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冉：获得灵感、刻意地营造意象、推敲文字，再用最美的文字传达诗意......依照这样的描述，写诗不仅是脑力劳动，也是体力活儿。从一开始喜欢文学到后来的诗歌写作，这个过程实在不算短，但说实话，至今也还不敢说已经"学会"了写诗。每当自己写了几首或几组自以为还过得去的作品后，接下来的写作往往会陷入涩滞--在这种时候，无论你是精雕细琢、细致摩挲还是随口吟来，都没用，都不灵光。也许"创作"确有神秘的定数，它跟生命有关，其诞生与成长需要时间，不可能预设和重复。写作当然需要营造和推敲，但就我个人而言，好一点的作品，更多的似乎是那些随心所欲"乱写"下来的。所谓乱写，其实就是得意忘形后进入的那种自由无碍状态吧。不过这也需要生命的积淀、时间的酝酿、精神的历练，可遇而不可求，只能耐心等待。
李：翻看您的诗作，很多文字语言都极其注重内在韵律，部分作品带有很明显的谣曲化倾向，具有明快上口的诵/唱性风格，读来如歌唱般愉悦，早期新诗创作者就极其提倡音乐性，您似乎一直在有意践行这一理论，请您根据您自身的创作体验，谈一谈您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冉冉：回头看早年的一部分作品，你所说的特点确实挺凸显的，而且当时也是有意为之，这可能涉及某一阶段的诗，尤其是对诗的音乐性的理解吧。之后好像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害怕写得太流畅，太上口，太唯美，太像所谓的"诗"(不管像谁，包括自己)。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加上自己的洁癖，我没有顺着那个方向轻车熟路地往下走，这就注定自己一直处在磕磕绊绊的摸索中，不断遭遇到失败和沮丧。尽管如此，我还是肯定自己的选择，这个过程虽然苦涩，但它却让你获得了真正的成长。成长并非成功，但它比成功更可靠，它是个由因而果的必然归宿，而成功却不是你自己能掌控和把握的。当然，你所提到的这个问题也让我有所反省，晚近的创作比如去年的长诗《天坑》、组诗《公共汽车上的几十个人》，都不太适合发声念诵，这或许有点过犹不及了。
李：您有一首诗叫《声音》，向我们展示了黑夜里的各种各样的声音，您用生活中最朴素的场景和最独特的感受展现了生活的真实，打铁的叮叮当当，有狗的吠叫，火车的轰鸣......您对声音的偏爱在很多诗里都有表现，您善用耳朵去倾听世界，在黑暗里感受灵魂的悸动，我们跟随您的乐章进入了女性独特的精神世界，诗作给我们的独特的心灵触动让我们不禁好奇：您为什么会想着用声音去表达您对生活的感受？
冉冉：专注和放松都会帮助我们听见或看见，在那样的听和看里，你会不由自主地打开你的想象力。想象力无非是内在的灵视和灵听的能力。声音里面有乾坤。如果我信任我看到的世界，为何又不能信任我听到的世界？不要担心内视或聆听太过主观和私人化，尽管在实际表达的时候，我还是有意做得冷静、朴素些。话说回来，即使是以机械为中介的客观呈现(比如照相机与摄像机)，谁又敢断言，他看到和记录的世界就一定那么中性、真实、客观？
吕：在很多作品中，您都写到了火车，如《火车，火车》、《夜行的火车》，在组诗《看见》里，《在我等你的那个正午》中您还写到："一旦吸进坛里的液汁，我就会像火车一样愉快的滑行。"您对火车好像有一种别样的感情，似乎已为它赋予了生命和精神，请问，"火车"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它为什么会频繁地出现在您的诗作里？
冉冉：我坐火车的次数其实很有限，在写作时却不止一次用到这个意象，我甚至还写过一篇以行驶中的火车为主要场景的小说，里面使用了大量跟火车有关的感觉和想象。火车和睡梦一样，都构成与生命和生活类似的对称场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火车，不管你是否在意或者看见，它都在呼啸前行。就像梦境，不管你醒来以后记得还是不记得，它始终存在，总在闪现。一段时间里，我频繁地写到火车，大约跟我当时的生活及精神状态有关吧。
吕：在写诗之余，您还发表了很多优秀的小说，如《离开》、《柿子，柿子》等，这些小说对人情冷暖的描述，对人物心理的描写，都让我们从细微中看到了人性的真实。您在创作谈《凝神就会看见》曾经说过小说创作给您带来了快乐，它延伸、扩张了那"受限于诗意疆域的，未来得及展开的凝神"，使您领受到生活的丰富和广阔。您创作小说除了拓宽自己的写作道路外，是否还更有利于您对某些生活感悟的表达？在您的创作中，小说和诗歌有哪些共通的地方呢？
冉冉：写小说当然是对自己创作疆域的拓宽，同时也是用另一种方式传达对生活与生命的体悟--因为毫无疑问，无论哪一种文体，它在对存在的观照和表达上都有自身的优长和相对盲区。功利点说，多一种写作方式，更有利于一个写作者对自身经验和精神历程的充分消化、展示和表达。在由诗而小说的写作过程中，与其比较二者的共通点，似乎不如比较它们的相异处更有意义。引一段我写在别处的文字吧：
小说创作带来的快乐是它延伸、扩张了那受限于诗意疆域而未及展开的凝神，使人领受到生活的丰富和广阔。在那里，一切都鲜活自由都闪耀着或明或暗的光辉，我可以再活一次或多次，可以和许多人同悲共喜同死共生，我们在那里发现的生活甚至比现实生活更加可感可靠因而也更为本真。
李：您的小说里面，出现过好几个有生理缺陷的人，比如《柿子，柿子》中的哑孩子几米、《离开》中可爱痴傻的小女孩儿杏子，他们虽然身体残疾，但总让身边的人感到无尽的温暖和纯洁，您为什么会专注于这类人物的描写？有什么深意吗？
冉冉：在我为数不多的作品里，已经出现了好几个畸人(有聋子、瞎子、哑巴和呆子)这些无意间写出的也许并不那么重要的人物某一天也引起了我自己的注意。这或许来源于下意识里对那些因残缺而耽湎于某种专注的人带有敬意的好奇吧！以瞎子为例，他的肉眼虽然看不见，但耳朵却异常灵敏，而另一双不知道隐藏在哪里的眼睛却帮他看到了肉眼无法看见的东西。聋子也一样。这不止是器官代偿的问题，而是专注和凝神帮助了他，宁静的耽湎和观想帮助他看到了更深更远的景象，让他发现了更本质的存在。我偏执地认为，某些时候，他们比正常人更具洞察力、想象力，也更具有朴实的智慧。
吕：您在《有雪和驯鹿的风景》的题词中说："我一直在跋涉，向着最远最美丽的地方。经过漫长的旅程，才发现它就在原地。"您的诗歌里有很多都是生活剪影，生动、贴近人的心灵，可以看出您对生活的热爱，您从生活中捕捉到美好的或者伤感的情绪，并将其转化成文字，流淌成诗意，您是怎么做到在简单的生活里捕捉到那么多浓浓的诗意的？
冉冉：在简单里看到丰富，在复杂中看到单纯，于天堂上想到地狱，于索多玛看见罗得。写作之道并无一定之规，有时需要把假的写真，有时则需要把真的写假，最终的目标不过是指向存在的本相。这需要深厚的修为--我知道自己的距离还有多远，唯一能做的只有穷尽一生的努力。
李：对您来说，诗歌创作是最大的快乐吗？在创作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写作上的困境，而您又是怎样从困境中摆脱出来的呢？
答：前面说过，写作给我带来的常常是沮丧和挫败感。如果你想有所长进，写出让自己和同道都满意的作品，遭遇困境是一种必然。我不是一个流畅的写作者。书写得紧张、艰难与涩滞常令人心灰意冷、自暴自弃。我总是在两个念头之间徘徊游移，在一个词或句子与另一个词或句子之间踌躇不定，挑剔疑心自己的排列、选择，遗漏、丢弃。要说快乐，那就是一次次走出困境吧？不过那样的奖赏并不容易得到。这不仅需要才情更需要韧性与意志力。
李：能不能用您的诗歌作品中的语言，分别谈一下您对人生以及诗歌创作的感悟？
冉冉：很难。谈人生感悟和创作感悟，我都有障碍。尤其是用诗作中的语言，那会让我觉得不自在，而且会生出诗歌写作已走到了尽头的感觉。
吕：从您开始创作到现在已经将近30个年头了，从最初的对生命美的歌颂，到现在的对生活真实的探求，您在写作这条道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徜徉于艺术的殿堂。您在诗中写道："我怎样变得简单/怎样变得干净/怎样变得简单又干净/从秋天到冬天/我是被风吹尽的一块空地/被雪铺满的一块空地/我们怎样开端/就怎样保持"，您的诗作从稚嫩到成熟，如今您已经获得了众多殊荣，诗集《暗处的梨花》、《从秋天到冬天》、《空隙之地》先后获1997年台湾薛林怀乡诗奖、2002年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2004年首届艾青诗歌奖。您是如何在浮躁的世界中保持这一份创作激情的？
冉冉：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只要生命的热忱还在，创作的激情就不会消失，无须刻意保持。就我自己而言，多年以来写作与日常生活已无法分离--事实上写作远不限于用笔或电脑码字那一系列动作，关于这点我在以前的文字中曾经不止一次谈及。
此外，评判一位诗人优劣的标准显然不是作品数量的多寡，而是它的质地--究本溯源，作品质地只不过是生命质地某种外化形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