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砸烂“高大半”
“文化大革命”运动第一轮冲击波，是掀起了一个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红卫兵狂潮，参加者少说在5000万人以上。
从1966年8月18日起，毛泽东在天安门连续八次大规模接见奔涌而来的红卫兵小将，各地大中学生以革命的名义进行大串联，党中央全力支持，任何人不得阻挡。进京总数超过1200万人。铁路客运呈现1949年以来最大高峰，全中国的红卫兵小将们，一股脑冲向铁道线。他们不仅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还要前往全国大中城市和带有浓重红色革命标记的地方，去闯去看，去煽风点火，去转他一大圈。反正不用花钱买票，哪里都有接待站。
所有旅客列车严重超员，红卫兵扒车，就差像印度人那样爬到车厢顶上了。半年当中，全国日均乘客很难准确统计。几乎所有列车都晚点，铁路员工不断遭到批评或者殴打。机车根本不够用。为了确保重点，吕正操一边挨批斗，一边艰难维持着铁道部，紧急抽调机车和载客车厢，连同乘务人员，搭配增编195个专列组，集中北京，突击抢运。北京站每天增开红卫兵专列达60对，同时特调14组客车做机动使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惊人数字：1966年9月和10月，仅仅两个月的统计表明，铁道部突击增开红卫兵专列达到6996列，加上临时机动，就肯定超过7000列了。
压力最大的要数京沪线、京广线、京哈线和京包线。四大干线连接无数支线，通往祖国心脏，通向伟大领袖居住的地方。铁道部紧急动议，把北京站改为红卫兵专列的下车站，把永定门站改为红卫兵专列的上车站，其余大量列车一律改到西直门站集中调整。三大车站饱和到了极限。而红卫兵专列，不向普通乘客售票，只接受各地持有革命师生证明的红卫兵战友。所有这些非常举措，都是吕正操部长和武竞天副部长等老将们，在即将被“批倒批臭”之前被迫作出的。
革命形势突飞猛进。9月21日，心神俱疲的吕正操将军最后一次主持全国铁路电话会议，要求全路职工不得离开生产岗位搞运动，各铁路单位要组建革命、生产两套班子，坚持生产，分期分批搞运动；吕将军痛心申辩：大多数铁路党组织是好的，大多数干部是忠于毛主席的，绝不能统统将他们揪斗打倒。但是，一切都晚了，天翻地覆慨而慷了，在造反派看来，吕正操主持召开全路电话会议，并表态申辩，只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疯狂反扑”，是“走资派”玩弄“以生产压革命的一贯伎俩”，造反派要的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坚决夺取你们把持了17年的党、政、财、文大权。
吕将军余音未散，他自己就遭到造反派更惨烈揪斗。一切与他的意愿相反——绝大多数党组织被彻底砸烂，绝大多数铁路干部被打翻在地。全国铁路秩序大乱：一方面，路外造反派拦截列车，强行登乘，围攻车站，捣毁设备，揪斗事件此起彼伏，频繁发生；另一方面，铁路内部运动扩大，斗争升温，造反组织纷纷成立，大字报铺天盖地，新老矛盾恶性爆发。各种大标语怪口号，随着列车向全国开进。吕正操9月召开电话会。10月，上旬全路客车正点率仅为84%，中旬为79%，下旬则降至70%，最低一日正点率仅为66？郾9%。北京和上海两大客运站，正点率分别降到39%和51%；当月欠装货车累计31000多车。因山西大乱，致最急需的煤炭运输欠装25900多车，东南沿海各大城市电煤存库频频告急。
这一时期，唯有大混乱大恐怖，伴之以“造反有理”的最激昂音响。位于长安街上的铁道部大楼里，涌满了北京铁道学院、唐山铁道学院等多所高校的红卫兵斗士。孩子们正在暴躁期，他们当然要干革命，这就和要求补发工资、要求返回铁路单位包括落实回城的老员工们搅在一起了，更与铁道部机关的运动阴谋家搅在一起了，几股力量又和中央文革小组以及全社会的造反组织搅在一起，多次揪斗围攻吕正操和武竞天，乱世狂潮一浪高过一浪。吕、武二将军曾率万马千军，抗日杀敌，分别在东北和华北创建了两个最早的大区铁路管理局；他们根本料想不到，今生今世会陷入如此一个可怕境地。
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首领王洪文，指挥战斗队冲击上海火车站，要乘车上京告状，造中共上海市委的反。当日，造反派卧轨拦截各次客货列车，致36趟旅客列车停顿，近百趟客货列车滞留，沪宁铁路被迫中断30余小时，酿成“安亭事件”。铁路形势进一步恶化。
11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等人发表讲话，公开点名批判吕正操等铁道部领导，定性吕正操等人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求“彻底揭开铁道部阶级斗争的盖子”。
12月16日，吕正操主持的铁道部党委，在绝境中最后一次向全路发出电报，不得不推翻原先“暂缓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谓“可以相继开展运动，具体安排由铁路局、工程局、设计院自定，不必报请铁道部党委批准”。至此，“高度集中、大联动机制、半军事化”的全国铁路管理系统，全面动乱。在造反者看来，“高、大、半”正是造反革命的绊脚石，必须彻底砸烂。
1967年元月，上海造反派和山西造反派南北呼应，率先实施夺权，“一月风暴”席卷全国。毛泽东说：“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铁道部机关造反组织“东方红公社”顷刻行动起来，联合部分铁路单位战友们，于1月22日大举夺权成功，部属各业务司局的一切权力相继被夺。部、局两级干部一律遭受残酷批判斗争，斗完了“靠边站”。造反派把吕正操、武竞天与国务院分管铁路的副总理薄一波挂在一起，连续揪斗不分昼夜，戴高帽、挂黑牌，人身侮辱“喷气式”，直至死去活来。很快，全国各铁路局、工程局、设计院、机车厂、各分局，包括车站、机务段，大权加小权，党政财文工，尽被夺权，无一遗漏。
办公楼里闹夺权，铁道线上出大事。1月23日，东北发生铁路惨剧，第308次旅客列车在沈阳站冒进信号，与正在进站的第54次客车发生正面冲突相撞，造成死亡29人、重伤81人重大事故，致京哈线中断12小时；3月5日，昂昂溪车站内，引导员和扳道员忙于大辩论，争执中忘记扳道岔，造成383次客车与020次货车侧面冲突相撞，致机车重创1台，货车破损8辆，行车中断6个多小时……
在蚌埠枢纽处，机务段和车辆段造反派大闹不休，抢占车站控制室、广播室，封闭道岔，中断蚌埠枢纽行车，两度切断运输达83小时，致使京沪、沪杭、陇海多处路段卡死，177趟列车被迫停运……
铁道线上战火惊天
夺了权怎么办？谁来掌权行令？第一轮斗倒了“走资派”，第二轮派战斗争只能更加激烈。权力真空出现以后，什么人都会往里头吸。1967年1月27日，周恩来发出指示：铁道部机关和直属业务局各个造反头头，赶快协商推举人选，组建夺权后的部级临时业务小组。结果，多个造反组织总算推出14个人来，代表着两大派，在争端吵闹中勉强维持乱局。
条条铁路线上，两派越斗越勇，也越斗越狠。地方军民介入铁路，铁路干将杀向社会，势成“文革”一大特色。举例说，我少年时生活在山西省晋东南地区长治市。此地夺权时间是1967年1月25日。夺权中，产业工人在军分区支持下成为主力，有钢铁、煤炭、军工各路枭雄，更有铁路工人。——从郑州经新乡、焦作，一条铁路北上太行，贯穿晋东南，抵达长治北。这条铁路后来延伸到太原，称太焦线，是全国极重要的战略运煤干线之一。长北机务段的总工姓岳，曾是著名的“毛泽东号”某任机车长，“文革”前，《人民画报》曾把岳工当封面刊出，岳家子女与我是相熟的。夺权前后，这条线归属郑州铁路局，属于著名造反组织“河南二七公社”延伸到山西的势力范围。长治北机务段以及火车站的造反组织名叫“五四兵团”，全称“河南二七公社长北五四兵团”，在晋东南撼动山岳。为首一名头头称老徐，出山担任晋东南地区造反夺权副总指挥和长治市造反夺权总指挥。老徐离开扳道岔的小屋，昂首进驻市委大楼，要镇守一方。
没几天，反被对立派——“河南公安公社”给抓到郑州去了。不久，老徐又杀回长治，把长治北铁路单位建造成了全地区一派大本营。晋东南地区两大派，一派称“联字号”反攻市区，一派称“红字号”。1967年8月，两派在长治北机务段发生数千人恶战，打响了太行山上“文革”战争第一枪。仗由此越打越大，直至重型武器上阵。其中使用的“喀秋莎”火箭炮，是全国“文革”战场上级别最高的现代火炮。一直打到长治市成为一座空城、死城，几十万市民百姓倾城而逃。长治北铁路基地成为“联字号”反攻市区司令部，至为坚强。这仗一直打到第二年乃至第三年。武斗期间，两派为争夺境内铁路控制权，曾经先后5次炸断铁道，长治这边炸断2次，晋城、高平方向炸断3次，致使机车大颠覆。我写了一部名为《牺牲者》的纪实长卷，为此曾经采访这位老徐先生，对这一带的铁路灾难是熟悉的。在这条铁路上，老徐曾经从河南调集重兵开赴山西作战，他说：从新乡调兵上来，弟兄们全副武装，总部签发专列运送，弟兄们放下半截车厢，枪口一律对外，迎风挺立前进。各站一路绿灯，刮风一样增援长治北，那速度，那效率，比军队打仗都要快。
这一派长治北铁路基地，挨炮弹至少在8000发以上，同样，一派以此地为阵地，至少也对外发射炮弹上万发。全区两派参战人数超过6万人，打死数千人，伤亡总计2万人。
这条铁道被多次炸断，北京军区奉军委命令，派遣69军政委曹中南、副军长肖选进将军，带部队前往战地镇守，结果，整连整连部队被“红字号”武装强行缴械，几度险遭围歼，并被驱逐出来。最终，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军委联合向该地区多次空投停战命令，同时派遣涉及5个军番号的大批野战军入晋，军队官兵和“联字号”共同发起大反攻，在一片血光之中夺取了全区胜利。老徐则升到地区革命委员会成为一名中层领导干部。这时候再看，铁路设施、车站机房一应基础建设，早已百孔千疮，满目疮痍了。
冷静调研后可知，就一个地区而言，山西晋东南的“文革”战争，其规模其惨烈均为全国之首。而整个中国铁路系统的灾难，各地却差不多。有铁道部史料记载：“京广、京沪、陇海、宝成、浙赣、哈大等主要干线的运输，都因两派群众组织冲突而几度中断，特别是郑州、徐州、兰州、成都、武汉、沈阳、长春等客货枢纽站，均因武斗升级而遭到破坏。”这个记述，是真实有据的。而今天的年轻读者们，却很难相信这一切确切发生过。一场“文革”，不应在我们民族记忆中抹去。
要说新建铁路，多是“文革”中后期的事。宜万铁路则不可能上马。就连早已开工的“三线”重点工程都干不下去。比如成昆铁路，北京早有限令工期，结果如何？在已经建成的成都以南地区，白家站道口，由铁路局一派武装占领，实行封锁；在北段建设工地上，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工程停顿，筑路工人基本跑光，剩下铁道兵战士们艰难维持。直到“九大”以后才重整旗鼓，突击完活儿。那年头，哪里还顾得上修筑宜万铁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