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喜欢坐我车的女人，没一个不是二嫂的亲友团，她们在二嫂的带动下，都参与到许妹娜婚事的忙碌中，风暴的中心往往是平静的，她们身在喜庆的现场，除了感受小老板的好，就是小老板的有钱，他西服是如何板正，他给许妹娜戴了多大的戒指，他轿车是多么闪亮，我的二嫂说：“吉宽哪，咱费劲巴力在镇上打那些被套，人家坚决不让往车上拿，好像拿上去就弄脏了人家轿车，咱多亏没赶马车去，要是去了，可臊死了。”
她们可以不提小老板蹲过监狱，可是她们不可以点名道姓拿他和我比，尤其不能提到我的马车。可见让女人们搭车，是多么愚蠢的行为，这无异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然而，正是这些有毒的话，使我一点点明白，这年头只要有钱，别的什么都是次要的，没准，所有人，包括许妹娜，都了解小老板蹲过监狱的真相，只是已经没有人在乎罢了。因为有一天二嫂突然说：“找对象就是要找有真本事的，没本事再好都没用。”
明白了这样的道理，我终止了我的不怀好意，再也不拉碱泥了。甚至，那之后好多天，我不想见村里任何女人，包括二嫂。
在歇马山庄，除了母亲和二嫂，鞠广大家的，厚运成家的，成子媳妇，她们是我现实生活最重要的构成，其实每个人都一样，只有一小部分人构成你的生活，比如大姐的生活里只有倒置房里的三婶和吉成大嫂。然而我想说的是，除了她们，我还有我的另一部分生活，它们跟人无关，却《昆虫记》有关，跟土地、时光、视线有关，它们是懒惰的财富。我因为一小就读这本书，常常把人想成昆虫，我觉得人就是蚂蚁，就是蝉，就是螳螂，可是不知为什么更愿意跟着法布尔进到书里，去观察欧洲昆虫的习性，在那里，蝉在自己挖掘的地洞里一呆就是四年，一只蝗虫最后从幼虫的躯壳钻出来，三个小时就可展开帆状的翅膀，让你觉得昆虫的生命有着无限的奥秘。有时，撇开书，脑袋枕着泛着泥土气息的草坪，仰望蓝天，看着那行踪不定、散了聚聚了又散的云，来去无影、息了生生了又息的风，会觉得一下子就远离了现实的人间，沉进一个浩瀚的世界。那世界是立体的，一切都漫无目的，没有固定的形态，一切都自由自在，没有固定的轨迹，天地间充满了隐秘的玄机，那首歌的旋律，就是在这隐秘的玄机中诞生的。
林里的鸟儿，
叫在梦中；
吉宽的马车，
跑在云空；
早起，在日头的光芒里呦，
看浩荡河水；
晚归，在月亮的影子里哟，
听原野来风。
我一直相信，我的勤快的哥哥们，我的那些想改变什么而奔着某个目标的乡亲们，他们永远不会知道，生活，一个人的生活里，会有这样立体的面貌，不会知道一个懒人在寂静的时光里能感受到什么。然而，那个冬天，就是前边说过的特别想远离女人们的那个冬天，我却觉得有什么东西从我身上抽走了，或者说，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上苏醒了，因为我再也看不进《昆虫记》了，再也体会不到那由声音做成的立体的世界了。
那个东西，显然不是女人们抽走的，也不是那个小老板，而是许妹娜。因为当我穿着棉衣躺在河套里的马车上，我看不到无边的远处，我的眼前不但有了边界，而且在这伸手可及的边界里，许妹娜的面孔真实而又清晰。她站在残淡的冬日的日光下，脸上的表情倔犟而羞涩，她的脸很白，如同河面上冰的颜色，但她的嘴唇一直在哆嗦，就像那天看我卸碱泥时的哆嗦一样。然而正是她的哆嗦，让我的身体再也不能安静，我感到曾经被她唤醒的某种冲动，再一次苏醒开来，它们在我的意识里蔓延，在我的身体里蔓延，使我一次又一次从河套站起，朝着某个边界扑去。
身体醒了，那个由身体做成的边界根本就不存在。那个边界不在，我却再也听不到那浩瀚的立体的声音了。我视线里看到的，内心里感受到的，只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空落，虚无，还有，就是冰层下面汩汩流淌的痛苦。
在那个冬天，一个懒人以往慵懒、平静的生活，塌陷了地基的房子似的，彻底塌陷下来。因为这不设防的塌陷，歇马山庄，坐落在歇马山庄后街上的家，统统变成了一个黑洞。潮湿的空气无处不在，无处不是冰冷的、空荡荡的感觉。我的被窝，从来就没睡过女人，可是每天夜里，我都觉得一个女人刚刚从这里走开，留下了无限的温存和思念。
我的生活有了边界，我在想一个具体的女人。这是我从未有过的体验，我丢了魂儿似的，没精打采吊儿郎当。为了排解对一个女人的思念，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赶车上镇也不赶车上河套了，而是到黑牡丹的父亲老程头那里打发时光。
老程头，比我的母亲大两岁，七十七了。村里人都知道，在他三十岁那年，他的女人扔下他们的女儿黑牡丹，跟一个盐贩子跑了。他一个人带着黑牡丹过，终生未娶。不是我想从同病相连的命运中寻找尉籍，而是他空落落的家更适合我在那躺着坐着看书看电视。我觉得，我更像是他的儿子，他从来不急不躁，不会因为别人的改变而心动，他的女儿黑牡丹开小店挣了钱，进城时一定要带他走，他却坚决不走。他一个人摆弄着院子里的菜园和院外的地，余下的时间，就是放蚕养蚕。在他家门前，有一棵又粗又大的桑树，一到春天，桑树返绿，就把蚕卵放到树叶上，到蚕作了茧，再把它们收回来，年年如此。因为他年岁已高，又没人给他洗洗浆浆，他的屋子像个狗窝，充满了蚕茧的臊味和汗泥混淆的臭味。一年中，除了我，没有人愿意到他家里坐，因为在我看来，任何味道都比母亲的叹息好受，要是大姐之类还要偶尔回家唠叼，这臊味臭味就是心里最想要的了，至少，它让你觉得还有一些属于光棍的空间。
老程头很少跟我讲他的女人，据说她是他从大东港海边领回来的，她是一个戏班子里的旦角，父母被小日本打死后，她流落街头，被一个掌鞋的收养。她怎么就变成了他的老婆他从来不说，村里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母亲倒是讲过那女人的故事，说她一天要上河套洗三遍衣服，无论冬夏，头上都戴一朵花，冬天里没有野花，就用棉花染上鸡血戴在头上，让全村男人都不得安生。但她正派，从来不跟村里的男人说话，她打扮，不过是上台唱戏打扮惯了。可是有一天下来一个挑担子的盐贩子，用盐换各家的大米，那盐贩子走的第二天，这女人就不见了。一九五七年的一天，居然有人抬着棺材把那女人送了回来。那个盐贩子，曾经是她的恋人、老师，他扮一个盐贩子把她从乡下找了回去，不久赶上反右被揪斗，他的老师居然第一个站出来揭发她，使她在临死之前，告诉人们她要回歇马山庄。不知道这个故事里埋藏了什么样的东西，老程头跟我在一起，只重复说一句话：“蚂蚁为什么要上树，不为什么，就是为了活着。”我尽管不知道这句话的真正含意，可我喜欢它，因为我常觉得我就是一个蚂蚁，一个懒得只能在家门口爬来爬去的蚂蚁。
有时，他这么说，会让我想起他的女儿黑牡丹，她有一句著名的话：“一条懒虫只吃一棵树上的叶子，吃光了不把自己瘦成肉干。”她可是一条勤快的虫子，吃过三棵树，往家招过三个男人。第三个男人跟她离婚之后，她又把小卖店卖掉去了城里。她在村子的时候，小卖店里最招男人，买一包烟一盒火柴的由头，会让男人在那里呆上半天，因此在歇马山庄她是女人们的天敌。她继承了她母亲的名声，人们暗中也指望她继承她母亲的命运，常听女人私下里嘁嚓，说，没准哪一天，就会有人抬着棺材把黑牡丹从城里弄回来。言外之意，是说她妈临死还有男人要，她死了连要她的男人都没有，只有送给她爹。我不喜欢树上树下爬来爬去的人，我嫌累，可是，那天，在想念许妹娜的时候想起她的话，想离开歇马山庄这棵老树的想法在一点点冒头，关键是，我的压在肚皮上的手已经感到我身体的消瘦。
我在消瘦，这是谁都能看出来的，我原来的宽脸瘦成了窄窄一条，我的眼窝在深深下陷，村长刘大头大街上看到我居然说：“你怎么像抽了大烟。”气得我恨不能上前给他一拳。他从来不屑和我说话，我也从来不想正经看他一眼。他，还有三婶家的吉成大哥，我和他们，压根就不是一块地里的谷子，我们同在乡下，却属于两个世界。一个被权力和金钱充斥的人，永远不会为情憔悴。我只能错过身去，看都不看一眼。可是我的二嫂我却不能不看，她大街上见到我，老远就喊：“吉宽怎么啦？是不是觉得二嫂不心疼你？”
我可爱的二嫂，冬天一到，她基本就猫在家里不怎么出屋，因为再有个八月，二哥就回来了，她需要提前积攒热情，打扫卫生，饲养年猪，磨各种米面。她把我的消瘦归结到她转移了热情，我忍不住想笑。因为许妹娜的介入，我跟二嫂曾经的默契已经不在了。不过，腊月将近的时候，我还是去了一趟二嫂的家。
我上二嫂家，是因为在此之前，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吕素娥家里来了一帮邮电局的人，为她家装电话。在歇马山庄，电话已经有了两部，儿子是镇汽车修配厂厂长的倒置房三婶家，再就是村长刘大头家。吕素娥虽然不是厂长也不是村长，可人家女儿嫁了有钱的小老板，帮她装台电话实在不算什么。说意想不到，是说那个下午，当我的二嫂在大街上大呼小叫，说电话通了，她都听到许妹娜娇滴滴的声音了，我感到了心口受到了剧烈震动，仿佛那装在许家的电话线，一下子爬在了我的心里，而就在这之后不到半小时，我的大姐和吕素娥又吵了起来。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关于小老板蹲过监狱的事，大姐一直没有传播出去，心里有些不甘，见兴师动众地装什么电话，她终于按捺不住脱口而出。看光景的人中，迅速就有人把话传给了吕素娥，吕素娥就在邮电局的人走了之后找到大姐。吕素娥找到大姐，不是强调她的女婿没蹲过监狱，而是十分肯定地说：“对，俺女婿蹲过监狱，可是又怎么样？他有钱！他比你强，你嫁个窝囊废倒是老实，还不是急得你一趟趟往人家里跑？”
一向低声低调的吕素娥，可是和从前截然不同，她仰着头，手掐着腰，高亢的声音仿佛坐监狱是多么荣耀的事。我知道吕素娥所说的窝囊废不是指我，而是指我的姐夫，可是守矬子不能说矮话，尤其在我心里响着她女儿娇滴滴声音的时候。我几乎想都没想，一高跳过墙头，跳到大姐的院子，大声冲吕素娥喊道：“窝囊也比蹲监狱光彩！”
我的疯狂完全出乎我的预料，要知道我从来就没想站到大姐的立场上。我被自己惊呆了，愣愣地站在那里。我愣住，不光是我喊出了那样的话，而是在那句话喊出之后，我发现有一个念头，一个在此之前从未有过的念头，顺着电话线爬上了我的心窝：我要让许妹娜看看，我不是窝囊废。
二嫂家住在东山岗最后边的山坡上，独门独院。我们家第一次分家，还是文革后的人民公社时期，把大嫂和二嫂分出来，父亲分文没给，只用赶马车的特权给他们在东山岗上拉了五十车黄泥，让他们联手盖了这把泥房。大哥娶的是知青媳妇，八十年代知青返城，大哥跟着一起进城，三间草房就独属二嫂。二嫂见我，脸腮一下子红了，她的脸上，无论冬夏，永远包着一条花围巾，好像那是她在大地舞台上永远的妆束。我能猜到她为什么脸红，她以为，我会把传话的事想到她身上，我来她家，是为了指责她不该成为这样的人。
二嫂错了，我当时最关心的不是她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我自己。我刚刚坐下，就开门见山：“二嫂，过了年俺想出去，俺想，想到外面去干点什么。”
二嫂的惊讶是可以想见的，她挑了挑眉头，那上边有一圈一圈深灰的斑点。
“俺想让你照顾妈，还有那匹老马。”
这是一句至关重要的话，这话之所以重要，是说，关于我的母亲，是一个焦点，这涉及到养老和房子的关系，二嫂照顾老人，自然不会要我和老人的房子，可是不管怎样，都要得罪四嫂。还有，我走了，扔下那匹老马，也等于扔下了上镇赶集的女人们，扔下了二嫂。
二嫂眉头耷拉下来，甚至头也一点点低下来，用手绞着怀里的围裙。绞了很长时间，才开始说话。二嫂说：“俺知道俺错了，俺不该告诉吕素娥那句话，俺是觉得，咱家大姐不能破坏许家名声，你想吕素娥熬到这一天容易吗？就是不好，人也嫁出去了，说又有什么用？”
我曾经的判断真是没错，二嫂早就知道小老板蹲过监狱，她不说，不是觉得这不算什么，而是觉得说也没有用，也没法改变。她话的意思，是说即使知道前面是个火坑，也只有往下跳。在此之前，我来找二嫂，确实因为受了吕淑娥刺激，萌生了想进城的想法，可是此时，在二嫂说出那句话之后，这想法居然突然上升，变成不可动摇的决心。我说：“二嫂，就这么定了，过了年俺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