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的是1923年起来中国，在中国几所大学（主要是北京大学）教了六十多年书，最后死在中国、葬在中国的一个美国人——温特教授。温特是译音，我看过两篇介绍他的文章，都用这译音名，可是同我熟的一个海淀邮局的邮递员李君却叫他老温德。我觉得李君的称呼显得朴实，亲切，不像温特教授那样有场面气。后来听北大外文系的人说，系里人也都称他老温德。这中文名字还大有来头，是吴宓参照译音拟的，推想取义是有温良恭俭让之德，这会不会有道学气，比场面气更平庸？我想，在这种地方，还是以不深文周纳为是，所以还是决定称他老温德。
老温德来中国，先在南京东南大学教书，两年后来北京，到清华大学教书。其后，抗战时期，随清华到昆明西南联大，胜利后回北京，直到解放后，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因为他是教文学方面课的，所以划归北京大学。我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上学，其时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我没听过他的课，直到70年代初，不只同他没有一面之识，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为什么想写他呢？是因为1971年春夏之际，我自干校改造放还，大部分时间住在北京大学朗润园（在校园东北部），他的住所在朗润园西端石桥以西，住得近，常常在湖滨的小路上相遇，有招手或点头之谊，又他的生活与常人不尽同，使我有时想到一些问题，或至少是他升天之后，看到人非物也非，不免有些怅惘，所以想说几句。
关于他，有大节，依中国的传统，排在首位的应该是“德”。他正直，热情，同情弱者，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生活境界也高，热爱一切美和善的，包括中国的文化和多种生活方式，绘画、音乐等更不用说。其次是学识，他通晓英、法、德、西班牙、希腊、拉丁几种文字，对西方文学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开过多种课，都讲得好。再其次是多才与艺，比如游泳，据说他能仰卧在水面看书。所有这些，介绍他的文章都已经着重写了，也就可以不再说。
剩下可说的就只有我心目中的他，或者说，我的印象。我最初看见他，以1971年计，他生于1887年，其时已经是83岁。朗润园的布局是，一片陆地，上有宫殿式建筑，四外有形状各异、大小不等而连起来的湖水围着。湖以外，东部和北部，北京大学新建了几座职工宿舍楼；西部有个椭圆形小院，西端建了一排坐西向东的平房。湖滨都是通道。老温德住西部那个小院，我住东部的楼房，出门，沿湖滨走，路遇的机会就非常多。他总是骑自行车，不快，高高的个子，态度虽然郑重而显得和善。问别人，知道是教英语的温特，一个独身的美国老人。日子长了，关于他就所知渐多。他多年独身，同他一起住的是一对老而不很老的张姓夫妇，推想是找来做家务活的。夫妇居室，人之大伦，自然就不免生孩子，到我注意这个小院的时候，孩子大了，还不只一个，也都在一起住。院子不算小，春暖以后，直到秋末，满院都是花，推想是主人爱，张姓夫妇才这样经管的。饮食情况如何，没听说过，只听说这老人吃牛奶多，每天要五六瓶。还吃些很怪的东西，其中一种是糠，粮店不卖，要到乡下去找。我想，他的健壮，高寿，也许跟吃糠有关系，但吃的目的是健消化系统，还是补充什么营养，我不知道。
连续有十年以上吧，他，就我看见的说，没有什么大变化。还是常骑自行车在湖滨绕，可是回到他那个小院就关在屋里，因为我从院门外过，总要往里望望，看不见他。后来，是他跨过90岁大关以后，生活有两种显著的变化。一种是不知为什么，在小院内的靠北部，学校给他修建了较为高大的北房，大概是三间吧，外罩水泥，新样式的。另一种是，仍然在湖滨绕，可是自行车换为轮椅，由张家的人推着。体力显然下降了，面容带一些颓唐。这一带住的人都感到，人不管怎样保养，终归战不过老；但都希望他能够活过百岁，也觉得他会活过百岁。后来，湖滨的路上看不见他了，到1981年初，实际活了99岁多一点，与马寅初先生一样，功亏一篑，未能给北京大学的校史增添珍奇的一笔，走了。
听邮递员李君说，老温德像是在美国也没有什么亲属，为什么竟至这样孤独呢？独身主义者？至少是早年并不这样，因为刘烜写的一篇传记（题目是《温特教授——记一位洋“北京人”》，见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京华奇人录》）里有这样的话：
我注意到，闻一多（案20年代初在美国与老温德结识，成为好友，老温德来清华任教是他推荐的，他遭暗杀后，骨灰多年藏在老温德住所）书信中还说过，温特教授“少年时很浪漫”。我们的视线一起扫过这几个字，好几次了，他从不作解释，也没有否认，我就不便追问了。
传记的另一个地方又说，还是在美国时候，不老的温德（而立与不惑之间），住屋的床上放一个大铁磬，他向闻一多介绍铁磬的用处是：“夜里睡不着觉时，抱起磬，打着，听它的音乐。”我想这用的是佛家的办法，如唐人常建咏《破山寺后禅院》尾联所说：“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这种磬音，粗说是能使心安，细说是能破情障的。如果竟是这样，这先则浪漫，继而以钟磬音求心安，终于一生不娶，心情的底里是什么情况呢？曾经沧海难为水吗？还是如弘一法师的看破红尘呢？不管是什么情况，可以推想，情方面的心的状态一定隐藏着某种复杂。
心里藏而不露的是隐私，也可以推想，任何人，或几乎任何人，都有，甚至不少。也许只是由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除了少数有调查癖的人以外，都视搜求或兼宣扬别人的隐私为败德。何况德在知的方面也还有要求，是“不知为不知”。所以对于老温德的生活，谈到“浪漫”“独身”之类就宜于止步。但是这“之类”又使我想到一些问题，虽然经常不在表面，却分量更重，似乎也无妨谈谈。
说分量重，是因为：一、更挂心；二、更难处理。古人说，饮食男女，这更挂心、更难处理的问题不是来自饮食，而是来自男女。与饮食相比，在男女方面，人受天命和社会的制约，求的动力更强烈，满足的可能，轻些说是渺茫，重些说是稀少以至于没有。显然，这结果就成为：饮食方面，如果有富厚为资本，盖棺之前，可以说一句“无憾”；男女方面，不管有什么资本，说一句“无憾”就太难了。有憾是苦，这来自人生的定命。有人想抗，其实是逃，如马祖、赵州之流，是否真就逃了，大概只有他们自己能知道吧？绝大多数人是忍，有苦，咽下去。老温德是用钟磬音来化，究竟化了多少呢？自然也只有他自己能知道。
一般人的常情是不逃，也不化，并且不说，藏在心里。这样，人的经历，其中少数写成史传，就应该是两种：一种是表现于外的，甚至写成文字的，自己以外的人能看见，或进一步，评价；一种是藏在心里的，不说，极少数脱胎换骨写成文字（如诗词和小说），总之还是非自己以外的人所能见。假定社会上马班多，人人都有史传，这史传也只能是前一种，“身史”，而不是后一种，“心史”。这心史，除自己动笔以外，大概没有别的办法。自己动笔，困难不在内（假定有动笔能力）而在外，这外包括社会礼俗和有关的人（也因为受礼俗制约）。能不能扔掉礼俗呢？这就会碰到变隐为显，应该不应该、利害如何等大问题。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我们也就只能安于看看身史而不看心史了。
身史和心史，有没有一致的可能？大概没有。可以推想，以荣辱、苦乐的大项目为限，比如身史多荣，心史就未必是这样；身史多乐，心史就未必是这样。以剧场为喻，身史是前台的情况，心史是后台的情况，只有到后台，才能看到卸妆之后的本色。可惜我们买票看戏，不能到后台转转，也就只好不看本色而只看表演了。可见彻底了解一个人，或说全面了解一个人，并不容易；对于老温德，因为他的经历不同于常人，我就更有这样的感觉。
还是安于一知半解吧。他走了，虽然差一点点未满百岁，终归是得了稀有的高寿，以及许多人的尊敬和怀念。他多年独身，但他曾经浪漫，希望这浪漫不只给他留下苦，还给他留下甜蜜的记忆。他没有亲属，走了以后，书籍、衣物，也许还有那个铁磬，如何处理呢？我没有问什么人，只是从他那小院门外过的时候，总要向里望望。先是花圃零落了；继而西房像是无人住了；至多四五年吧，西房和北房都拆掉，小院成为一片废墟。人世就是这样易变，从小院门外过的年轻人不少，还有谁记得在里面住几十年的这位孤独的人吗？真是逝者如斯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