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明帝刚刚继位三个多月,一直体虚多病的王敦也有日募途穷之感,加强了篡位的准备步伐,“讽朝廷征已,帝手诏征之”。他自己不好在没有借口的情况下带兵入建康,反而暗示明帝,要皇帝下诏征召他入朝,以做到“名正言顺”,然后再顺水推舟,按部就班地也过把皇帝瘾。
东晋明帝年青果锐,危急时刻坦然不惧,写亲笔诏书让王敦入京,这样一来,反让王敦感到有些进退两难。
王敦想谋逆,但其宗族诸人并非一味跟随。王导不必讲,一直是以整个王氏宗族的安全为最高利益,拥戴帝室。王敦堂弟王棱屡次劝谏,被王敦派人暗杀;另一个堂弟王彬为人忠直,“谏之甚苦”,差点被杀。荆州刺史王舒也是王敦堂弟,知道王敦要起事,马上和王导站在一起,秘劝东晋明帝加紧准备,谋讨王敦。
顺便一提的是,王敦移镇姑孰,“入朝”建康之前,还听从钱凤之言,族灭了吴地最大的地方势力以周札为主的周氏。
周札时为会稽内史,“一门五侯,宗族强盛,吴士莫与为比。”钱凤是沈充老朋友,自然要替沈氏出力。“江东之豪,莫强沈、周”,周氏一灭,沈氏家族自然在江东就无人可比了。于是,王敦诬称周氏一家密谋不轨,派沈充等人带领众兵,尽灭周氏。可叹的是,王敦失败后,沈充一族也被诛除殆尽,吴地土生大族至此烟消云散。(值得一讲的是,周札的父亲是周处,京剧《除三害》的主人公。周处年少时,“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意,州里患之”,与南山猛虎、长桥大蟒合称为“三害”,后在陆机陆云兄弟劝诫下幡然自新,发奋读书,既为能臣,又为上将,最终在与氐人作战中英勇战死,被西晋朝追赠为平西将军。周处当时还有文集传世,著《默语》三十篇,《风土记》以及《吴书》,真正的文武全才。)
大事临发的关键时刻,王敦却病势加重。他自己无子,其兄王含的儿子王应过继给他做儿子。于是,他矫诏拜王应为武卫将军作为自己的副手,拜王含为骠骑大将军。
钱凤作为谋主,也非常焦虑,便问王敦:“脱有不讳(万一您病重“过去”了),王应能承继大事吗?”
王敦倒是明白人,表示:“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为。王应年少,岂堪大事!我死之后,莫若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上计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下计也。”
钱凤师爷浅见,为自身计较,认为“公之下计,乃上策也”,与沈充等人定谋,准备王敦一死即兴兵作乱。
东晋明帝年青英果,才兼文武,不象他老爸元帝那样窝囊。审时度势后,他决定先发制人,以司徒王导为大都督,并命大臣温峤、郗鉴等人各领兵马,下诏讨伐王敦。
王导深谋远虑,率宗族子弟先为王敦“发哀”,造成王敦已死的假象,“众以为(王)敦信死,咸有奋志”。看来王敦名头确实大,如果身子骨硬郎,晋明帝、王导等等诸人加上一班文武诸臣还真不是他一个人的对手。
“(王)敦见诏,甚怒;而病转笃,不能自将”。晋人崇信卜筮,王敦便让其记室参军郭璞算上一卦。
郭璞本来就反对王敦起兵,胡乱掐指,便回答:“不成功”。
王敦怀疑郭璞一直与朝廷中温峤等人关系密切,听说又是凶卦,坚信郭璞胳膊肘往外扬。他压住怒气,问郭璞:“你再算算我能活多久。”
郭璞想了想,说:“考虑刚才的卦象,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
王敦大怒,问:“卿寿几何?”
郭璞自知不免,答:“命尽今日日中。”
王敦立命军士收斩郭璞。
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大文学家,大诗人,大卜筮家,大风水家。其所作《游仙诗》意象新奇,开中国山水诗先河,文采富艳,意境深远,诗作有“中兴第一”之称,大可摘录一二以飨读者:
京华游仙窟,山木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临源挹消波,陵冈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其一)
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茏盖一山。中有冥寂土,静啸抚清统。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飞泉。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问蜉蝣辈,宁知龟鹤年?(其三)
不仅能诗,郭璞还善作赋。其作撰《江赋》、《南郊赋》等,皆词藻伟丽,不拘一格。当然,作为中古诗人,郭璞许多诗赋作品现在已鲜为人知,但在当时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大师级人物。
晋明帝作太子时,与郭璞、温峤、庾亮“皆有布衣之好”,关系非常亲密,难怪王敦怀疑郭璞与自己有贰心。
《晋书》之中,郭璞的大名与大炼丹家、大化学家葛洪并列一传,而并非与一群医士和卜士胡乱列入《艺术传》中,由此,足见他在当时的重要性。他不仅撰有卜筮大全《洞林》一书,又注释《尔雅》、《三苍》、《山海经》、《楚辞》、《子虚赋》、《上林赋》等典籍数十万言,诚为学问大家,才兼儒道,为一代宗师。活该倒霉,郭璞这么一个聪明人,竟也为王大将军临死垫背,也正是那种“善为人谋而掘于谋已”的人物。
公元324年八月(晋明帝太宁二年),王敦以诛温峤为名,让大哥王含等率五万多水陆精兵,一时并进,直奔建康杀来。
假使明帝司马绍是孱弱之主,王敦可一举成功。但这位青年皇帝有“文才武略,钦贤爱客,雅好文辞”。大战之前,以万乘之尊,明帝司马绍竟能自己微服出行,带几个从人骑兵至姑孰,侦察王敦的兵力部署情况。
明帝穿着普通,但相貌不凡。他的母亲荀氏一族是燕代一带的人,有鲜卑血统,黄须白面。
听兵士讲营盘附近有个长着金黄胡须的人四处转悠,王敦于病床上闻声惊坐,大叫:“此必黄须鲜卑奴来也!”忙派骑兵四出追捕。明帝见势急,上马驰奔而去。一路上,每有停歇,他就让从人用冷水浇马粪,追骑见马粪冰凉,认为敌人侦骑来不及追赶,就止马当地。“帝仅而获免”。如果推举皇帝级的“孤胆英雄”,东晋明帝司马绍应该数一数二。
王含是王敦大哥,可龙弟鼠兄,才能相差甚远。越城一战,明帝属下将军段秀(鲜卑段匹?之弟)以千把号人大败王含,并斩杀前锋将何康。
听闻大哥出兵即败,王敦大怒:“我兄,老婢耳。门户衰,大事去矣!”本想强撑病体,亲去前线指挥。无奈病入膏肓,刚坐起身就一阵眩晕,摔倒于床上。很快,王敦就病重身死,时年五十九。
《晋书》记载,王敦死前表示要王应即位为帝,先立文武百官,然后再为他发丧。想来想去,殊不可解。王敦深知自己将亡,不可能还思前想后让不争气的过继儿子王应称帝以招灭族之灾。成王败寇,败者一方的“事迹”只能由“胜利者”汇述了。
王应真是死狗扶不墙。形势如此严峻,他既不明言称帝,给部下一个当开国功臣的“盼头儿”;也不为王敦发丧;更不思忖攻守谋略。这个败家子不知何为忧愁,天天与手下几个狎客纵酒淫乐。至于王敦的尸首,被这个不肖之子用席子包裹起来,外面涂了几层厚蜡,埋在议事大厅地下。假若王大将军死后有灵,天天躲在大青石板下面,严严实实被包裹得像个粽子,在地下静听逆子(应该是逆侄)在他上面大玩groupsex,丝竹声声,肉搏阵阵,一辈子以豪爽著称的驸马爷、大将军,也只能哀叹自己命运不济了。
晋明帝方面,又派出吴兴人沈桢去诱降王敦的铁杆死党沈充,许以司空高官。
沈充关键时刻非常象条汉子。他拒绝了明帝的“好意”。“三公之位,应由望美才高的人担当,岂是我辈能及。以此甘言厚币诱我,不敢生受。况且大丈夫相交共事,当存始终,岂能中道变易。果真如此,世人能容我的反复之举吗!”言毕,沈充提兵,直奔建康,率万余人与王含合军。
沈充虽有侠义之风,战非所长。有人建议他决挖玄武湖水倒灌建康,乘大水舟行而进,可一举成功。沈充犹疑,不能从计。
相持之间,各地勤王兵马纷纷赶到,尤其是临淮内史苏峻所率兵众,战斗力很强。沈充、钱凤两人一合计,觉得苏峻等人远道而来,兵将疲困,应该先发制人,便合兵主动进攻建康城。两军交战,沈充等人还占了先机,把东晋军队打得节节败退,一直追杀到宣阳门。
叛军正清除路障,准备一举攻城之际,本以为远来疲惫不能出战的苏峻等人忽然率众冲出,横击沈充、钱凤的攻击兵士。
沈充等人大败,手下兵士掉入江水中淹死的就有三千多人。未及喘息,东晋刘遐一军又再次大破沈充于青溪。
最草包的当属王含。好几万劲卒在手,他没有配合沈充进攻建康,只是在一旁观望、逡巡。得知沈充败讯后,更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连夜烧营夜遁。
王含带着儿子逃往荆州,想投靠堂弟王舒。不料,迎接他们父子的不是热酒美食,不是殷勤笑脸,而是冰冷的锁链。六亲不认的王舒把堂兄、堂侄锁起,话也不多说一句,当众扔入江中淹死,以“实际行动”与王敦、王含划清了界限。
钱凤跑到阖庐洲,也被本是同一阵营的寻阳太守周光斩杀,拿着他的脑袋到京城“诣阙自赎”。
兵败如山倒。沈充慌不择路,闯入昔日手下将吴儒家避难。古语云,“有急莫投亲旧”。吴儒一脸坏笑,把老上司沈充诱至复壁内,咣当一声把一大块石头挡在暗外门。他爬到高处,自上而下笑着向从前恩将说:“我可得三千户侯啦。”(晋政府当时以五千户侯悬赏斩钱凤,以三千户侯悬赏斩沈充。)
沈充倒也冷静,仰头对沈儒讲:“封侯不足贪也。尔以大义存我,我宗族必厚报汝。若必杀我,汝族灭矣。”
吴儒小人,当然不信“死灰复燃”之理,一脸狞笑加冷笑,与僮仆数人矛刃俱下,把沈充活活捅死在狭窄的夹壁当中,又割下沈充脑袋到京城领取封赏。
沈充江东几代大族,枝蔓繁广,临死之前一段话,也是有恃而言。但他自己万万不想不到的,替他报仇的不是沈姓亲族,恰恰是他自己的长子沈劲。
王敦之乱平定,钱凤、沈充不仅本人被杀,依王朝律令,谋逆造反至少要诛三族。沈充之子沈劲命大,竟然在乡人的庇护下捡得一条性命,没被东晋政府抓去砍头。如逢王朝盛世,这种父亲造反儿子得活的机率几乎是零,但东晋偏处一隅,强敌在邻,世道纷乱,没过多久,逢上皇帝生日、婚庆、诞子等喜庆大赦,沈劲就又冒出市面,并果真能够率人把吴儒一家老小上下杀个干干净净。吴地土豪自相鱼肉,东晋政府也乐于他们窝里斗,加上沈劲又是子报父仇的大孝之举,道义上也受到各方支持。沈劲不仅报得父仇,又以侠勇之名名扬四海。“(沈)劲少有节操,哀父死于非义,志欲立勋以雪先耻”,他自告奋勇过江抵御北虏,屡次与慕容燕国兵将争战,东晋穆帝升平三年(公元359年),沈劲以五百兵士坚守许昌,抵御慕容恪。不久,兵败城溃,沈劲不屈而死,被东晋朝廷追赠为东阳太守。
如此,青史之中,父亲沈充附于“逆臣”王敦传后,儿子沈劲竞赫然列于“忠义传”中,可见血统之论,诚无真凭。
至于王敦,盖棺论定,封建史家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功绩:
“王敦历官中朝,威名素著,作牧淮海,望实逾隆,弼成王度,光传中兴,卜世延百二之期,论都创三分之业,此功固不细也。”
笔者以现代人眼光,觉得王敦也不失为一刚烈大丈夫,敢爱敢恨,敢作敢当,而且他起事之因也是由于王氏家族成员受排挤,并非完全出于个人野心。刁协、刘隗小人煽风点火,钱凤、沈充激成祸难,叹只叹时兮命兮,不佑英雄。身死之后,英名一世的王大将军还被东晋政府刨出尸首,死都死了,还被扶跪着,斩去头颅。
王敦死后,亲兄王含、继子王应被杀,但琅琊王氏并未被牵连,反而因讨伐王敦有功而有多人获加官进爵:王导以司徒进位太保,王舒迁湘州刺史,王导堂弟王彬为度支尚书,王氏一大家子多人位进不衰,仍旧是东晋世宗豪族的翘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