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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余姓人家 (2)

李鸿章在天津办洋务,有人说是受了洋人的撺掇,这固然也是对李鸿章的一种贬斥,不过哩,凭李鸿章一个老官,而且是一个到外国晋见人家皇帝,在皇宫里随地吐痰的昏聩官僚,说他会突发奇想,要推动中国建立西方工业生产体制,未免也是对他过于颂扬了。李鸿章办洋务,是他亲自吃过洋人的苦,几次出使西洋,虽说身为大清国的重臣,但人家却只将你视为是求和的败将,连宴席上的座位,都将你排在下位,明明是要当众不给你面子。这时,李鸿章也许会想,以大清国的幅员,倘每人手中也有一把洋枪,凭你们这些弹丸之地的小国,几百万人口,哪里是大清国的对手?

洋人么,自然很鬼,他们先用大炮兵舰攻破你的大门,让你作了败将;然后又引诱你学他们制造大炮兵舰,兴办洋务,将他们攻打你的武器再卖给你,这才是将你牢牢地拴在他们的车辕上,乖乖地由他摆布。

大清国的洋务运动,始于扬言创立海军之时。那时,停泊在中国海域的英军九十九团,有一个名叫马格布的军医,他将船上的几个工匠带下来,找个地方利用些旧车床造出来了一些火药、子弹,算是开办了一个工厂。李鸿章听说洋人要帮助朝廷造军火,自然十分高兴,立即就批了一块地皮,让这位马格布在中国推行洋务。马格布受宠苦惊,马上到船上把”水上修理厂”的机器拆下来,在他的工厂里布置好。并请李鸿章大人来厂参观。事后,一位当事人回忆彼时彼际的情形,写了一本书,书中写道:“这位统帅(指李鸿章)到那时为止,除了看过乡下脚蹬的浇田用的挂链水车以外,恐怕还没有见过任何更复杂的机器。如果告诉他这是属于他所感到头痛的李泰国舰队的,劝他购下,那是毫无希望的。现在,这个对机器本来就很陌生的人,看到它忽然灵活地动了起来,发生的惊奇是戏剧性的,一切疑虑和踌躇都消失了……”

中国的事,就是这样有趣,发动了一场洋务运动的人,竟然是一个对”洋务”一无所知的人。这个人在天津大办机器局,拨出白银八万两,向英国购买来制造”火药铜帽”(子弹)的成套机器,而被他从英国请来建立机器厂的,又并不是什么工程师,而是一个当年曾经在曾国藩的阁僚中充任”剃头”队长的英国武夫戈登。反正是一个要花钱办洋务,另一个是要以协理办洋务发财,情投意合,这天津机器局就建立起来,而且不到几年时间,就有了大发展了。

公元1886年,光绪十二年五月,朝廷派海军大臣醇亲王奕摄来天津巡视北洋海防,李鸿章便带着这位亲王到天津机器局参观。据后来的一部《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记载:天津机器局”局有八厂,共屋百余间,环于海光寺外,匠徒七百余名,每日可造哈乞开司枪子万粒,嗜士得枪子五千粒,其余炮车、开花子弹、电线、电箱及军中所用洋鼓吹,皆能仿制。……时伏水雷九具,于寺外积潦中一一试放。雷中装火药四十八磅者,水飞十余丈;装火药八磅者,水飞五六丈。盛杏孙观察复觅电光灯,织布机器两事设于局中,并请王试观。”当然令老王爷大开眼界。于是,“王与爵相,善都统坐铁轮车流览各厂,工人照常执业不掇。”

一部《巡阅日记》没有记载下醇亲王于巡阅天津机器局之后,留下了什么”垂训”,他大概也就是”大悦”罢了。操办洋务的人对于办洋务是外行巡阅洋务的人,对洋务该更是闻所未闻了。好在,能让他们知道西洋机器就是比中国的打铁作坊强,也就足矣了,此外,还要于他们有什么苛求呢?

李鸿章于天津办了机器局,随之又操办了开平矿务局,李鸿章雇用英国人巴赖为矿师,又从英国买来开矿机器,于是便在距天津200余里的开平,开了一座煤矿,这就是后来的开滦煤矿。开平煤矿于公元1881年,光绪七年出煤,“所出煤助,极为精美,可与洋煤并驾齐驱,价值既廉,销路又广。”一下子,使北方成了一个产煤的富地。

开了机器局,办了煤矿,又相继办了邮政、电报等等”洋务”实业,随之,顺理成章,李鸿章便要修筑铁路了。只是,修铁路,谈何容易,就在开平煤矿出煤的1881年,英国人出钱修了一条从唐山到胥各庄的全长11公里的运煤铁路。但是,修路的英国人万万没有想到,运行在这条铁路上的蒸汽机车,夜深人静,一声汽笛长鸣,竞把毗邻于唐山、胥各庄的皇家东陵的守陵官员从睡梦中惊醒了。立即,一声令下,全体守护皇帝陵墓的官兵全副披挂四处查访,一定要把那个发出怪声的刁民捉来问罪,因为制造怪产事小,惊动了地下的皇帝寝陵事大,你是存心不让老主子在地下安息怎么的?查访了一夜,终于有了结果,原来惊陵的怪响非刁民所致,这原是邻近的煤矿上新通了一种火车,而那吓人的怪声则就是这种火车的汽笛声也。

飞马晋京,立即向朝廷报告,十万火急。”近有西人于皇陵左近修筑铁路,其路上行驶之机器火车啸声震岳,致使列祖列宗地下寝陵不得安宁。”这还了得,中国这么大,老皇上死了都没个安静地方长眠,洋人也太放肆了。刻不容缓,朝廷立即派下官员,星夜赶到开平煤矿。”圣旨”,开平铁路不得行驶机器火车。

只是,不让矿上的火车运行,那煤矿不就停产了吗?英国人没有办法,只得在火车前面套上几百匹骏马,几十个人同时挥鞭策赶,这便给天下人留下了一个马拉火车的大笑柄。

办洋务,没有铁路不行,而李鸿章要想筑路,也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洋人蹿掇李鸿章修铁路,又重演了英国人马格布的办法,用实地表演打动李鸿章的心。

那一年是公元1885年,光绪十一年,李鸿章已经是62岁的老人了,而刚刚跻身为天津名流的余隆泰只有50岁年纪。一天下午,余隆泰接到一件帖子,请余隆泰大人赴紫竹林巡阅机器火车表演,邀请人是天津怡和洋行的英国董事长。

紫竹林,地处天津城区的东北方向,好大一片空地,怡和洋行为了让李鸿章和中国商人们看看火车的神威,从英国运来了各种器材,在紫竹林空地上铺了一条五公里长的小铁路。铁路铺成之后,恰和洋行又从英国运来了一辆火车,当场操作,他们选定了一个日子,要请李鸿章、中国官员和天津、北京一带的名流、富绅、宿儒、巨贾们亲自乘坐一次他们的机器火车,以萌醒中国人对修路的渴求。

坐着怡和洋行的机器火车,在紫竹林旷野上转了一圈儿,一个钟头之后,李鸿章率领总督府和天津的地方官员,以及一起来参观乘坐火车的天津士绅富贾,回到了直隶总督府,说是用茶小憩,其实是鼓动天津商界向朝廷里的老朽们施加压力,提出修筑铁路的奏折。

天津商人们自然知道,近几年来,朝廷向欧美派出的使臣们,回国之后,大多向皇帝呈报过欧美列国因经营铁路而促成国家兴旺的情形,而李鸿章又是于修筑铁路最为热心的一个,他曾提出了修筑铁路”大利九端”的说法。但是,李鸿章修筑铁路的主张,不仅遭到了王爷老臣们的极力反对,就连许多读书人也认为修筑铁路实为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行径。反对修筑铁路的人说铁路有四害,其一便是资敌。他们说,如今列强野心勃勃,觊觎天朝,而我大清帝国所以还能巍然如泰山,就是因为内陆没有铁路。因此,列强虽有坚炮利舰,但他等若想发兵进京,千里迢迢,那还是够他们走一阵子的。利用这一阵子时间,京城贵胃,或迁家、或转运细软,也都还来得及;倘有了铁路,敌兵朝发而夕至,我等还来得及逃跑吗?此外呢?那些老朽官员们还提出,修筑铁路扰民、失业、夺民生计,等等等等,那是万万不可为的!

何况,朝廷里极力反对修路的,不是别人,正是光绪皇帝的生父,酵亲王奕摄。

李鸿章孤掌难鸣,在朝廷里不能说服守旧派官员们修筑铁路。于是,他就想在天津汇集商界力量,先把铁路修通了,再迫使旧派的官员们承认事实。

李鸿章当然知道,天津商贾虽然不问朝政,但自开埠通商以来,天津百业兴旺,一场洋务运动,又把天津变成了一个大商埠,如今的天津商人们早就对内陆的交通状况不满了。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渤海之滨,万国的商船可以直接沿海河驶进天津,可是洋货到了天津,要靠马车运往西北内地,而外商要买的货物,也全是靠大车运来。这一出一进,停滞缓慢,眼望着白花花的银子,就是装不进自己的腰包。前不久听说唐山至胥各庄修了铁路,如今又有英商把铁路铺在天津城郊,请富绅巨贾亲身体验一下近代交通的便利,天津商人自然就开始躁动了。

李鸿章当然鬼得很,他决不会在修路问题上和皇上的老爹作对。直隶总督府的大花厅里,众目睽睽之下,他更不会公开鼓动天津商人与朝廷作对。东拉西扯地一面和天津商人们说些闲话,李鸿章一面王顾左右而言他地只说些铁路的好处。

“我们中国人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座的诸位贤达之中,我就听阁僚们对我说过,其中很是不乏铺路筑桥的善人呀!”李鸿章说得有点漫不经心,语音也极平和,明明是在和老朋友们说家常话。

“托总督大人的鸿福。”几个自以为在天津有过善举的商人们忙着站起来,向李鸿章拱手敬礼,然后又自谦地说道:“总督大人治理天津有方,才使我辈于经商中得以发展,生意上有了一些盈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圣训,我们总还是不敢忘记的。”

“可敬,可佩。”李鸿章颇为赞赏地说着。停了一会儿,他又向商人们询问:“据阁僚们对我说,天津富贾之中,有一位因行善举而感动上苍,一夜之间竟在他为民修筑的桥头,突然生出了五株古槐,真有这样的事吗?”

“这就是余隆泰大人亲历的奇事。”商人们一齐向李鸿章介绍着,随之,余隆泰也就从商人堆中走了出来。

“隆泰一介商贾,实在不敢自诩是行了什么善举。筑桥的事是有的,一夜之间,桥头岸上立起五株古槐的事也是有的。不过,感动上苍,隆泰自知无此功德。承蒙民众感激,一夜之间有人将五株古槐移来植于岸边的事,也许会是有的。恩泽在天么,也就只说是天赐了。”余隆泰自然不会相信苍天赐他五株古槐的神话,他心中早就估摸,这说不定正是自己身边的一个要讨好自己的人,悄悄地做下的一件奇事。据他推测,很可能是他家的仆佣班头,他最贴身的家佣,吴三代。

“余大人筑桥济世,感动上苍,赐福五株古槐;倘若余大人铺上一条铁路,那天下人就更要感激余大人的恩德了。”李鸿章说着说着,就把话题拉到修铁路的事上来了。

“总督大人过誉了。”余隆泰忙向李鸿章施了一个大礼,然后才又说着,“隆泰不过小有积蓄罢了,筑桥的几十万两银子,尚可倾其所有;用于修筑铁路,那实在是杯水车薪。不过呢,请总督大人宽恕隆泰放肆,依隆泰之见,这修路一事已是大势所趋,早修路早富国,迟修路迟富国,这来日的国运,已是和修路休戚相关了。”

“高见,高见!”李鸿章听到天津商界之中居然有人对修路持如此积极的态度,自然十分高兴,一反他直隶总督大人的种持常态,他竟对自己治下的一个子民,表示钦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