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由官吏自主处事所导致的结果，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正如上面所说，它使得地方官府在拥有很大程度的自由的同时，还要求他们必须考虑民心所向；另一方面，它又给贪官污吏滥用职权和循私舞弊提供了可乘之机。当然，它还有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那就是公众往往只会将对暴政的批评与指责集中在某个官吏身上，而不会追根溯源到皇帝的身上。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是很严密，其在具体的政府行政职能运作方面还很松散。中国老百姓容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很快作出反应，将他们的抱怨和不满发泄出来。事实上这些不满往往不是源于官府对他们的专制与干涉过多，而是政府对待他们的漠不关心。真正拥有专制权力的那位先生却很少实行专制，那个所谓的专制皇帝只不过是一个虚名。
我们还应当指出的是，清朝的法律从整体上看比亚洲其他国家要高明得多，是温和人道的法律。曾翻译过《大清律例》的乔治·斯丹东先生作过这样的评论：“当我们从古波斯袄教经典《亚吠陀》或印度史诗读到这部正规的、充满智慧的中国法典时，就像是从黑暗走向了光明，愚昧走向了进步。这部法典的许多细节虽然难免有些冗长累赘，然而正如我们所了解的，欧洲几乎没有哪部法律能够具有如此丰富的内容和严谨的逻辑；也几乎没有哪部欧洲法律像这样摆脱了错综复杂的文字纠缠，将偏执顽固的主观臆断同凭空杜撰的虚构假设一齐摒弃”。
中国老百姓之所以对统治者和他们生活其中的政治制度保有一种得过且过、知足常乐的态度是很多原因促成的。清政府为预防监督和制止权力滥用采取了种种措施。到京城控告申冤的大门总是向百姓敞开的。并且至少从理论上讲，到北京上访的食宿跟车旅费都应由官方解决。朝廷虽然很少干涉地方事务，然而它却拥有一套相当完善的针对全部官僚的刺探侦察系统。在京城，设有一个专门负责考察稽核和记录帝国境内所有官吏行为的部门。
像提升和贬黜这样的对官吏的重大奖赏和严厉的惩处都记录在案，此外，如同学校对于学生品行优劣的记录一样，每位官吏的日常表现和所辖区域内发生的事情也都有记录。所有这些记录在案的内容常常能够对某位官吏的仕途荣辱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些记录在西方人看来有许多实际上是荒谬可笑的。因为显然有很多事情不是某位或某些官员能力所及的。即使这样，如果有失控或者意外情况的发生，地方官员甚至于某些朝中大臣通常还是会尽快上书请求贬抑。那位以斗士和政客而闻名的李鸿章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向皇帝请罪，请求皇帝下诏惩罚他，因为在他治下的一条河流因连暴雨而泛滥成灾。另一位比李鸿章稍逊风骚的地方官员，因为在自己所辖省份发生了大旱，继而又出现了哀鸿遍野的饥馑而上书自请撤职处分。那位官员将这种天灾完全归咎于他个人的过失。
按照清朝中央政府的规定，对那些勤政爱民、政绩卓著的官员有一系列的奖赏。一类是是按照政绩的大小，授戴无眼花翎、单眼花翎、双眼花翎、或者三眼花翎；另一类是特别恩准在紫禁城骑马；第三类是赐予一件貂皮制衣；最后一种，也是最隆重的一种，就是赐给一件黄马褂。黄色是皇帝陛下的专用颜色。这些皇家赐予的荣誉，可以随时赐予，也可随时收回，然而这并不会对得到或者失去它们的人的实际地位和身份有所影响。只有最高级别的官员才有可能得到后两种赏赐。皇帝有时也会给朝中一些值得褒扬官员的祖先加封谥号，或者一些荣誉称号，事实上这些都只是华而不实、毫无实际意义的称号。他们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些赐号，仅仅是因为他们给皇帝做了忠心耿耿的马前卒。
而中国政治制度的永恒持久性则是由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促成的。多少个世纪以来，这一政治制度一直备受社会各阶层的衷心拥护与支持。因此，对于这两个因素我们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
我们已经将这种以权力的宗法制观念为基础的制度描述为纯粹的家长式统治。学者在研究这一制度的时候可能会持以下两种观点：一方面，或许这种制度在他眼中是中国人天才自然的创造发明，又或者仅仅是出于他们的某种偏好而作出的选择；另一方面，他也可能认为这一制度是早期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无意识的选择，而将它的不朽生命力完全归功于长久以来所形成的一套教育制度，正是这一教育体系塑造了整个民族的心态，使之与这一政治制度相适应。总的来说，不管学者所持观点如何，其结论都是一致的：中华帝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了。其整个的一套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适应并满足了民众的一般特点与鉴别能力。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民众的思想观念和受教育的内容都是一陈不变的，就如同新瓶装旧酒，老生又常谈。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中，最最重要的内容和应尽的责任义务便是尽孝道。它被看作是其他一切善行的根源，是道德的总闸门和繁荣昌盛的总归宿。
可以很肯定地说，孝道是彻底的、唯一中国人的宗教。在每一所学堂的每一本书上，都可以看到关于孝道的内容，在整个教育过程中都要向学生不断地灌输它。在尽孝道方面表现突出的人和事都要按例呈报给皇帝。然后由皇帝亲自授予特别奖赏，这种做法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有。他作为教育内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帝国内所有的孩子不论男女都要接受的。在这方面表现突出的中国人的故事被学校、家长和社会讲述给孩子们，故事中人物的名字以及他们如何很好的侍奉长辈的动人事迹被一次次搬上讲堂，于是在帝国中每个人的记忆里永远有了关于他们的记忆。
在这些故事中最著名的共有24个。在《康熙圣谕》中，有一节专门用来提倡并劝谕人们要克尽忠孝。除了上面所说的24个故事之外，还有一个用来说明克尽孝道的因果报应的故事引人入胜，颇值得一提。大致内容如下：常州地区有一户人家姓陈，全家几代人加起来共有七百多口，但是他们却在同一张桌上吃饭。此外，他们还养了大约有115条到120条狗，这些狗也都在一起进食。倘若有哪条狗没能及时赶来进食，其他狗便会耐心等待，没有自顾自先吃的。那位聪明可敬的老皇帝意味深长地训导说：“您看，这户陈姓人家生活的和谐美满和步调一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所养之狗的本性，使它们获得了新生。”
或许没有必要对那户陈姓人家是否真的喂养过那么一群神奇的狗抑或是康熙老皇帝是否被别人愚弄进行实地调查。然而这个故事让我们可以看到，朝廷总是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将孝道的思想灌输得深入人心。朝廷不懈努力着，直至将这一术语变成百姓的心中所有优秀品德的同义词，变成宗教中的宗教、崇高中的崇高。孔子已经发现并在他有关政治和伦理道德的经典著作中对孝道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进而使之具体化。孔子认为孝道可以说是一切道德智慧的根源和最高境界，不管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孝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孔子的著述和学说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代表民众的思想和心态，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支配了国家的诸多大政方针。他所说的话，不仅皇帝和皇子们要引用，甚至连布衣平民乃至乞丐都会引用。许许多多闹得不可开交的纷争与不和，竟然可以用从孔子语录或著述中摘出的一句话来平息和裁决，并且效果相当好。中国这种长期、持久的教育方式无疑与形成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论根据是紧密相连、一致协调的。因此，在维持这一体制的恒久性和对这一制度下民众的控制方面，这种教育方式都起到了非常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管理国家的官员大多选自民间的事实告诉了我们这一政治制度长存不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皇族中，除皇帝外，没有几个人在朝中为官，也没有几个人会参与国家大事，或者他们对此并不感兴趣。与此同时，也没有什么高官厚禄随意地赐给某人，使他的子子孙孙、女儿女婿、七大姑八大姨等人能够永久享用国家的俸禄，在皇族中，有人充斥名利双收的所有显要职位的现象并不存在。皇帝通常所加封的称号并没有实际意义，仅仅是一个虚荣。这些称号的加封仅仅是对杰出成绩和优异表现的褒扬和鼓励。它们从来都不会被人认可用来当作加官进爵的依据。这些称号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可以世袭的，可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很快它们便会消失殆尽。按照规定，这些封号每传一代之后，等级就要降低一次，这个规定在皇族中也是凑效的。作者曾经多次雇佣过的一个与皇帝同一血统的中国人就曾被恩赐可以束黄腰带，但是他却从事着每天只能挣得6个铜板的泥瓦匠工作。
在皇帝和平民之间，那些被加封某些特殊荣誉的人也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和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虽然按理说皇位的继承应该是世袭制，传嫡不传庶，可事实上却并非完全如此。未来的皇帝未必一定由皇帝的长子继承。在挑选继任者时，老皇帝要煞费苦心地对每一位皇子进行观察和研究，根据自己的判断，挑选出他作认为的最能担当治国平天下重任的皇子，然后就将他定为继任者。长子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最容易受到冷落而被撇在一边。在清朝最有作为的皇帝中，有一位就是老皇帝的第十四子。其实皇帝走出皇族的圈子，从其臣民中的家庭中挑选继承人的做法也是合理的，但这种事情至今还未发生过。
现在，我们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了解已经非常清晰了：皇帝是天子，他高高在上，是全体人民的衣食父母，君临天下，领导着芸芸众生；许多皇帝的“耳目”——即各级官员都是在一套精心设计的严密制度下从民间挑选产生的。每个肉嗅味甘的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权倾朝野的重臣，因为步入仕途的大门随时向所有的人敞开着。然而，每个人都必须从最低一级的官阶一步步向上爬，而他所能达到的最高点则完全由他本人的抱负、能力，以及对皇帝忠心的程度来决定。这种说法决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有根据的事实。在过去的数个世纪中，朝廷中的大多数元老级重臣大都是落魄失意的贫民子弟出身，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出人头地，最终位极人臣。他们过去的贫困状态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在此，我们举一两个例子加以说明。作为清朝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的文祥曾经多年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和军机处大臣等要职，然而他却是一位农民的儿子。文祥的父亲仅靠租种10亩不到的土地养活着全家人；另外要说的是文祥的继任者沈桂芬的故事，他的父亲也只是一个沿街叫卖的小商贩。假如他叫卖一天能够赚到10个铜钱，那就算是再幸运不过了。类似上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倘若抛开西方的选举制度不论，那么在中国这个伟大的东方帝国中，官吏由皇帝任命而非民众选举的事实中，我们看到了与美国所实行的选官制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为我们的政府官员也是由总统直接任命的。在中国，就像在我们的国家一样，政府都是由来自民间的官员组成，倘若一个人想要从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那么他或许不会受到任何阻碍和干涉，而他最终往往也能够如愿的。每个人都认识到官位是属于大家的，因此，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积极争取有朝一日能够谋取到一官半职。民众在评判官吏的政绩和才能表现方面享有高度的言论自由。
在一般西方人看来，这种普遍民主的精神是一个最典型的畸形物，他们无法找到打开中国这种政治体制谜团的钥匙，因此，就将它视作是一个纯粹的专制政治。在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这一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并运行的政府体制能够完全被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所理解。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可以以戴然不同的态度和方式，肆无忌惮地评论各级政府官员，无论这些官员是最高级别者还是最低官吏，甚至还可以指责和抨击他们在政务上的失职与私生活的不检点，同时给他们送上各种绰号。这些行为一般都是善意的，他们将这些官吏们当自己人看待。然而当谈到皇帝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人们说话的口气变得很小，并且非常讲究分寸，态度也是毕恭毕敬的。
我们对这种制度所具有的能够使被统治者产生不断加强它并使之长盛不衰欲望的能量，不能够作过高的评价。我们可以对政务的废驰和与之相反的专制统治宽容一些，因为那往往是由某个具体的当权者的错误所造成的，并不是这一制度本身所致。在这帝国中的每一个家庭，都也许有一个半个亦或正在努力争取想要有一个或远或近的亲戚朋友，在朝中或地方求得一官半职。因此，对于各种敲诈勒索、毁坏纲纪、歪曲争议，以及其他人所能够想象的所有腐化堕落、贪赃枉法的行为，老百姓都可能心平气静地统统接受。倘若官僚阶层不是来自于民间，亦或根本不构成百姓本身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官场的腐败现象一刻也不会为老百姓所容忍。
对于中国的选官制度我们还将在另外一章中详细论述。这种制度对于政府及其政治制度的存在并使之经久不衰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