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余大人就说说这修路的利端吧。”李鸿章本来给皇上陈奏过修路的《妥议铁路事宜折》，在这个奏折中他力陈筑路的好处。只是皇帝面前的一场争辩，把李鸿章的奏折给打入冷宫去了。反对筑路的人说修筑铁路是”祸国殃民，莫大乎是”，更有人对皇帝说”睹电杆而伤心，闻铁路则掩耳”，修筑铁路已被视为是大逆不道了。如今，听见余隆泰把筑路和国运连在了一起，李鸿章倒想借天津商人的嘴，再替自己说几句话。
“修筑铁路一事，事关重大，隆泰也知，朝中有人力主反对……”
“隆泰兄，反对修铁路的，可是醇亲王呀！”不知是谁，从后面抻了一下余隆泰的衣角儿，提示他说话要当心。但余隆泰此时正在气盛，何况他又是无官一身轻，无所顾忌，他回手推开背后拉他衣襟的那个人，口若悬河，他就说起来了。
“修筑铁路，实为富国之本，中国幅员辽阔，铁路一通，其利于漕务、賑务、商务、矿务之处，已不可殚述，且于列强觊觎天朝的今日，也是抵御敌军的当务之急。隆泰虽孤陋寡闻。但对朝中反对修筑铁路之说略有所闻，其铁路足以资敌之论，实为多虑。强敌入侵，固可以铁路而长驱直入，而我王朝，又何以不可以铁路而调兵遣将？铁路告成，声势联络，血脉贯通，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而夕至，十八省兵力合而为一。此时洋人再多，也敌不过我百万之众，资敌乎？御敌乎？有目共识，真是何虑之有呢……”
“好，好，你说下去，说下去！”李鸿章越听越爱听，越听越高兴，他已是连连击掌，在给余隆泰鼓劲了。
三、余隆泰做上了三井洋行的中国掌柜
余隆泰一马当先，鼓动得天津商人做了李鸿章修筑铁路的经济后台。第二年，李鸿章就组成了天津铁路公司，从天津商界筹到筑路用款150万两，再加上向英国又借了一笔路款，这修路的工程就开始了。到了公元1892年，光绪十八年，天津建成了老龙口火车站，从此，天津就成了全国第一个铁路中心。
因力陈筑路，余隆泰结识了李鸿章，李鸿章在天津筹措路款，余隆泰又几乎到了砸锅卖铁的程度。由此，余隆泰更是攀上了官府，他也就更平步青云，福禄双全了。
因为天津通了海运，通了火车，各国金融、商界便从四面八方向天津云集，而在这当中最是来势凶猛的，当属日本财团。
中国的门户，是英国人用大炮打开的。天津设埠通商，始于公元1860年，咸丰十年，那一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城，火烧圆明园，迫使清廷签下了《北京条约》，应允”天津口克日通商，洋船随便往来”。直到天津立了法租界、英租界、德租界、意租界，日本势力还没有挤进来。到了公元1867年，同治六年，天津已有洋行17家，其中英商9家，俄商4家，德商2家，美商和意商各1家，唯独没有日商的洋行。
看着英、法、美、德、俄在天津办洋行，做生意发财，日本人急得双脚乱蹦。他们想挤进中国，挤进天津，向英、法、德各国势力求情，让他们从瓜分中国的宴席上分给日本一杯羹。那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只好打通中国官府，来一个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楞往里挤。
于是，公元1894年，光绪二十年，日本在”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国策下，发动了一场甲午海战，这场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结束。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奉旨，带着他的儿子李经方，在美国顾问科土达的陪同下，前往日本谈判求和。4月17日在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允许日本在中国设厂，并允许日本货物一律免税。由此，天津，以至中国的大门，才被日本人一脚踢开。
洪水一般，日本势力一下子涌进了天津。1898年，就在英国、法国在天津设立租界地40年之后，日本人也在天津设立了租界地。而且日本人不来则罢，来了就要称雄天下，天津的租界一次就占地1667亩，成了天津最大的一个租界地。立了租界地，立了领事馆，来了日本侨民，随之就办起了各种各样的”会社”，办了洋行，又设了横滨正金银行、大东银行等等金融机构，未及二年时间，日本人已经在天津打下根据地了。
在日本开设的洋行中，有一家最大的洋行，那就是三井洋行。
三井洋行，全名是”日本国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明着是私人资本，内中有日本国的势力，是日本的一家大垄断商行。尤其是对中国，三井洋行垄断一切对华贸易，一切日本国对中国出口的物资，以及一切日本国与中国来往贸易，统由三并洋行经办，而且垄断海运和保险，结算战争”赔款”，代理日本国对中国的官方贷款。所以，这三井洋行，已经就是设在天津，以至于是设在中国的日本国了。
三井洋行既然设在中国，那就要有一位中国掌柜，而且三井洋行设在天津，还要有一个华帐房，只是这位三井洋行中国掌柜，应该由谁出任呢？
当然，不能是中国官员，中国朝廷里的官员不能在日本人开的洋行做事，无论什么职务也不能担任；还不能是中国官员的亲属，李鸿章的弟弟、内弟、还有他的儿子，都不能出任日本洋行的中国掌柜。那样就有了暗中与洋人沟通的嫌疑了，再在皇上面前说话，无论是说日本好，还是说日本坏，都不理直气壮了。
那么，就找一个商人吧，也不行。既然人家日本三井洋行方面有日本国的背景，这位出任日本国三井洋行中国掌柜的中国人，也得有点中国官方的背景。否则，人家有什么要和中国官府说的话，一个普通的商人，怕身份不够。而且，这个人还必须名声好，受人敬重，还得有学问，多少沾点儒门的边，虽说不是圣人吧，也得是位贤达。寻来寻去，这个职位在天津只有一个人能担任，那就是余隆泰。
当李鸿章一张帖子把余隆泰请到私人府邸，酒席之上，三巡老酒下肚，在李鸦章把推荐说出之后，余隆泰毫无准备，一时之间，竞把举到唇边的酒杯停在了半空，好长好长时间，他没有说出话来。
“身负重任，这个职位，已经是非公莫属了。”李鸿章劝导着余隆泰说。
“承蒙合肥大人错爱，隆泰自然是感恩不尽的。”把这样一个发财的肥缺送到自己手里，余隆泰当然知道这是李鸿章对自己帮他修铁路一事的报答。做上三井洋行的中国掌柜，那就是白银往家里流的差事呀。多少人上万两的银子送上去，未必能运动下来一个小小的盐务，如今李鸿章一句话便把余隆泰推到与日本人共分中国财产的位置，这该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呀！只是，余隆泰也明白，出任三井洋行的中国掌柜，从此自己就是半个官商了，自己因修五槐桥换来的名望，弄不好就要葬送在这个洋行买办的位子上，和洋人沆瀣一气，那不明明是在做卖国生意吗？
李鸿章历来是贵人话少，他”举荐”余隆泰去三井洋行出任中国掌柜，也无须向余隆泰交代这个差事是何等的重要，一切心照不宣，该如何办，由你余隆泰自己想去就是了。
本来，余隆泰还要推辞，但是李鸿章端起了茶盅。中国官场的规矩，这叫”端茶送客”，原来客人来时献上的那杯茶：是准备用来送客时用的。看见李鸿章端起茶盅，又听见李府的老仆在门外高声喝唱：“送客”，余隆泰不敢怠慢，忙起身施礼，向李鸿章告辞出来了。
回家的路上，坐在自家的轿子马车上，余隆泰既为自己得了这份发财的肥差而庆幸，也为自己做上了买办而懊恼。去三井洋行做中国掌柜，明明就是李鸿章给了余隆泰一个发财的机会。在此之前，余隆泰经商起家，靠的是自己的本事，自己的运气，但出任三井洋行中国掌柜，那就不能只靠个人的能耐才干了。李鸿章的”举荐”，就是一道总督的大令，虽没写成文书，但却代表官方。日本势力初来天津，他们知道谁能胜任这个要职呀？而且，甲午海战后，李鸿章率子去日本议和，割地之惨、赔款之巨，已是举国为之谅骇，国人无不痛骂李鸿章卖国。当时竞有人传说，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已被日皇选为驸马，李鸿章已和日本皇室联姻了。四川一个不怕死的读书人上书李鸿章；开宗明义第一句便是：“人谓公一日不死，则天下一日不平。”可见，李鸿章的名声，早就臭到了家。
只是，日本人听李鸿章的。日本三井洋行初到天津设行，他们在选用中国掌柜一事上，是唯李鸿章的”举荐”是从的。余隆泰大半生清白，如今被李鸿章扔上了这条贼船，他的苦衷自然也是有口难言了。
余隆泰于到三井洋行就职之前，先去了两户人家，一户是他的亲家公，天津府的黄道台。黄道台自然是官职在身，李鸿章是他的上司，就只对余隆泰说些要尽心尽贵，不可辜负总督
大人的思泽呀之类的话；余隆泰去的第二户人家，是天津的圣人，严复。严复是位大学问家，是余隆泰家几个孩子的老师，也是余降泰的莫逆。严复一贯力主维新，他倒不认为做上了三井洋行中国掌柜的职位，便一定是参与了卖国行径。丧权辱国的罪魁是腐败无能的清朝朝廷，明眼人是不会把卖国的罪名推到与洋人经商，为洋人做事的类如余隆泰这类人物的身上的。
“好自为之。”严复只对余隆泰说了四个字，便和他说起几个孩子读书的事了。
三井洋行，好大的财势，余隆泰到任未及三年，一跃就成了天津的首富，而且人家三井洋行和中国人做生意，处处都恪守儒商之道，进一船货，出一船货，规规矩矩给华帐房提二成的利。那就是说，这一年之中，三井银行无论有多少盈利，落在余隆泰名下的就有二成。这二成的利润，除了华帐房的开销之外，余隆泰个人得多少，那就不必细说了。
自从余隆泰攀上了官府，成了天津的显赫，随之他就成了天津府衙门的常客。他找天津府道台大人不论朝政，不谈经济，只一件事，下棋。
余隆泰爱下棋，在天津卫，余隆泰没输过棋，而且余隆泰最爱和名人、贵人对奕。不好好和余隆泰下棋，你就休想在天津立足。和余隆泰下棋，不让他胜，他就不肯走，有一次余隆泰楞拿一炮一卒赢了对手的双车双马，“余大人手下留情，我输了，我输了。口服心服。”何以双车双马会在一炮一卒面前服输？因为余大入胜棋之后一般情况要摆宴庆贺，燕窝鱼翅、山珍海味，对于输家，那是足可以安抚一番的了。
“他们敬畏我的财势。”余隆泰有自知之明，并深知仅凭一炮一卒而能胜双车双马者，于棋谱上实属绝无仅有。于是，他要找一位不敬畏自己财势，又不肯装败认输的人一决雌雄。什么人不敬畏余隆泰的财势，只有道台大人了。当然，这只是在天津卫，北京城里的皇帝老子也不敬畏余隆泰的财势，说不定还不把余隆泰看在眼里。找皇帝老子去下棋？听说光绪皇帝被囚在瀛台了。慈禧老佛爷也爱下棋，余隆泰当然不去，哪里有一个大老爷们儿跟一个大老娘儿们下棋的？笑话。
为了躲避余隆泰常到天津府衙门找道台大人下棋，前一任道台大人向朝廷呈送了请调的奏折。他没敢告诉皇上，天津卫有个余隆泰常于夜半三更叫开天津府大门来找自己下棋，他只推说天津卫地处九河下梢，民性刁钻，自己治理无方，要求调往他任。幸好这位道台大人会做事，他一份厚礼买通了李莲英的机关，由此才一道懿旨下来宣他进京，改任他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