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48年：之前走过很多站，提到了一些名字，有些出名，有些不那么出名。在很多站只有一两个对现代人来说熟悉的名字，比如莎士比亚，比如塞万提斯。在过去的很多世纪中，卓越人物零星出现，每隔几个世纪才有一位足够照耀历史的天才人物。可是在这一站，我们能见到的著名人物比前面加起来还要多。
今天我们说起古典艺术，作家能想起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画家能想起莫奈和凡·高，音乐家能想起瓦格纳和肖邦。对我们来说，他们都是古典的，他们的创作方式与今日不同，他们生活在被两次世界大战所隔绝开的古典世界。我们去美术馆欣赏他们的画作，去音乐厅欣赏他们的乐曲。我们把他们统称为古典艺术，将他们高高挂在古典的殿堂。
然而，对真正的历史来说，他们绝不古典。他们都是大革命之后的现代艺术家，一出场就是反古典的、革新的。他们是各种现代革命的参与者，其激进的姿态远非平庸的我们所能及。他们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环境，并非都生活在高雅殿堂，事实上，他们大部分都不生活在高雅殿堂。我们今天之所以把他们当作古典的代言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是艺术爆发的那一代人。19世纪的艺术爆发绽放出来的光芒太过炙烈，遮掩了在那之前的20个世纪。当我们回头看时，只看到这片光芒，看不到光芒背后。于是革新者成为标杆，反古典者成为古典的代言人。
19世纪风暴的中心在巴黎。巴黎是历史的屏风。
大都会：19世纪对人类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现代与古代的真正转折。“现代”作为一个特定名词，指的就是19世纪。这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真正转折的世纪。大航海从15世纪开始，金钱经济16世纪兴盛，殖民地17世纪打得热闹，民主政治18世纪走到台前，但是人的生活并没有进入由工作与购物所组成的现代世界。只有当19世纪工业革命将以往这些变革汇集到一起之后，世界才有了彻底的转变。
商品和大都会完成了这最后的一步。
商品，哦，那琳琅满目的商品！19世纪是人开始相互依赖的世纪，没有人能独自生活，如果不购物，人们就活不下去，衣食用度不再靠自己，街道成为索求的摇篮。商店开始充满街头巷尾，都市建起玻璃拱廊街，拱廊街里充斥着购物的人们，用重复劳作一天所得的硬币换衣服和面包。人们开始在路上生存，路上有了咖啡馆、酒吧、舞厅和剧院，人们劳作之后并不在炉火边围坐，开始到街上到咖啡馆快活。一切都有了价格，谁的衣服优美不再取决于母亲，手里有支票的人受到一切人的礼遇。航船在港口吞吐，轮渡载满货物。人们到公司找工作，为千里之外不相识的人锻造自己永远用不到的零件。
所有这一切都是古代没有的东西，它们属于且只属于大都会。
19世纪见证了大都会的诞生，人们进入工业的世界，不再有世代相袭，不再有贡赋，人们用金钱支付所有服务。雇主与雇员算得清楚，陌生人与陌生人在商场的转角擦肩而过。这是形形色色的人出没的地方。证券交易所里挤满了戴礼帽的体面绅士，他们赌马谈政治，做债券投机，左右商业，认为没有工作的都是懒汉。工厂老板在轰鸣的车间跺着脚喊加快。经纪人开始出现，他们转着眼珠拉拢机会，像给抛媚眼的美女寻找客人。流浪艺术家开始在街上散步，相信自己才是时代的主人，是新的贵族，精神贵族。孩子为硬币工作。女人开始走出深闺，展示华丽衣服，在香榭丽舍大街一掷千金，顶着树荫走模特步子。
所有这些都是巴黎的剪影。巴黎是大都会的典型，商业文化的中心。它不是最早工业化的地方，却是现代商业最蓬勃的地方。19世纪的巴黎是世界商品会聚的焦点。巴黎承办过6次世博会，1855年磅礴的水晶宫为世博会所建，号称能容纳万国产品；它喜欢现代美学，埃菲尔铁塔在1889年落成，以钢筋铁骨的怪模怪样俯瞰着巴黎街头数百年巨石雕筑的街巷；它享受大都会的乐趣，在玻璃打造的拱廊街下，人们的眼睛应接不暇，充满热切的评论与攀比；在夜幕降临后的私宅宴会厅中，出版商、记者、钢厂老板、法律学生、高贵和不高贵的女人开彻夜聚会，欢声笑语，打情骂俏。再没有哪里比巴黎更容易见到时代的交错，古代信仰与现代享乐的共存，钢筋玻璃与巨石堡垒的对立，高耸铁塔与沉厚教堂的交锋，各自骄傲，各自保留一片天地，在同一座城市，各自达到美的极致。
大工业的世界终于到来了。人们成为机器的宠物。人从土地上连根拔起，在城市的世界里漂浮，如同一根羽毛随风波动，染上尘埃再坠落深谷。
这是属于轻浮者的世纪。轻浮者在城市闲逛，在琳琅满目中兴致勃勃。波德莱尔是巴黎最伟大的诗人。他敏锐地发现这些城市的闲逛者：一个全新而充满好奇的城市阶层。他同样发现那些困顿的人，被城市挤出的边缘人们。他为这些人著诗立传，写下时代转折的声音。“两手托着下巴，从我的顶楼上，眺望着歌唱和闲谈的工场；烟囱和钟楼，这些城市的桅杆，还有那让人梦想永恒的苍天”。在这样的观察中，他看到其中的繁华：“楼梯拱廊的巴别塔，成了一座无尽的宫殿，静池飞湍纷纷跌下，粗糙或磨光的金盘。”他也看到其中的破败，“是啊，这些人饱尝生活的烦恼，被劳作碾成齑粉，为年纪所扰，巨大的巴黎胡乱吐出的渣滓，被压得啊弯腰驼背，精疲力竭。”他从不美化任何人，那些穷苦残缺的人们各有其丑陋的面孔，而那繁华万象的景色不过也是黄粱一梦。他冷眼旁观，用韵律的刀锋写作，在纸上刻下诡谲的《恶之花》，巴黎在刀痕中获得了永恒的面容。
“作为私人的公民走上了历史舞台。”20世纪的哲学家本雅明这样形容波德莱尔的巴黎，“在波德莱尔笔下，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题材。这种诗歌不是家园赞歌，当这位寓言家的目光落到这座城市时，这是一种疏离者的目光。”
这个时代的人们将自己托付给金钱。这种习惯如此强大，甚至超越时间，流传给我们。没有中世纪信仰的狂热，也没有骑士简单的忠诚，人们开始理智而计算，并相信这是真理。19世纪的艺术家不约而同地察觉到了这历史的变革。巴尔扎克写梅莫特与魔鬼交换灵魂，写葛朗台老头临死时用眼睛盯着黄金，福楼拜写债券经纪人骗光包法利夫人的所有钱财。这是艺术家对时代的回应。当一个时代到来，艺术家有能力冷笑它的繁华，撕下它的虚荣，写下它的矫饰与愚蠢、奢华与破败。
沙龙：巴黎是一座充满诱惑的城市。波兰政论家弗兰科夫斯基在描述巴黎的时候认为，巴黎是一个以超乎寻常的创造性机能发展的城市：“巴黎在飞奔，巴黎在涌动，巴黎在沸腾。”
沸腾的城市中，独特风景是艺术家。躁动的灵魂充满表达的欲望。诗歌、小说、绘画、音乐，城市里充满流浪艺术家，每一个流浪者都梦想着将自己表达给世界。他们在大声喊，用喊声穿透历史。如果说18世纪属于革命，20世纪属于战争，那么19世纪就属于艺术。19世纪既有革命又有战争，然而革命和战争都不是主导。19世纪的战斗是局部的和细节的，19世纪的艺术却是宏大的和全景的。这一个世纪，艺术超越战争。
19世纪的巴黎是艺术家的中心。它有一样独特的事物，改变了艺术史，也改变了政治，那就是沙龙。沙龙是这个时代发展出来的特殊的产物，它源自宫廷贵族的宴会厅，到了这个世纪，演变为普通身份艺术家的聚会。在沙龙中，哲学、文学、音乐、美术学者聚在一起，秉性相投，火花碰撞。私人的沙龙属于圈子和知己好友，常常在富有、好客的主人家里，伴随宴会、辩论和作品朗读。学院沙龙在美术馆，发布艺术家的新作，邀评论家参观，这是新人想要出类拔萃的必经之路。沙龙是催生作品的地方。在沙龙中，有僵化有偏见有权力斗争，也有创见有思想有慧眼识珠。竞争多于僵化，碰撞迸发出焰火。
波德莱尔曾经记述过德拉克洛瓦的沙龙，此时的诗人还年轻，大画家已经是名满天下。诗人是画家工作室中的一位新客。他敬仰德拉克洛瓦，喜欢他的风格和他的色彩。波德莱尔充满感情地记录下沙龙里的一切：“‘我们’不只是意味着写这几行字的谦卑的作者，也意味着其他几个人，年轻或年纪大的，记者、诗人、音乐家，他在他们身旁可以自由自在地放松，随随便便。”德拉克洛瓦是19世纪法国绘画的另类，波德莱尔是19世纪法国诗歌的另类，沙龙让这样不同的艺术家结合在一起，获得生命力。从德拉克洛瓦的色彩中，波德莱尔领悟到激情的浓郁与深邃。他的诗歌也有着相似的浓郁与深邃。
德拉克洛瓦是法国绘画中的英雄，也是最杰出的开创者。他以反学院的姿态走进沙龙，最终获得学院的认可。19世纪的法国经历着美术的黄金时期，从大卫到格罗，从安格尔到库尔贝，从杰里科到德拉克洛瓦，一连串名字将古典主义、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贯穿起来，各自推到一个顶点，法国美术从来没有哪一个世纪像19世纪这样蓬勃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