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浮宫的法国现代馆，可以看到19世纪的变迁。大卫的《拿破仑加冕》和《荷拉斯兄弟之誓》诞生于大革命之后的动荡年间，是新古典主义的代表，静而有序的构图，肌肉的线条和人的优雅，充满希腊式美感。杰里科的《梅杜萨之筏》则是震撼人心的动感之作，它描画了当时著名的一场海难，与古典作品不同，它的画面要营造的不是静美，而是狂乱，人在狂乱的死亡中斗争。已经破损成碎片的船一端翘起，一端被浪花淹没，死人苍白的尸体和活人幸存的斗志交缠在一起，海水仿佛要冲破巨幅画面。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领导人民》更是名满天下，它将革命的场景描绘得阴沉、混乱，却激动人心。女人的乳房在风中袒露，比自由女神更为血肉鲜活，作为主角的革命者是歪戴着帽子的贫穷小孩，在呐喊中将革命的席卷展现得淋漓尽致。《但丁之舟》发生在但丁和维吉尔共渡冥河之时，黑暗不祥的天空，脚下死去的人们，画面中的紧张让人进入探索的世界。除此之外还有安格尔柔美的学院派、库尔贝尖锐的写实主义。也许这些画称不上是美术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但它们绝对是最打动人心的作品的代表。德拉克洛瓦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典范，他与安格尔的差别成为法国艺术变迁的重要一步。
对19世纪沙龙与艺术家生活的最好的描述，莫过于福楼拜的小说《情感教育》。福楼拜开创了小说写作的新风尚。他摒弃了之前作家侃侃而谈、不断议论的传统，用客观细节书写情节。他写了漂流在巴黎的形形色色的人们，漫无目的的大学生，抱着缥缈幻想的写作者，中产书商的保守的太太，轻浮有钱人的快乐的情妇。他将革命年代的动荡局势、巴黎风情、整个社会不安定的状态、蓬勃而躁动的心灵都纳入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各种各样的人在巴黎街头游荡，波西米亚艺术家贫穷而欢乐，新兴富人在政府中野心勃勃。
这是将革命还原的写作，既不美化其中的混乱，也不丑化其中的激情。19世纪的巴黎正在经历这样的洗礼。轻浮，而令人兴奋。人们对未来并不确定，跃跃欲试的表现，活跃而躁动的心。人人都渴望变化，街头就是舞台。沙龙里辩论新主义，社会风气在享乐里摇摆，城市里漂流的人们动荡不安。人人希望平等，也希望出人头地。有人投机，有人穷困潦倒。国外的局势在巴黎的控制之外风云变幻。
这种状态的结果是累积的爆发，无处投放的激情化为一片混战革命——1848年革命。
革命与艺术家：1848年革命是重要而独特的革命。说它重要，是因为它的火焰一直烧遍了整个欧洲，从法国蔓延到德国、奥地利、波西米亚。说它独特，是因为这场革命或许是最难以分清敌我的一场革命，几乎所有人都参与了进去，在法国，几乎所有人都对“七月王朝”不满，然而中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者、工人和社会主义者、拿破仑派和民族主义者却各自有各自的追求，可以说是南辕北辙，貌合神离。在这混乱的过程中，没有确定的对手，也没有确定的盟友，恐怕唯一确定的是一种情绪，一种希望世界动荡重建的激动的情绪。
法国在整个19世纪经历起起伏伏。与英国坚定不移的君主立宪和殖民帝国主义不同，法国在一百年间没找到让自身安定下来的政治方式。拿破仑在1810年称霸欧洲，将重要的旧日王族全部推翻，又娶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女儿，确立自己在民众与贵族中的双重地位。但这顶峰没有持续下去。随着进攻俄罗斯的失败，拿破仑的事业也走向转折。1815年滑铁卢战役结束了拿破仑的霸业，留下空白的法国，在大革命和帝国的双重倒台之后，还给国王。国王路易十八复辟了波旁王朝，恢复了国王的主权地位，让议会成为咨询机构，让宪法成为国王对臣民的赠礼。他的继任者查理十世更为保守，很多政策试图回到大革命之前的状态。1830年，当出版管制和解散议会的决定彻底引起不满，七月革命爆发，波旁王朝被推翻，路易-菲利普上台，开始了较为自由的君主立宪的七月王朝。《自由领导人民》画的就是1830年七月革命期间的场景。
暂时的稳定到了1848年又被击垮。路易·菲利普的平民国王领导路线虽然相对前朝温和，却在很多人眼中既无勇毅，又不够自由。1848年是多重不满的交锋。首相基佐支持资本家和政府投资，借债过多，贪污丑闻不断。基佐和路易·菲利普对此听之任之，令中产阶级和自由派大为不满。与此同时，新的工厂和流水线造成大量的贫困工人，却不能提供足够保障，使得社会主义者兴起，对政府不满。天主教会不满意国王对资本家的绥靖，拿破仑主义者则不满国王对外卑躬屈膝的外交政策。国内积贫，国外软弱，任何政府走到这时，就已经无法让任何人满意。1848年2月22日，工人和学生上街游行，革命爆发。
这场革命是多重混战的革命。《情感教育》清楚地描写了人们当时的激情和目的不明。队伍集结了，但在行进的过程中轻易转变方向。革命出人意料的顺利，3天迫使政府下台，但整整一年都没能找到合适的替代政府形式。第二共和国成立了，然而各方势力的角逐僵持不下，很长时间没能选出领导者。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派、保皇派、激进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各自争取。马克思在这期间在巴黎度过最重要的时光，《共产党宣言》1848年在伦敦和巴黎发表，从此改变世界。最终，拿破仑的侄子，保守的路易·波拿巴在12月被选为总统，4年后称帝，革命又一次回到帝国。1848年革命的火焰向东传播，在整个中欧引起变革。
动荡的年代是艺术家的年代。19世纪40年代，政治天才匮乏，艺术天才却令人惊异地集中出现。天才不约而同聚集到一起，超过之前之后多年的总和。他们的光辉不但没有相互遮掩，反而相互点亮，连成一片耀眼的光芒。
在这10年中，雨果走入人们的视野。他在1827年发表《克伦威尔》的浪漫主义宣言，在1831年发表《巴黎圣母院》，1841年，他入选法兰西学术院，同时逐渐步入革命浪潮；巴尔扎克正在他写作的巅峰，在他人生这最后10年，他写出《人间喜剧》中最经典的篇章：《幻灭》、《农民》与《贝姨》。大仲马受到所有人的喜爱，1844年至1845年，他写出了传奇的《三个火枪手》和《基度山伯爵》，而他的儿子，年轻的小仲马在1848年写下《茶花女》，这故事如此美丽，让后人流下了无数眼泪。1842年，司汤达过世，留下杰出的《巴马修道院》。他的现实主义留给朋友梅里美，梅里美写出《卡门》，后人比才据此谱写歌剧，两个法国人让热情的西班牙姑娘名垂青史。女作家乔治·桑也在此时给出自己的代表作《康素爱萝》与《魔沼》。
乔治·桑，这位历史上最著名的沙龙女主人，在家中曾宴请当时几乎所有知名艺术家，她以个性出名，她抽烟，穿男人衣服，与缪塞和肖邦都有浪漫的故事。肖邦的祖国是波兰，可是生平最重要的创作时光属于巴黎，他在巴黎住了17年，直到1849年去世。他与乔治·桑同居十余年，与李斯特、德拉克洛瓦、巴尔扎克和海涅交往甚密。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他写下大量钢琴曲、协奏曲和著名的波兰舞曲《英雄》，将他的爱情和思乡刻进忧伤的旋律。李斯特是肖邦的引介人，他比肖邦更早到巴黎，与柏辽兹成为朋友，以华丽技巧闻名于世。柏辽兹是法国音乐的骄傲，他戏剧性的风格、幻想的力量开创了法国浪漫主义音乐的天空。浪漫主义是时代的主题。斯塔尔夫人是将德国浪漫精神介绍到法国的人。海涅的《浪漫派》写下朴素的呼声。他说古典艺术只表现有限事物，而浪漫主义艺术利用譬喻暗示无限事物。这个最纯真的德国诗人在巴黎居住了18年，他的浪漫和自由精神，他对德国中世纪诗歌的发现，都给巴黎和后来的德国精神带来重要启迪。海涅在巴黎认识了马克思，马克思1843年到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成为共产主义者。
所有这些人同时出现在巴黎，无论如何都是个奇迹。虽然在1848年革命之后四散东西，放逐、死亡或移居，但在那之前短短的20年间，他们在这小小的城市创造了足以傲然千年的一切。
19世纪的巴黎是浪漫主义的巴黎。古典主义的理想成为太过静态的保守。理性的年代优雅安详，随着启蒙遍及欧洲，一切都能找到理智的秩序和普遍规律，然而启蒙时代过去了，从18世纪末尾开始，人们开始被一种强大的狂野的热情席卷，这种热情从德国出发，逐渐弥漫到整个欧洲。它崇尚不顾一切的牺牲、悲剧性，甚至是毁灭的激情。它不在乎规律，而在乎情感对束缚的挣脱。它与革命并行，却又超脱于革命的得失，成为追求神秘宇宙的超脱想象。它一方面纯真而甜美，另一方面又沉浸于混乱与残酷，它接受一切，唯独不接受服从的秩序。这种普遍精神从施莱格尔兄弟、歌德与席勒的诗歌开始，由贝多芬发扬光大，最后随着7月与2月的两场革命，在巴黎落地开花了。
浪漫主义强调的一切：个人的个性、内心的世界、狂风暴雨般的激情、对信念的献身，成就了一个极具个性的巴黎。巴黎热爱浪漫主义，它容纳如此多的浪漫主义艺术。它因此成为世界中心，不因财富，不因战功，只因绝无仅有的艺术。是艺术家成就了巴黎。他们见证了时代的狂热与动荡，他们来自革命，却远远超越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