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岁的李超蹲在家门口的土堆上，看父亲来信。他神情凝重，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与无奈。一种饱尝离别之痛，使他的眼神里有几丝漠然。李超已经三年没见到父母了，自从出生两个月后，父母就出门转战南北打工。李超一直与奶奶陈传芬生活在一起。奶奶住的是两间茅草屋，屋里除了一张挂着蚊帐的小床、一个碗柜、一个灶头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若说有，只是连鸡窝也修在了睡觉的那间屋子里。
打开碗柜，里面只有三碗咸菜，十几只鸡蛋。奶奶的屋子里没有桌子可以做功课，李超每天放学回家只有去大伯李加强家。大伯李加强家住在村西头，足足要走二十多分钟的路。李超每天就这么来回走着。大伯李加强40岁，是村里的干部，一直没有外出打工。他在家靠种七亩水田，每年1800元的干部工资支撑全家四口人的开销。虽然贫穷，但他很满足。他对我说：“现在不要交农业税了，村里的农民负担轻了很多。除了每年每人还需要缴12元人头费，用于支付村干部的工资和办公费用，其他没有什么杂费。然而这样，村里的青壮年还是很少留在村里。”
我在李加强家坐下不久，李超的姑姑李加英就来了，她也住在西篱村。她说她老公去年得了肠癌，花去两万多元医药费。现在两个孩子都在县城上高中，为了给孩子挣学费，她老公病未痊愈就替村里盖房子的人家，打零工赚钱了。李加英一边说，一边眼泪往下掉。那凄凄的眼泪感染着我，我在笔记本上刷刷地记录着。作为媒体记者，我能为他们做的只有真实报导。
从李加强家回到李超奶奶陈传芬家，我足足走了半个多小时。李超奶奶家的门敞开着，李超在墙角练倒立。他听见我的脚步声，倏地停了下来，怯怯地说：“奶奶到棉花田摘别人摘剩的棉花去了。”没等我回音，他又说：“奶奶去年摘了20斤，挣了100元。”我一下明白过来，农村的老人没有什么零花钱，全靠自己勤劳挣一点。
李超瘦瘦的，蓝布裤子的双膝盖上补着两个补丁。套头的运动服，因为短小遮不住棉衣的长度。这样的穿着，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孩子是不足为奇的。但现在毕竟21世纪了，这个山沟沟里的农村孩子却仿佛生活在他父母童年的时光里。然而比之他的父母，他还有一份深深的孤独。
我坐下来与李超聊天。母鸡也许刚生了蛋“咯咯答”地叫着。李超从米缸里抓了一把米，去卧房的鸡窝。一会儿他回过来，在鸡蛋上用圆珠笔编好号码，放到碗柜里。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小脸蛋干巴巴的皮肤，以及那神情有着成年人的沧桑感。我问李超：“你能把你与爸爸的信，让我看看吗？”李超略有所思地说：“好吧！那些信都在我的书包里。”
我看着李超父亲李加明给儿子的信，那信中充满了思念与担忧。李加明在信中这样写道：“李超你好！你的信我已收到，我带着十分思念你的心情，给你写这封回信。我这个‘思念’二字体现了爸爸对你的牵挂和不安。牵挂你的每一天生活，不安你的学习情况。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已经三年没见面了。时间就是金钱，就是生命。你必须要加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把有限的黄金时间计划好，安排好。一个好的学习计划能使你的成绩快速提升。千万不能像原来那样乱干，我希望你今年能成为一名‘三好学生’，不要让我再失望。”李加明在信的重点部分，用红笔圈着。
我接着看第二封信：“李超你好！你的来信，我已收到。我希望你把在家中怎样安排学习，怎样安排每天的生活，来信详细告诉老爸。因为你已是五年级的学生，我实在是太担心了。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一个月又快完了。请珍惜时间，抓紧学习，幸福是靠拼打得来的。我寄回家的信，你一定要保存好，一定要认真看。一定要每天早晚坚持锻炼身体。信上的每一个字，代表爸爸的每一份爱心，信上的每一个字出自爸爸内心的真诚！”李加明在信纸的正反两面都写得满满的，每句话后都用了很多感叹号来强调语气。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给11岁的李超，太多的现实压力。但李加明这样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李加明与他的妻子终归要回到西篱村。他觉得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而他希望儿子能永远走出乡村，真正成为有城市户口的城市人。李超身上载着这个家族几代人的梦想，可李超不知道。我读完李超爸爸的信，李超的奶奶提着一只大竹篮，篮里装满着白花花的棉花，从田里回来了。她已经76岁了，稀稀拉拉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一件黑色的大襟衣衫，袖管上套着两个蓝格棉布袖套。她一见我就说：“这孙子要么与我斗嘴，要么不与我说话。我不知道怎么管教他，他太不听话了。”
奶奶陈传芬说完这一番话，从一把油腻腻的塑料壳热水瓶里，给我倒来一碗白开水。接着她就让李超烧火，她烧菜。整个家只有白色瓷砖的灶台上，显得洁净明亮。李超烧火的柴是从山上砍来的。李超每天都有上山砍柴的任务，休息天了他还会帮大伯家放放牛。在我眼里李超已经很懂事了，城市孩子这般大哪里会干这么多活。他们不少都被父母祖父母宠得像小皇帝一样，而李超却默默地一声不吭地干活。
奶奶一定要留我吃饭，她为我这个远道来客煎了两个荷包蛋。我站在一边不知帮她做什么好，就索性帮李超烧火。柴是那么短短的，很好烧。李超见我拨弄得还像样子，就顾自蹲到门口的土堆上，眼睛直直地望着远方。蓝天白云，黄土坡，李超的身影很孤独也很凄凉。我望着他心里一阵难受，我想给他像母亲那样的爱，但我刚新婚不久，还没有做母亲的体验。我想唯一而最实用的就是给他一些钱，让他买一些书，买一些吃的。我这么想着，一不小心就把火烧灭了。
“李超，李超。炉火灭了。”我大声嚷着，李超从土堆上跑进来，抓起一把长火钳在炉子里通了一通，火苗顿时又窜起来了。他赶紧往炉子里添细小的柴，几根潮湿的枝杈噼噼啪啪地响起来，熊熊燃烧的火让我感到李超的本领。我说李超你真行，他这才勉强笑了笑，但很快又恢复了漠然的神情。
奶奶看见我在烧火，就骂孙子道：“你偷什么懒，不好好干活。”孙子不答理奶奶，他依旧蹲到门口的土堆上，眼睛直直地望着远方。我想那是一种望眼欲穿的思念父母的情节，抑或是望着前方长长路的茫然。我与奶奶的配合，终于默切完成。奶奶烧完了菜，煮了一大锅米饭。用柴烧的米饭，香喷喷的，我一连吃了三碗。吃饭时，李超闷着头顾自己吃。他几乎都不吃什么菜，荷包蛋我夹到他碗里，他又夹了出来。他说他不喜欢吃蛋，他只喜欢吃咸菜。
奶奶是那种很会唠叨的老人，但奶奶的方言我只能听个半懂。大意是村里的人家不少盖了新房，她家还住着茅草屋。儿子媳妇在城里干活挣钱，顶多挣来孙子的学费和以后准备上大学的学费。想儿子给她盖房子，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奶奶能说出“天方夜谭”这个词，让我很惊讶。我说奶奶你健健康康地等着，以后让李超给你盖房子。奶奶听了“嗬嗬”地笑起来，说：“等到那时光，我这把老骨头都不知道去了哪里。”奶奶说完陷入了沉思。一会儿她又说：“我们这一辈人，苦哇。童年时光遭遇日本鬼子侵略，跟着父母到处逃难。八年抗战，十年内战，过的生活很不安定。解放后我们生活安定多了。我虽然没有文化，但年轻时我还是村里的妇女干部呐。”奶奶说得眉飞色舞，很自豪。
我告别奶奶与李超时，天已经黑透了。好在月亮明晃晃地照在大地上，荒田、土堆、树木、小草，一切依稀可辩。我是回西篱村农民家的小旅馆，我将在西篱村住一阵子。这个山沟沟里的小村庄，虽然还是很贫穷落后，但正因为它的贫穷落后，才让我有了要写它的责任。我一边走一边想，狗的吠叫声时近时远。
天还蒙蒙亮的时候，我就被“喔喔”啼的公鸡唤醒了。小旅馆楼下开始有了嘈杂的人声，那是村里的农民（大多数是农妇）将自家种的素菜和副食品，用自行车载到这临街的集市来卖。临街除几家小旅馆，还有几家小酒馆，小百货商店。凌晨两点时，小酒馆里还隐隐传来吱吱嘎嘎的卷门声。我是一夜没睡好，想着早起去换一个房间或者换一家旅馆。当然我先要填饱肚子。于是我起床、梳洗、披上大衣围上围巾出门去了，但一出门我就想解手了。自从住进这家小旅馆，服务员老婆婆就给我一只脏兮兮的高脚痰盂，我没敢使用它。
小山村清晨的风是彻骨的冷，我将围巾把整个头包了起来。走出小旅馆后，我进了一家小酒馆。那家小酒馆的老板娘问：“来点什么？”我摇摇头说：“先解手。”她就朝门外手一指说：“那边。”我朝着“那边”走去，“那边”是一片荒田，荒田上有一个破败的茅楼。通往破败茅楼的是一条窄窄的碎石路，我一路奔去。茅楼没有门，四面通风，蹲在茅楼里没多久，屁股便冻得受不了。不过从刑场般的茅楼里出来，我就轻松多了。
我猜想那一片荒田曾经是一个菜园，随着村里男人不断进城打工，菜园便成了荒田。我这么想着，重新走进了小酒馆。这时候小酒馆已熙熙攮攮地来了不少人。我要了一碗黑米粥，一个煎饼，坐到临街的窗口一边吃一边看着窗外的集市。这个以女人为主的集市，男人们多半是过客。他们有的开着摩托车，有的牵着毛驴，有的骑着自行车，他们大多来采购一些素菜和副食品，也有专门来赶集的。我的对面很快来了一个男人。他要了一碗泡饭，两个馒头，一叠酱瓜。他狼吞虎咽地吃着，“喀嚓”一声，泡饭里的一粒石子，让他把整口饭吐了出来。桌上烂烂的一滩，他用手在饭粒中抓出了那粒石子，冲老板娘骂道：“他妈的，你这饭是怎么做的？这么大的一颗石粒。”老板娘忙着顾自己开票收钱，没答理他。他就火气冒了上来，冲过去对老板娘说：“喂，你这饭是怎么做的，你想吃死我们啊！”
“不就是一粒石子？你老婆做饭难免也会有石子的。”老板娘头也不抬地说。“你这是什么话，我老婆不开店，不会吭害顾客。”男人气呼呼地说：“这饭我不吃了，你退我钱。”老板娘说：“我知道你就来这一手，想白吃，早点说，不用找理由。”
“老子再没钱也不会白吃你的。你这臭婆娘，下三烂的货，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男人说着甩手而走。老板娘冲他的背影骂道：“你得了肠癌还这么恶毒，你去死啊！”老板娘一边骂一边走过来收拾碗筷。她不好意思地朝我笑笑。我问：“他是这村子李加英的丈夫吗？”老板娘说：“是啊！你看他那德性，一粒石子就骂得人狗血喷头，怪道是要得肠癌了，真是活该。”
老板娘的年龄大概35岁左右，有点儿发胖。她说这话是脱口而出，仿佛一个吵惯了架又被宠坏了的女人，不知话的轻重。但我听了很难过。我知道那是李超的姑父，一个为了给两个儿子挣学费而不顾自己重病未愈去打工的人。“老板娘，你给我拿四个馒头打包，要快一点。”我突然想追上去给李超的姑父送上早餐去，我知道他早上要去工地打工，不吃饱又何以能撑得住？
老板娘应着，很快差人把馒头送来了。我塞给老板娘伍元钱，说不用找了，便拔腿就走。走出小酒馆，我已看不见李超姑父的背影。但我还是朝着南面的方向笔直向前快速走去，我渴望能追上李超的姑父。西篱村的路多半是坑坑洼洼的黄土地路，我的旅游鞋白边上很快嵌满了泥土。前边也许是个学校，一路上我看见一个个背着书包的孤独孩子的背影。那个剪着齐耳短发，穿红花棉裤，粉红棉罩衣的小女孩低着头，脚步迈得很沉重。我走上前去与她打招呼：“喂，小朋友上学去？”她抬起头朝我怯怯地看，不说话。我赶紧塞一个馒头给她，很友好地摸着她的头问：“家离学校远吗？”
“远，很远。要走五十分钟。”她一边吃馒头一边声音很低地说。
“你都是自己走，爸妈不接送？”
“那当然。爸妈在温州打工，他们有两年多没回家了。”
“你想他们吗？”
“想，很想很想。”
这个小女孩叫张静，11岁，与李超是同班同学。她住在外婆家，中午饭到奶奶家吃。她每天走的路是一个几何三角型，别看她小小年纪，路可走得真快。我很快拉在了她的后面。这时候我突然改变了主意。我决定跟着张静去看看他们的小学校。小学校在宏伟乡政府所在地，宏伟乡中心小学接纳了几个村的孩子。西篱村是比较偏远的村，西篱村的小学生走山路穿小道，每天就这么往来着。若遇上下雨或涨大水，他们就只能绕道走山路，那起码得走近两个小时了。我赶到宏伟乡中心小学时，张静已坐在教室里上课了。宏伟乡中心小学有两栋教学楼，条件比一般的农村小学好。我找了他们的洪奎元校长，询问了“留守孩子”的有关学习情况。洪校长说：“留守孩子，父母和学校缺少沟通，教育出现了空档。我们也专门为这个问题，组织教师展开讨论。我们认为小学教育期间，家庭、学校两者配合起来的效果最好。”
“但问题出来了，实际上这些留守孩子的家长做不到配合。那么他们幼小的心灵会被扭缺吗？其实，谁也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我心里有些焦虑地说。但洪校长很乐观道：“农村孩子的生活是开放式的，他们不像城里的孩子是封闭式的。所以在心理承受能力上，应该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