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诗的成熟时代——以曹氏父子兄弟为中心的诗坛——曹操与曹丕——曹植的两个时期的诗篇——建安七子：孔融、王粲、徐干等——应璩的《百一诗》——繁钦、缪袭等
建安时代是五言诗的成熟时期。作家的驰骛，作品的美富，有如秋天田野中金黄色的禾稻，垂头迎风，谷实丰满；又如果园中的嘉树，枝头累累皆为晶莹多浆的甜果。五言诗虽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却只是无名诗人的东西，民间的东西，还不曾上过文坛的最高角。偶然有几位文人试手去写五言诗，也不过是试试而已，并不见得有多大的成绩。五言诗到了建安时代，刚是蹈过了文人学士润改的时代，而到了成为文人学士的主要的诗体的一个时期。
这个时期的作者们，以曹氏父子兄弟为中心。吴、蜀虽亦分据一隅，然文坛的主座却要让给曹家。曹氏左右，诗人纷纭，争求自献，其热闹的情形是空前的。
曹氏父子兄弟，不仅地位足以领导群英，即其诗才也足以为当时诸诗人的中心而无愧。曹操及子丕、植都是很伟大的诗人。尤以曹植为最有高才。屈原之后，诗思消歇者几五六百年，到了这时，诗人们才由长久的熟睡中苏醒过来。不仅五言，连四言诗也都照射出夕阳似的血红的恬美的光亮出来。
曹操（曹操见《三国志》卷一），字孟德，小字阿瞒，谯人。本姓夏侯氏，其父嵩，为曹氏的养子，故遂姓曹。操少机警有权数。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光和末黄巾大起。拜骑都尉，讨颍川起义军。迁济南相。董卓废立时，操散家财，合义兵讨卓。初平中，袁绍表荐他为东郡太守。建安中，操到洛阳，便总揽了政治大权。他迎帝都许。自为大将军。破袁绍、袁术，斩吕布等，次第削平各地。献帝以他为丞相，加九锡，爵魏王。他部下每劝他正位。他说道：“若天命有归，孤其为周文王乎？”操子丕，果应其言，废献帝自立。追尊操为武帝。操颇受后人的唾骂。其实也未见得比刘裕、萧道成、萧衍、李渊、赵匡胤他们更卑鄙。然而他却独受恶名！他是一位霸气纵横的人，即在诗坛里也是如此。他的诗是沉郁的，雄健的，有如他的为人。
当这个时候，古乐府的拟作风气是很流行的，所以操诗多五言的乐府辞，如《蒿里行》、《苦寒行》等；又四言诗也显着复盛之况，所以操诗也多四言者，如《短歌行》等（《魏武帝集》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薤露》、《蒿里》，本是挽歌曲子。操则袭用之，成为短的叙事诗；一以叙述何进召董卓事《薤露》，一以叙述袁绍、袁术兄弟相争，连年兵甲不解事（《蒿里行》）。这两诗多愤激之语，当是他早期之作。《苦寒行》是一首绝好的征夫诗。“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这时操还是在不得意的时代吧。“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几句写得更为生动新颖，非取之于当前之情景必写不出来。《却东西门行》也是咏征夫的。
“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又“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操暮年，或已厌于言兵了吧？操的四言诗写的似乎较他的五言诗更为俊健可喜，如《短歌行》，如《龟虽寿》，都是当时不易见到的佳作。“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短歌行》）诸语实为难得的写景描情。“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操的雄志是跃跃于纸背的。又《观沧海》写“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时所见的海景也是很隽好的。操之诗，往往若无意于为文辞，而文辞却往往是错落有致，精彩自生的。《土不同》一首也是如此。诗人无不善感多愁，操的诗也是善感多愁，然于“心常叹怨，戚戚多悲”（《土不同》）里却透露着一股英俊之气，虽悲戚，却并不颓废。虽“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却终于没有忘记了“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壮志。此便是操之所以终与疏懒颓放的诗人不同的所在。
曹丕（曹丕见《三国志》卷二）为操之长子。字子桓，操卒，丕嗣为丞相、魏王。建安末，废献帝为山阳公，篡汉，自即皇帝位。都洛阳，国号魏，改元黄初。在位六年卒，谥曰文帝，丕性好文学，虽居要位，并不废业。博闻强识，以著作为务。所著有《典论》及诗赋百余篇（《魏文帝集》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像《典论》那样的著作，是同时的诗人们所不敢轻易问鼎的。特别关于论文得失，臧否人物的一方面。他的诗，与操诗风格大不相同。操的诗始终是政治家的诗，丕的诗则完全是诗人的诗，情思婉约悱恻，能移人意，却缺乏着刚劲猛健的局调。五言诗到了他的时代，方才开始脱离乐府的束缚。子桓的《杂诗》诸作，都是用五言体写的。《杂诗》二首，其情韵尤为独胜：“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汉回西流，三五正纵横。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但我们如仔细一读，便可见这些杂诗完全是模拟着《古诗十九首》的；不惟风格相类，即情调亦极相似。陆机等的此类的诗，直题之曰《拟古》，子桓则仅称“杂诗”，其实也是“拟诗”之流。
子桓的四言调，其情调也很婉曲，像《短歌行》，孟德的同名的一篇，如风驰云奔，一气到底，子桓之作则婉转哀鸣，孺慕正深，极力地写着“其物如故，其人不存”的悲感。孟德雄莽，杂言无端，仅以壮气贯串之而已，子桓则结构精审，一意到底；这确是大为进步之作品。又他的《善哉行》，只是感到“人生如寄”，便想起不必自苦，还是及时行乐，“策我良马，被我轻裘。载驰载驱，聊以忘忧”和孟德“周公吐哺”云云的情调已大异了。子桓更有数诗，与当时流行的诗体不大相类；如《燕歌行》则为七言，《寡妇》则为楚歌体。但其风调则始终是娟娟媚媚的。像《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在无数的思妇曲中，这一首是很可以占一个地位的。《寡妇》的背景也在秋冬之交，“木叶落兮凄凄”之时。这时是最足以引起悲情的。《寡妇》之作原为伤其友人阮瑀之妻。当时风尚，每一诗题，往往有多人同时并作。故后来潘岳作《寡妇赋》，其序便假托地说道：“阮瑀既没，魏文悼之，并命知旧作寡妇之赋。”
曹植（192—232）（曹植见《三国志》卷十九），字子建，丕弟。少即工文。黄初三年，进侯为鄄城王，徙封东阿，又封陈。明帝太和六年卒，年四十一。谥曰思。有《陈思王集》（《曹子建集》有明仿宋刻本，明安氏活字版本，蒋氏密韵楼仿宋刊本，《四部丛刊》本，《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植才大思丽，世称“绣虎”。谢灵运以为天下才共一石，陈王独得八斗。论者也以为“其作五色相宜，八音朗畅”，为世所宗。植当建安、黄初之间，境况至苦。曹丕本来很猜忌他，到了丕一即位，便先剪除植的余党。植当然是很不自安的。自此以后，便终生在忧谗畏讥的生活中度过。他不得不懔懔小心，以求无过，以免危害。他本是一个诗人，情感很丰烈的，遭了这样一个生活，当然要异常地怨抑不平的了。而皆一发之于诗。故他的诗虽无操之壮烈自喜，却较操更为苍劲；无丕之妩媚可喜，却较丕更为婉曲深入。孟德、子桓于文学只是副业，为之固工，却不专。仲宣、公干诸人，为之固专，而才有所限，造诣未能深远。植则专过父兄，才高七子。此便是他能够独步当时，无与抗手的原因。
他的诗可划成前后二期。前期是他做公子哥，无忧无虑的时代所作；其情调是从容不迫的，其题材是宴会，是赠答；别无什么深意，只是为作诗而作诗罢了。像《箜篌引》：“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像《名都篇》：“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像《公宴》：“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像《侍太子坐》：“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寒冰辟炎景，凉风飘我身。”都只是从容尔雅的陈述，无繁弦，无急响。又像“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狐白足御寒，为念无衣客”；“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的云云，也都是公子哥所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