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眼，凌大嫂下世已经一年有余了。早该拿笔，写一篇纪念文章，一直拖到现在，是因为感到难写。难写，原因主要不是事迹少，是美德多，难于写得恰如其分。沉吟再三，也只好勉为其难，拿笔试试，看能不能写得八九不离十。
干脆就由美德说起。什么美德呢？不过是多种旧史表扬的“列女”大多具有的，朴厚温顺，知礼守礼。说到列女，说到礼，以打倒孔家店为职责的新人物会疾首蹙额，说那一切所谓美好，都来自男性的编造，为了维护男性的利益。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又不完全是这样。空口说白话不成，要有理由。那就说说我一时想到的理由。其一，单说旧时代，德覆盖内外，外，具体化为多种规矩，要求人照办；照办了，是内。规矩有片面的，有全面的。如丧偶守节，约束女性不约束男性，是片面的，说是为维护男性的利益，一点不错。如以温厚之心之行待人，女性应如是，男性也应如是，不是片面的，说是男性专为约束女性而编造，就近于杀不辜以泄愤。其二，德化为规矩的要求，有由来，有所为，对不对，问题非常复杂。举最显著的。一种是标准问题。标准是孔子所谓“朝闻道”的道，今语所谓人生理想，显然，道不同就不相为谋。
这是说，不同的人会走不同的自认为正确的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判定对错，使人人都点头，大不易，或干脆说办不到。另一种是时代问题。汉唐时期，规矩如何如何，我们现在看，错了，会不会如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所说，“后之视今，亦由（犹）今之视昔”呢？将来的事自然只有将来的人能知道。所以对于这类难题，我一贯是站在保守派一边，说接受传统并身体力行之的是好样的，纵使对于他或她的所信我未必同意。其三，经过多年来的风云变化，革故鼎新加速，至少我觉得，旧时代有些值得保留甚至珍重的，也已如随着黄河水流之泥沙俱下，未免可惜。可珍重的都有什么？全面不好说，只好星星点点，于是想到凌大嫂的为人。与新潮相比，她属于旧潮，其实在旧潮中也未必占多数，所以我觉得，在举世向钱看的现代，必将成为或已经成为广陵散。她过早地走了，我有时不免有老成凋谢之感，所以决定写这篇小文，表怀念之外还有个奢望，是像这样不能上桌面的妇女，也可以不与草木同腐。
学诸子的笔法，论完，谈事。凌大嫂，姓王，出生于北京东南百余里香河县城南不远一个农村的中产之家，依农村惯例，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十七八岁嫁与邻近村庄大致门当户对的一家，姓凌。男女同岁，也是依惯例，洞房花烛之晚才第一次见面。可是能够和睦相处。现在年轻人会觉得奇怪，不经过恋爱阶段，如无根之木，怎么能生长呢？是因为有另外的根，而且是两个。其一是“天命之谓性”，因为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容易合二为一。其二是旧礼教，主要是要求女的，嫁谁就为谁服务，劳而无怨，死也无怨。这旧礼教当然是不合理的，且不管它。
只说凌大嫂，也如《庄子》所说，有了形体之后，就“劳我以生”。未嫁时怎样，我不知道。已嫁之后，据说她的烹调技艺好一些，公爹讲究吃，饭总要由她做。婆母脾气不好，经常受到不宽厚的待遇。丈夫在外面工作，陆续生育，得一男三女，都要由她养育。此外，过农村生活，离不开耕种，劳动的量也不会小。多种负担相加，可以想见，算生活之账，是只有劳累而没有休息，只有忍受而没有享受，由旁观者看，是只有苦而没有乐。可是凌大嫂则不以为意，或者说，朝朝夕夕，年年月月，总是很坦然。这是因为她有个未整理成为系统的甚至自己并不觉得的人生哲学，是：劳动，吃苦，为别人，是天经地义。
已经是80年代中期，凌大嫂年及60，在北京她丈夫和小女儿的住处，我第一次看见她。身材高，健壮，一身褐暗色的衣服，旧而不破，严谨，稳重，见生人不坐，怯于说话，典型的旧式农村妇女。她长期住在家乡，因为有瘫痪的婆母，与妯娌轮换，要伺候；家里有未嫁的女儿，儿妇，孙女，离开，不放心；麦大二秋还要忙农活儿。可是北京有个小女儿，更不放心，还有不少拆拆洗洗的活儿要做，所以不得已，只好来来去去。据说儿妇孝心，曾表示家里的诸事由她担起来，就不要这样劳累，两头跑了。凌大嫂说：“我的婆母，我不能教别人伺候。”所以还是坚持来来去去。其时我也过着来来去去的生活，即每周的中间在城内单位，两端在西郊家里。
家里吃饭有人管，城内吃饭没人管。承凌公好意，说凌大嫂来京之时，我可以到他家吃晚饭。我说这太麻烦，辞谢。凌公换为以利诱，说我常说想吃家乡饭，让凌大嫂做家乡饭，尝尝，岂不很好。于是由尝试渐渐变为成例，只要凌大嫂来京，周三晚饭我一定去，周二晚或去或不去。家乡饭种类也有一些，最常吃的是京东肉饼和玉米粥。凌大嫂知道我不愿意吃太油腻的，肉馅里总是加些菜。材料细致，火候细致，烙成，总是比饭馆（包括香河本土的）里的好吃得多。烙肉饼是细活儿，费工，厨房热，我表示过意不去，凌大嫂总是说没什么。做完，请她也入座吃，她向来不来，说已经在厨房吃了。据凌公说，背后还议论，说：“这老爷子真好伺候，给什么吃都说好。”
就这样过了几年，是1991年初夏，凌大嫂又来京，还依老例，带来些家乡食品，如豆腐皮之类，我也依老例，去吃。某一个星期二，听说凌大嫂得急病，送医院了。赶到医院看，知道是脑溢血，由星期一晚上晕倒，一直昏迷不醒，正在抢救。人不胜天，医院用尽办法，延续三四天，终于还是停止呼吸了。事后，我问凌公，想来是久已血压很高，本人没有感觉吗？凌公说，应该有感觉，可是她不说。我想，这就是她的人生哲学的一种表现，活着完全是为别人，所以想不到自己的病苦。
她突然失去知觉，没留下什么话，如果死后有知，一定还是多种不放心吧？因为亲人都还活着，连必须由她伺候的婆母也还活着。她还想照顾这些人，用自己的忘我劳动使有关的人多得一些福利。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这有关的人中还有我，因为据凌公说，就在晕倒前不久，还计划星期三晚饭吃什么，让我尝哪一种家乡味。凌公还谈到她下世前的一些话，是有一次，她问凌公还记得不记得，第一次见面，是谁先说的话。凌公说记不清了。她说是她先说的，因为她听说，谁先说话谁先死。我听了不禁愕然，想不到世间竟有这样的人，坚守传统的礼，刚一面就准备为人舍生。她真就先死了，留下什么呢？只有罕见的德，也只能存于少数人的记忆里。少数，能够记住过往的也好；至于未来，再找这样的人恐怕就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