杀的严重后果。
惨绝的南京大屠杀
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在时间上前后承接，南京保卫战的失败造成南京陷落，随后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国民政府对南京市民疏散不力，留下严重的平民安全隐患，对于南京的防守部署不力，造成军事撤退混乱，大批中国军人滞留城内。这些因素扩大了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者的规模。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数十万军民被日军屠杀，其中中国军人大概在7万~9万人。而如此众多的军人被俘虏、被屠杀，与南京保卫战的战略决策和指挥失误密切相关。一方面，国民政府集合重兵固守南京的决策失误是造成大批中国军人滞留南京的根本原因。南京居长江之南，日军对南京取分兵合围之势，国民政府在没有足够力量保证南京守军可以安全有序撤离的情况下，集合十余万的军队固守南京，这显然是军事策略上的重大失误。蒋介石明知南京不可守，却高调表态要死守南京，实际上是对参战部队做“遗弃性处置”。另一方面，作为南京卫戍司令的唐生智，对万一城陷之后如何有序地组织撤退等善后事宜，也考虑不周。他为了迎合蒋介石而提出了“誓与城市共存亡”的口号，在挹江门阻止军队退往长江边，并收缴渡江船只。按照唐的说法，此为：置之死地而后生。其结果：“死地”形成了，而“后生”则为泡影。加上军事决策与指挥体制的缺陷，于是导致了南京沦陷后，中国守军不能形成有效抵抗和有序撤退，直接造成了滞留城内的官兵陷入组织崩溃的境地，被俘官兵数以万计，并成为日军残忍屠杀的对象。
（摘自《北京日报》严海建/文）
标：蒙冤受难的“胡风集团”成员妻子们
胡风妻子：5年监狱，5年失业
胡风妻子梅志在被捕的“胡风集团”成员妻子中间，在狱中呆的时间最长，是5年零10个月。她是作为“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被捕的，何况还是胡风的妻子。
梅志关押在北京城内的监狱，和关在秦城监狱的胡风一样不知对方的下落。1961年初，梅志母亲由于肺炎死于医院，后事无人办理，梅志获释出狱，料理母亲后事。失去工作，背上黑锅的梅志，只得靠拆房的补贴养家糊口。
5年监狱，5年失业后，1965年11月，梅志拿到了自己的《不予起诉书》。然而，苦难并没结束，对梅志精神和身体的更大折磨，还在后面。
1970年初，胡风被解往四川省第一监狱，“四川省革委人保组”宣布将他改判无期徒刑。长期承受巨大的精神折磨，胡风的精神终于崩溃了，他患上了心因性精神病，在监狱里多次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1973年1月，梅志被送到四川省第一监狱与胡风相聚。
看着已不成人形的胡风，梅志流下了痛苦的眼泪，但她在心里告诉自己：必须镇定！此时，自己必须以最大的韧性去唤回丈夫那清明的理智，使他的心灵复苏！每当胡风犯病，她就像母亲哄孩子似的温柔地安慰丈夫，直到他渐渐地平静。渐渐地，胡风的饮食起居恢复了正常。1979年1月11日，胡风得到监狱释放。
贾植芳妻子：两次入狱
贾植芳妻子任敏自1937年在西安认识贾植芳并结婚之后，一直跟着他走南闯北。任敏在1958年底从上海到了青海，这时已出狱两年，没料想，到了青海，她会第二次入狱。初到青海，任敏被安排到山区教小学。不到半年，上海的检举信到了青海，告任敏曾攻击毛泽东，为“胡风集团”鸣冤叫屈，于是，她又被关进了高原监狱。
1962年，任敏出狱了。回到家乡，她才知道贾植芳仍在上海狱中。许久没有缝鞋的她，在灯下为贾植芳细心缝做一双布鞋，托贾植芳的弟弟寄到了上海。从鞋底的针线，狱中的贾植芳猜想任敏回家乡了。
贾植芳1966年春天出狱之后，仍属管制对象，任敏和他只能书信往来，未能见面。一个月，两个月，一年……1967年9月，任敏终于凑够了钱，乘上开往上海的火车。
卢甸妻子：一个尽职的“护士”
和一年狱中生活相比，丈夫卢甸的疯才是最折磨李嘉陵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