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昊建国后形成的宋、辽、夏三国鼎立的局面，使当时的局势复杂化，出现了三国角逐的形势。元昊时期的对外政策，即不同于继迁时期的一贯联辽抗宋，又不同于得明时期的与宋、辽和平相处，而是根据实际利益，随机应变。抗衡宋、辽，视二国“强弱之势以为异同”。这是十分灵活的外交政策。元昊继位后，同辽联姻，受辽封号。一旦两国因党项叛附问题发生纠纷，并引起战争，元昊在给辽以重创之后又立即以胜求和，恢复两国友好。对待宋朝，结盟于辽，有恃无恐，悍然发动攻掠战争。当元昊看到辽以出卖夏国利益从中渔利，便立即决定同宋媾和，在一向坚持的名分问题上向宋做出了让步。这一步不仅使元昊摆脱了早想结束的由长期战争造成的困境，而且避免了辽为从宋得到经济实惠，有可能牺牲夏国，夏国将遭到两面受敌的危险；对宋妥协，两国议和，还可以从宋得到经济实惠，可谓一举三得。
元昊在建国的过程中，很重视人才的培养和收罗。西夏建国初，因忙于战争，教育事业并不发达，所以元昊特别注重吸收汉族的知识分子为自己服务。《宋史？夏国传》记载元昊的“智囊团”有嵬名守全、张陟、张绛、扬廊、徐敏宗、张文显，除了嵬名守全是党项人，其余皆汉人。重用张元、吴昊，更说明了元昊对汉族人才的重视。张、吴二人为宋华州（今陕西华县）人，他们“累举进士不第”，而又自以为有王佐之才，不甘寂寞，便写诗明志：“好著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明白表示宋朝庭弃人才而不用，他们将为异国效力。宋朝的边师未能重视，于是他们进入西夏。
为了引起西夏王国统治者的注意，他们到酒店里狂喝豪饮，又在墙壁上书写“张元、吴昊饮此”。张、吴二人的所作所为被西夏巡逻兵发现，遂将二人带入宫中。当元昊问他们为什么不避讳自己的名讳时，他们毅然答到：“姓都不管了，谁还理会名呢？”明目张胆地对元昊接受赵宋赐姓进行讽刺。元昊听后，不但不生气，反而认为他们有胆识，有奇才。立即予以重用。并在数月之内派人潜入宋境将二人的家眷接来，使之团聚，从而安心为西夏服务。张元曾当过西夏的中书令，和元昊一起指挥了好水川战役。张吴二人帮助元昊成就了一番事业，充分显示了汉族知识分子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军事的作用，也说明宋朝不重视知识分子人才的失策。
元昊对夏国文化建设的最大贡献就是主持创制了西夏文字。元昊规定西夏国内所有艺文诰牒，一律都用新制夏字书写。由于元昊的大力提倡和推行，西夏字上自官方文书，下至民间日常生活，广泛使用并迅速流行，这不仅对于元昊加强统一，巩固统治起了巨大作用，也是元昊加强民族意识建设的又一突出贡献。元昊继位后，对党项民族实行受唐宋影响的礼乐制度十分不满。他按照“忠实为先，战斗为务”的标准，认为唐宋以来的中原礼乐过于繁缛，不适合于党项民族的习惯，于是“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简化了礼乐制度。
暴君和他的四个女人
战争铸就英雄，但也制造暴君。
元昊在杀戮中长大，以征战为生，这扭曲了他的性格。他的舅舅卫慕山喜，是他祖父李继迁留下的重臣。公元1034年，舅舅暗中篡权，为元昊识破。元昊大开杀戒，把舅舅一家抛进黄河溺死，又亲手毒死母亲。他的一名妃子，也出自母亲家族，当时有孕在身，但元昊连亲生骨肉也不顾惜，就地赐死。
凡是暴君的特质，元昊都具备了，比如贪恋美色。
还是毛头小伙时，父亲李德明为了修好辽国，亲自北上，为元昊求婚，带回了兴平公主。元昊一直抗拒这段政治婚姻，对兴平公主冷淡疏离。公主抑郁成疾，芳龄早逝。辽国震怒之下，大举侵犯西夏，直逼都城兴庆府。元昊自知理亏，因此并无怨言，咬牙打赢了这场艰苦的战争。
和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党项男子的骨子里充满了对女性的依恋。元昊立国后，他的皇后是野利氏，野利家族权倾一时。不久，有人向元昊诬告说，皇后兄长要造反。元昊勃然大怒，杀了大舅子全家。
等到真相大白时，元昊追悔莫及。他骑着马，四处找寻野利家的幸存者、大舅子的遗孀没藏氏。然而，对野利皇后来说，元昊的这次“反省”才是悲剧的真正开始——没藏氏是那样的年轻貌美，他一见之下，便据为己有。
没藏氏从此享有皇后都不曾有的待遇：行猎途中，元昊带着她；生孩子时，元昊亲自守护，为儿取名“谅祚”。但没藏氏的美貌，还是栓不住他。皇后所生的太子宁令哥大婚，元昊前去主持婚礼。谁知元昊一见到美艳的新娘没移氏，立即走不动了。一场婚礼，竟变成父夺子妻。朝野哗然大乱！但元昊置舆论于不顾，废掉野利皇后，立没移氏为新皇后。
惊世骇俗的不伦之恋，成了元昊最后的疯狂。太子宁令哥不堪其辱：舅舅被杀、母亲被废、妻子被夺。恰在此时，没藏氏之兄觊觎国舅宝座已久，挑唆太子造反。公元1048年一个夜晚，太子闯入元昊禁宫，持刀割去父亲的鼻子。翌日早上，元昊因失血过多，结束了他的一生。随后，没藏氏之兄又以“弑君之罪”，杀了太子。
是年冬天，西夏兴庆府城头，一个女子拾梯而上，怀抱着周岁的婴儿，他就是新君谅祚。太后没藏氏垂帘听政。
元昊时代，终于在他自己的好色之路中结束了。
天历之变，明宗和世剌被弟毒杀
元文宗图帖睦尔在历史上算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本来自己想当皇帝，但是又觉得哥哥和世剌还在，自己根本不够格，为了不致引起舆论大哗，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境地，他虚情假意地下诏说自己暂时先替哥哥当两天，等哥哥一来，就把皇位让给哥哥。哥哥来后，他又亲亲热热的跑去迎接，但当天就把哥哥给毒杀了！可怜那个明宗和世剌，仅仅当了八个月的皇帝，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在了自己虚伪毒辣的弟弟手里，死时年仅三十岁！
假意让位
图帖睦尔是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的次子，英宗时曾被流放到海南琼州，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时被召还京，封怀王。他的异母兄叫和世剌，封周王。这一场弑主逼宫、争夺皇位的斗争，便是在他兄弟二人间进行的。
斗争始于泰定帝死后。泰定帝是在公元1328年(致和元年)七月病死在上都的，活了三十六岁。他在位期间毫无作为，只知崇佛佞僧，广建佛寺，致使国家财政困迫不堪。而且，由于他以杀害英宗罪严厉惩治铁失党人，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政权很不稳固。就在他刚刚死去的时候，留守上都的佥枢密院事燕铁木儿和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发动了军事政变，燕铁木儿是武宗时因宠提拔的，所以他极力主张皇位正统应属武宗之子。他强行召集百官到兴圣宫，兵皆露刃地威胁大臣们说：“武宗皇帝有子二人，大统所在，当迎立之，敢有不顺者斩！”(《续资治通鉴？元纪二十二》)燕铁木儿当即逮捕了中书平章事乌佰都刺等人，又让心腹亲信掌握机要，自东华门夹道布列兵士，使人传命往来其中，以防泄露。同时又查封了府库，收录了符印，召百官进入大内，听候命令。
当时，元武宗的两个儿子都不在大都。和世剌在大西北，图帖睦尔在江陵。燕铁木儿以为周王和世剌远在漠北，不能马上到来，担心时间一长发生变故，便派人到江陵去迎图帖睦尔。并宣称已遣使北迎周王，以安众心。为防意外，燕铁木儿调兵守卫关卡，以禁军屯守京师，出府库犒赏军士，燕铁木儿则亲自在禁中值宿，“一夕或再徙，人莫知其处”(《续资治通鉴？元纪二十二》)。他还将自己的弟弟撒敦和儿子唐唐其势也密召前来。
图帖睦尔是八月底到达大都的，九月即皇帝位于大明殿，改元天历，史称元文宗。图帖睦尔本来自己想当皇帝，但是，为了不致引起舆论大哗，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境地，他虚情假意地下诏说，自世祖统一海内，建立定制，宗亲都各有封地，不敢妄生觊觎。世祖之后的诸王都是遵照祖训，以次相传。现在宗王、大臣们以国家利益为重，拥我为帝，我以为自己无德，应等待兄长，故再三推让。但神器不可久虚，天下不可无主，兄长又远在漠北，我只好听从大臣们的请求，姑且暂即皇位，“谨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让之心”(《续资治通鉴？元纪二十二》)。
上都方面得知大都政变和拥立武宗之子的消息，认为是变乱了祖宗的法度，有违大理，便拥立泰定帝的小儿子阿速吉八即位，是为天顺帝。这样，在元朝的两个都城便出现了两个皇帝。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内战。结果，上都方面败北，被迫交出皇帝玉玺，即位仅一个月的小皇帝被赶下台，不知去向。
弑兄复位
再说图帖睦尔的哥哥和世剌率属官和亲眷从漠北启行后，于第二年(公元1329年)正月路过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以北时即皇帝位，是为元明宗。和世剌称帝后，先派人到大都报闻，接着，在这年的四月，在其漠北行在所接见了文宗图帖睦尔派来的燕铁木儿等特使，接受了燕铁木儿奉上的皇帝宝玺。明帝和世剌嘉奖燕铁木儿之功，封他为太师，仍命为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并对燕铁木儿说：“凡京师百官，朕弟所任用的，无须改变，你可将朕的意思告知朕弟。”同时派人去大都册立图帖睦尔为皇太子，并敕造皇太子印。燕铁木尔则留在明宗身边。
五月，已是皇太子身份的图帖睦尔离开大都北上迎接明宗和世剌。八月一日，和世剌先到王忽察都(今河北张北县西北)，次日，图帖睦尔入见，兄弟二人各叙别情，一派亲密无间的气氛。
和世剌在行殿设大宴招待了弟弟和诸王大臣。酒宴之上，觥筹交错，笑语声喧。这天，和世剌因为高兴，饮了很多酒，酒宴刚罢便回寝帐睡下了。但燕铁木儿和皇太子图帖睦尔却没有睡，他们密谈了半夜。一连三天，二人都是经常在一起窃窃私语，谁也不知道他们在谈些什么。
公元1329年8月30日(天历二年八月庚寅)，天已大亮，明宗和世剌仍未起床，皇后八不沙以为明宗多日劳顿，不敢惊动。过了一会儿，仍听不到动静，便入帐去看，她惊惧地发现，明宗已经七窍流血，死了。
皇后八不沙在突来的噩耗面前不知如何是好，侍女忙去报告太子与近臣，太子入临，“哭尽哀”。燕铁木儿“以明宗后之命，奉皇帝宝授于帝(图帖睦儿)，遂还。”(《元史？文宗本纪》)。同月乙亥(9月8日)，图帖睦尔在大都大安阁重登帝位，是为元文宗。可怜那个明宗和世剌，仅仅当了八个月的皇帝，死时年仅三十岁！
关于明宗和世剌之死，元史所载，语焉不详。《元史？明宗本纪》只有数字：“庚寅，帝暴崩，年三十。”但综合其他史料，可以断定：和世剌是图帖睦尔和燕铁木儿合谋害死的。清人毕沅在《续资治通鉴》“考异”中撷取了这样两条材料：一是燕铁木儿自大都奉玉玺见明宗后，“明宗从官有不为之礼者”，致使燕铁木儿“且怒且惧”。至明宗死，燕铁木儿听到哭声，即“奔入帐中，取宝玺，扶文宗上马南驰”。由此看来，燕铁木儿虽然在奉玺后留在明宗身边，但因明宗属宫不以礼待他，对他有看法，他十分担心和恐惧，因此，这个刚刚发动政变的朝廷逆臣很可能再生不轨之心，他在明宗死后马上夺取宝玺奉文宗南还，便是明证。
另一条材料是：文宗病逝前，曾召皇后、太子前来，对他们说：“鸿和尼(明宗死地)之事，为朕生平大错。”俗语说：人之将死吐真言。文宗此言，是不是对他害兄行动的良心谴责呢？
或许就是根据这样的推断，毕沅下结论说：“明宗暴崩，实雅克特穆尔(燕铁木儿)之故，而文宗也不得辞其罪。”
此外，据毕沅所记，文宗在燕铁木儿的护送下疾驰返还大都的路上，“昼则率宿卫士以扈从，夜则躬擐甲胄，绕幄殿巡护”(《续资治通鉴？元纪二十三》)。文宗和燕铁木儿畏神畏鬼，严加防范，岂非心有余悸，唯恐遭人报复？
总之，图帖睦尔为夺皇位以弟害兄想来是没有疑问的。
在中国古代弑君史上，像此种为夺皇权、兄弟相残的事是不绝于书的，但图帖睦尔的弑兄夺权却带有某些特殊之处。主要是他运用虚而实之，实而虚之的伎俩，虚情假意地制造了许多假象，使人莫辨真伪。当他在大都稳坐御座之后，又下诏书说：“我由于念及兄长远在大漠，又很贤明，不久当归来，所以力拒群言，不肯即位。后来考虑到艰难之时，大位久虚，众心难定，也于国家不利，故接受劝进。但我没有改变当初的志向，一面颁诏辞让，一面派使者去漠北迎接兄长。既而又派燕铁木儿将皇帝宝玺奉上。及兄长即位，遣使授我皇太子之位，我如释重负，遂率臣民北迎大驾。我急于见到兄长，故日夜兼程，相见之时，悲喜交集。没想到，数日之间，兄长却离我而去，我非常痛心，念及先帝重托，群臣力谏，天命所在，实在不可违逆，故即皇位于上都。”
这一番表白，可谓欲盖弥彰！他煞费苦心将其当皇帝的过程讲得如此详细，不过是怕世人怀疑，怕朝臣议论，但这样一来，恰恰流露出他的心虚和忧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