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秋
让我们把眼光再次回溯到1920年，彼时，志摩尚且没有抵达康桥，栖居于日后令他魂萦梦牵的伊甸园。志摩在这年来到伦敦之后，起初是茫然而失落的。因为他没有见着敬仰已久的哲学家罗素，他去故土中国了。而他的消息亦十分闭塞与滞后，早在1916年，罗素便以反抗权威与私人原因被剑桥大学解职，而后他去苏联，去中国，宣扬和平，关注弱势国家。
但无妨，志摩虽未如愿见到罗素，却时刻关注罗素的行踪与言论。1920年6月，罗素访问前苏联，之后写下《布尔什维克主义之理论与实践》一书。志摩读完该书，写下一篇读后感《罗素游俄记书后》，寄回国内在梁启超主编的《改造》杂志上发表。
他在文中写到：“罗素世代簪缨，一国望族，其决弃世俗之浮华，研数哲之秘妙，已非常心所可见。方战事之殷，罗素因仁人之心，训和平之德，乃不谅于政府，夺其教席，拘之狴犴。罗氏怒，罗氏不能不怒，舍名与数，言政及变，书出不胫而走。罗氏不复以哲学士名而以社会改造家闻；不复以和平派名而以急进党闻；不复以康桥教授名而以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闻……”
志摩对罗素思想与人品的倾慕与敬仰之情溢于言表。而经过近一年的中国及世界各地的讲学和访问，1921年，罗素终于带着他的第二任妻子杜拉回到了英国。
得悉罗素回国之后，志摩非常兴奋，他迫不及待地于10月18日致信罗素：
“欧格敦先生把尊址赐告，但未悉此信能否顺利到达。您到伦敦要是能惠一音以便安排一个大家见面的时间，我将感激不尽。自到英国后我就一直渴望找机会见您。我愿在此向你表示我的热忱，并祝蜜月旅行愉快。”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几日后的一个下午，志摩终于如愿以偿见到了罗素。
自从1921年10月29日第一次拜见罗素之后，志摩便成了罗素家的常客。由最初的神往，再到后来密切的交往，志摩发现，每次与罗素交谈，那种不言而喻的感觉正好比“看法国焰火：种种炫目的神奇，不可思议地在半空里爆发，一胎孕一胎的，一彩绾一彩的，不由不惊讶，不由不欢喜。”
如果说，康桥是志摩精神的载体，狄更生是他文学道路的引路人，那么，罗素，这位“始终关注人类和平与命运的伟大思想家，才华横溢、幽默谐趣而又桀骜不驯的长者，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的友人”便成为了志摩思想上绝对的导师。这其中，尤以爱情与婚姻为最。
我一直追求爱，首先是因为它带来极乐——这巨大的极乐使我常常愿意为几个小时的快乐而献出余生。我一直寻求爱，其次是因为它解除孤独——在那可怕的孤独中，一个战栗的意识越过世界的边缘，看到了寒冷、莫测、悄无声息的深渊。我一直寻求爱，最后是因为在爱的结合中，在这张神秘的袖珍画像上，我看到了圣人和诗人所想象的天堂之幻景。
无疑，罗素的一席话给了志摩思想上巨大的动力，他的爱情尚未开花，却早早地品尝了婚姻的果实。那不算爱情，只是一种履行男子义务的形式。彼时，他才深刻体会到自己的无知与懦弱，因着从未感触到爱情带来的海浪般的深邃触动，亦因着一个理想爱人的出现——林徽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