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张兴忠30岁前的人生中找不到一点与酿酒有关的经历，更别说与赫赫有名的茅台酒有什么关系了。如果说他与酒有什么缘分的话，那就是他秉承了山东人在酒桌上的豪爽和海量。年轻时他曾在聊城民王屯一个小酒馆里和另一个人一起喝了11斤白酒。其实，张兴忠与茅台酒的缘分要从他的戎马生涯说起。从军和酿酒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事，但生活就是这样奇妙，像魔术师把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捏在了一起。张兴忠于1947年在山东聊城参加解放军，先后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参加了淮海战役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军的主力被消灭殆尽，部队几乎是追着国民党军的残部打。1950年7月，张兴忠所在部队打到了贵州省遵义地区的仁怀县。此时张兴忠已是副营长，在全团也算是响当当的人物：一是神枪手，二是喝酒海量。大股的敌军部队已不复存在，但流窜在村社乡野、深山密林的土匪十分猖獗，部队受命就地展开剿匪战斗。这一次停留成就了张兴忠与茅台酒的一世情缘。
同年，张兴忠奉命带领12名战士去接管酿造茅台酒的三家酒坊，也就是茅台酒厂的前身，人们称之为华茅、赖茅、王茅的三家酒坊。
当时的三家酒坊已处于停产状态，酒师和工人都跑光了，只有几间破屋，几个窖池和酒甑。1951年，张兴忠代表人民政府接管了“华茅”酒坊，并按当时政府对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补偿了华家旧币1万3千元，但华家只收下1万元，把余下的3千元退了回来。随后，张兴忠又代表政府接管了“王茅”酒坊的4个窖池、一个酒甑。然而事情到此也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因为没有酒师和工人是酿不出一滴茅台酒的。张兴忠他们知道，茅台酒可不是一般的白酒，那可是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拿过金奖的酒呀！所以，为了恢复茅台酒的生产，首要的工作就是找回酒师和工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找个把人也不是件容易事儿，何况要找一帮人。张兴忠带着战士们遍访当地有头有脸的人，从他们口中打听酒师和工人的住处，然后挨个登门拜访。就这样陆续请回了九人，酒坊总算开工了。1951年共生产了680斤茅台酒。
到1952年回来的酒师和工人达成协议到49人，当年酿制了1.5万斤茅台酒，比解放前三家酒坊加在一起的总量还多。1953年11月，人民政府公告把“赖茅”的全部资产予以没收。至此，原来的三家酒坊全部接管完毕，三茅合一，完成了茅台酒历史上一次重大蜕变——成就了现在誉满神州的“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随后的1954年，茅台酒的生产和销售全面纳入了国家计划，茅台酒厂从此步入一个不断发展、欣欣向荣的阶段。据张兴忠的老伴回忆，老张为了请回那些老酒师和工人，经常自己拿钱买烟送给酒师和工人，当时他的工资也不高，结果连家都顾不上了；不仅如此，老张还亲手为患病的老酒师洗脚，感动得那些老酒师和工人心里阵阵发热。话传开去，原先离去的酒师和工人就都回到厂里来了。张兴忠知道办厂子不同与打仗。首先安居才能乐业。为了让回来的酒师和工人安下心来工作，他派人把他们的家属接来，全部安排得妥妥贴贴。酒师和工人与家属团聚了，可张兴忠却经常有家不回，有时整月难得回家一次，他与酒师和工人吃住在一起，工资也大部分为他们花掉了。
1954年还有一件事让张兴忠终身难忘。那年周恩来总理带着茅台酒参加重要的日内瓦会议。事后，周恩来幽默地把新中国外交上的成功归结为“两台”：一台是“茅台”，另一台是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消息传来，茅台酒厂上下倍感振奋，为此召开了隆重的庆功表彰大会。会后自然还要喝酒庆祝。茅台人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家人不喝别家酒——只喝茅台。多年以后，那天喝酒的情景依然在张兴忠的记忆中历历在目。酒还没开喝，那种热烈、那种亢奋已把每个人烧的发烫。几十个职工排成一溜长队，挨个要给他敬酒。老张心想这下麻烦了：不喝吧，几十双眼睛盯这他，扫了大家的兴不说，也对不住大家的一片情意；喝吧，就是武松再世、再大的酒量也受不了。但他还是想出一个应对的办法：每个人必须喝一大碗。张兴忠抓住第一个敬酒工人的手，自个儿先干了一碗，然后看着对方也喝光一大碗才松手。接连干了三大碗后，其余敬酒的人都被镇住了，纷纷撤退。
星移斗转。文革后，张兴忠本来可以回茅台酒厂继续担任领导工作，但由于有严重的心脏病，他考虑再三，提出回山东老家养病安度晚年。经组织批准，张兴忠携全家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山东省东阿县。后茅台酒厂修志，把他的部队职务写成排长（其实是副营长），老张看了，呵呵一笑，说没让土匪给打死就不错了，还计较个什么。何况在贵州与茅台酒结下了一世情缘，那才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老王喝茅台
老那
三年前，号称北大醉侠的老孔来广州，老王请他吃饭，把家里珍藏多年的茅台酒带上了。我问，来路正不正啊？这年头，你敢请人喝茅台，人家就敢问出身。老王很郁闷，一声不吭上了车。到了酒店，老王也懒得张扬，把酒交给服务员，喝起茶来。一会儿上了菜，开了酒，大家举起酒杯。一来二去，一瓶酒很快见了底。一位校友就说，今天喝的古绵纯不错啊，服务员，再来一瓶古绵纯。老王算是郁闷死了，这丢脸丢到家了也就算了，只可惜了那瓶茅台酒。老王从此逢人就说，就像祥林嫂丢了阿毛。
这天老王突然来找我，他脱了皮鞋，抱着那对臭脚丫子团坐在沙发上，吟道：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
老王是个神人，读书过目不忘，他曾跟东语系的皇甫江比赛背诗词，你来我往，背了八个小时，喝了两箱啤酒。我说，又想起那瓶茅台了？老王赶紧说，莫提，莫提。我泡了壶茶，摆上棋盘。老规矩，先杀两个回合。老王刚去了西藏，脸黑得像老包，自称瘦了二十斤。他跟我讲了两个西藏的趣闻，突然话题一转，说，听说你昨天有件艳遇。我哈哈一笑，说，我已经没有艳遇好多年了。老王说，不是艳遇，是奇遇。我说，也没有奇遇——待遇这些年就没变过。老王喝了口茶，说，你瞒我做甚？不是差点给人抄牌了吗？我一拍桌腿，说，你倒是消息灵通啊。
贵阳的老木托人给我带了瓶茅台，放在达道路的一间茶叶店里。我昨天跟朋友吃完饭，顺道就去拿。我把车停在门口的人行道上，心想就拿个酒，前后两三分钟，不会黑到要给抄牌。老板很热情，非要泡一杯明前茶让我尝尝，我说，车停在门口呢。老板拍着胸脯说，没事没事。谁知一杯茶还没喝完，老板就喊，抄牌了，快去快去。我一听傻了眼，知道朋友信不得，更何况陌生人？只能自己去交涉了。警察向我敬了个礼，伸手要行驶证和驾驶证。我把茅台酒往车前盖上放，又担心摔下来，一手扶着，一手掏裤袋。警察说，茅台酒啊，伸手抓起酒瓶，研究起来。我赶紧把驾驶证掏了出来，递过去，又从皮包里找行驶证。抄个牌最多也就两百，可不能把茅台给抄没了。警察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没有接驾驶证，把酒瓶往我怀里一塞，说，赶紧走吧。我傻眼的功夫，他发动摩托车，一溜烟跑没影了。
老王喝了口茶，吟道：天寒光转白，风多晕自生。寄言亭上吏，游客解鸡鸣。我说，哪儿跟哪儿呀？老王抓起一粒白子放到棋盘上，不慌不忙拉过他的黑色挂包，拿出一盒茶叶，说，你爱茶，我爱酒，咱们各取所需，各得其所。我盯着棋盘，脱口道：没门儿。老王叹了口气，用不咸不淡的粤语唱道：仓卒岁月，世事如棋，每局都光怪陆离，聚晴聚雨人事天天变，有喜亦有悲。我说，门儿都没。眼光却转到茶盒上，洞顶乌龙，好茶。老王又叹一口气，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茶叶你留下，酒咱俩喝了。
老王抱着酒，我开车，去他暂住的西关大屋。老王让阿姨炒几个下酒菜，特地挑拣了两个酒杯，先满上，说，老规矩，一首诗一杯酒。坪上无花有酒钱，谩将沽酒醉逃禅。若言不识酒中趣，可试登高一问天！他一口气念了三首，连饮三杯。菜还没上来，我一首酒诗也想不起来，就说，《礼记》中有一篇《乡饮酒义》，专门说饮酒程式，就像功夫茶和日本茶道，是很美的，你这叫牛饮。老王不管不顾，一边念诗一边喝酒。我又说，古人喝酒，不是喝，是啜，每啜一口，吃点东西。老王笑着说，要不要赏你几个铜钱？仰头把酒倒进了血盆大嘴里，还向我亮着空杯，说，你就慢慢啜吧。我无可奈何，说，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一口干了。你来我往，酒瓶很快见了底。老王把酒瓶倒举起来，让最后一滴酒流进了嘴里。这时同学老江来了电话。老江说，你跟老王在一起？我说，你怎么知道？老江说，那瓶茅台吹光了？我说，你怎么知道？老江说，我刚赌输了一千块钱，我怎么能不知道？
我放下电话，冷眼看去。老王犹自摇头晃脑：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
鱼水情深浓似酒
刘跃清
二十年前的一个秋天，我们部队在皖南山区驻训。一天中午，我们训练回来，一个中年农民来到我们宿营地问谁能够收购他家里的两瓶酒，因为小孩上学需要用钱，想卖了酒换点钱。我们让他把酒拿来，一会儿见他兴冲冲地拎来两瓶酒。一瞧，是两瓶茅台酒，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生产的茅台酒，没有一点破损，盖也齐全。问了问价，中年人说卖200元。我和指导员两人凑了300元给他。驻训地乡亲供小孩上学不容易，我们好多官兵和贫困学生结成帮扶对子，但这儿每家每户小孩太多了，有时候我们也爱莫能助。
无意中买到两瓶茅台酒，我们很高兴，决定在有什么大喜事的时候，痛痛快快把它干掉。当兵的能喝，有时候甚至馋酒，尤其面对这茅台酒更是垂涎欲滴。我们部队有句顺口溜，能喝五两要喝一斤，一看就是野战军，我们就是货真价实的野战部队。我把茅台酒小心翼翼地用报纸包裹好，搁在我的行军床下。一晃两个月过去了，一天下午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娘找到宿营地，逢人就打听有没有买过两瓶茅台酒。我见老大娘的着急样，忙上前说是我买的。老大娘非常激动地握住我的手说，那茅台酒是她的心爱之物，没想到被儿子给卖了，问我能不能把茅台酒退回给她。我望着老人急切的眼神，说可以。并叫来通信员让他提着酒把老大娘送回家。
天擦黑，通信员回来了，把一大把皱皱巴巴的钞票摊在我桌上，我瞟了一眼直皱眉头，其中五块十块的票子不多，大部分是一块、五毛、两毛、一毛的。我的心顿时像针扎了一样，当年我父母就是用这样的钱供我上学的。老大娘、茅台酒、零钞，这三者背后肯定有故事，我决定抽空去老大娘家里看看。第二天恰好是星期天，我在通信员的带领下很快找到老大娘的家。来到院门口，开门的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说明来意，小女孩将我们让到屋里。来到房中，我打量了一下，只见屋中摆设非常简单，只有一个桌子及几把椅子，靠南边一张分不出颜色的桌子上摆放着两瓶茅台酒，正是我买的那两瓶。小女孩见过通信员，很自然地说起茅台酒的事来，她说奶奶最喜欢的就是这两瓶茅台酒，基本上天天都要擦一擦，自从被父亲卖了以后，奶奶天天不说话，总是望着以前摆酒的地方忧心忡忡。正说着，老大娘从外边回来，见我们在她家很高兴，忙张罗着端茶倒水。
双方落坐后，我问老人家为什么对两瓶茅台酒那样上心，老人喃喃地对我讲了它们的来历，那是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她救治过一位解放军伤员，那个伤员在她家住了三个多月，她把家里下蛋的老母鸡炖汤给伤员喝，很少的一点大米自己舍不得吃，用沙罐煨粥端给伤员吃，还经常背着伤员躲国民党军队一次又一次的搜捕。在她的精心照料下，那个解放军伤员终于伤愈归队。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春天，那个已成为解放军高级指挥员的“伤员”回来了，就是拎着这两瓶茅台酒向老人表示感谢的。从那后，她视两瓶茅台酒为珍宝，天天擦拭，却不想让儿子偷偷拿去卖了。听完故事，我心里很感动。告辞时坚持要把钱还给她，她硬是不收，后来我趁她们祖孙二人不注意，将钱放在茅台酒后面，转身出了门，刚想走开，小女孩从院中跑出来拦住我，我见老人从院里抱出一袋红薯，放在我们的车上，我推辞不过只好收下，开车走出村子老远，我回头瞧时，见祖孙二人还站在村口向我招手。
过了几天，老人几次找到我们宿营地，非要将钱给我，我故意避而不见，或让哨兵拦住她说我不在。一夜晚，我们悄悄撤离那个小山村。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我偶尔品尝茅台酒，每次端起酒杯，一闻到那熟悉醉人的酒香，我就想起那个故事，想起那个美丽的小山村。老人珍藏的不只是酒，是一段珍贵的军民鱼水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