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ung（1983）同样将交易费用看做是企业出现的一个重要条件。他指出，当劳力交易效率比中间产品交易效率高时，企业会从生产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分工中出现。因此，在本书的分析中，当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到城市，市场家政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为节约交易费用，他们首先会聚集到一个统一的市场，在地理上的集中有利于双方的谈判和选择。当内部的监督和管理成本超过外部交易成本的节约时，家政企业在城市市场中出现。家政企业的形成实现了农村转移劳动力谈判力量的凝聚和壮大，以企业的名义与城市劳动力进行交易，可以节约交易费用，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也完成了增长"生产迂回度"的功能。这种内生技术进步的模式并不是我国独有的，但在我国具有明显的特征。城市新兴服务业（如家政业）主要是为农村转移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技术进步的方式不是机器与劳动力的分工而是两类劳动力（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的分工，并且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使得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增加，从而又会引起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Todaro，1969），如此不断循环演进，不但能实现"分工一般的取决于分工"，还能实现"分工一般的促进分工"。
5.3 城市中的分工与效率改进
5.3.1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分工的驱动作用
伴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一些新兴的行业，尤其是服务性行业（如家政业）逐渐涌现，将城市劳动力从繁琐的简单劳动中释放出来，转向从事具有更高时间价值的，技能水平要求更高的工作。而这些新兴行业的兴起也解决了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的就业问题。这样，在城市就形成了城乡劳动力之间的分工。并且，由于农村中能够支付转移成本且预期城市收入高于农业收入的那部分劳动力越来越多，他们会朝城市转移（Todaro，1969），从而扩大了城市的市场规模进一步提高劳动分工的潜力。
劳动分工是人们在经济活动过程中技术上的联合方式，即劳动的联合方式，马克思称之为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的存在与其所处的特定社会生产关系没有直接的联系，它是技术进步和生产社会化的产物。事实上，从我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开始，我们也看到了城市居民生活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一方面，对于城市劳动力而言，随着经济发展和竞争的加剧，个人的时间价值不断提高，从事简单劳动或非市场劳动的机会成本随之增加。他们愿意为此支付一定的费用，将自己从繁琐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以从事技能要求更高的市场劳动或将这部分时间用于休闲，获取更大的效用。这就产生了对专业化服务劳动的需求，也同时提供了一种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对于农村转入的劳动力，转移前从事的是农业劳动，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因而不能够与城市劳动力竞争同样的市场劳动的工作岗位。而他们转移到城市的首要目标是就业，他们愿意从事城市劳动力由于声誉等非经济原因所不愿意从事的一些简单劳动，即产生了对于简单的就业岗位的需求。在需求供给的共同作用下，城市中不断涌现出一些新兴的行业，从而形成了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的分工。
过去由城市劳动力自己承担的家政劳动所花费的是他们的时间成本，也可以由市场工资率转化为劳动力的时间价值。如果由专门的劳动力来从事这部分劳动，不仅有利于城市劳动力专业从事获得较高报酬的劳动，还可以带来新的就业机会。本书研究的就是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市场上新的分工模式的形成过程。
家政劳动与市场劳动的分工带来了经济的外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提供家政服务劳动，使得专业劳动者在地理上不断集中，将有助于信息流动和技术外溢；第二，专业化规模的扩大也将引起对新的专业化服务项目的需求，有助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降低外部交易费用。二者共同推动着技术的积累与发展。正是由于分工的外部性，带来了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改善，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称为一种内生技术进步的模式。
城市中内部劳动与外部劳动的分工最初只是产生了家政劳动的买卖，并未形成专业的家政服务企业。然而，这种交易由于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使得城市居民必须负担监督成本，订立的契约不具有约束力，对城市居民而言，交易成本高昂。在这种情况下，出于交易费用的节约，会出现专业化的管理者，成立专门的家政服务公司，以提供专业化的家政服务。
5.3.2 城市效率改进
农村劳动力转移通过资源效应和时间替代效应的共同作用，推动城市经济的分工细化和专业多样化发展。对分工效率和技术效率作用的内在机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资源配置作用
服务业的多样化意味着城市现代部门的扩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就是城市现代部门对其不断吸纳消化的过程。服务业的分工深化及结构层次的合理化的过程中，各种资源，如劳动、资本及技术将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实现"帕累托改进"。同时，服务业的发展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一个标志，城市化推进伴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城乡资源在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得到均衡配置（如上一章所述），有利于城市市场的有效运行。
2.技术积累作用
剩余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实现了不同劳动力个体的专业化，也实现了城市专业的多样化。专业化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专业水平不断提高。在市场机制的作用过程中，城乡劳动力在分工组织和市场交易的条件下，能够提高技能，进一步加速专业化深化。在专业化水平较高的情况下，人们围绕特定操作和领域的知识积累将会持续进行，考虑到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团队生产"，分工演进将会提高整个社会的技术创新能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服务业多样化的过程中，由于分工演进而使更多的部门连接起来，于是拓展了交易范围，增加了交易频率，丰富了交易方式，此时单个部门的技术创新不仅会对其他部门和企业形成"示范效应"，而且也会对其他部门和企业形成良性的"溢出效应"。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及服务业发展的过程中，劳动者会在分工组织和市场交易的条件下，提高技能、增长见识、开阔眼界，他们的流动（从农村到城市再从城市回到农村）会形成"能人经济"，从而在特定区域中带动更多农民的经济发展。
3.行业多样化的累进
服务业的兴起和多样化发展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这往往伴随着现代部门的不断发展，劳动力转移给不断发展的各行各业提供了廉价的生产要素，同时促进了现代部门在广度上的分化和在深度上的分层。一旦新兴部门从无到有体现出组织的拓扑性质时，则此类部门在交易效率提高的背景下又会裂变、分化，从而刺激更多部门的产生，更多部门的产生会进一步增加对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可见，劳动力转移与服务业多样化是一个相互对推进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一个市场范围拓展、市场化程度提高的过程。
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也意味着服务业的兴起，这种趋势也是从分工组织演进的角度中得到解释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服务业本身就是影响的一个变量。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交易频率的增加和交易范围的拓展内在地要求服务业的兴起，以此来促进分工演进和工业化的持续性推进。以前人们只看到工业和服务业的并列关系，而忽视了它们内在的依存关系，如果从分工演进的角度出发，就可以看到工业化对于服务业兴起的基础性作用，以及服务业对工业化的反向推动作用。在工业化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服务业的兴起也就无从谈起，通过政府力量强制性地发展第三产业往往也是事与愿违。这种理解意味着，服务业的发展应该作为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一个方向，但却必须考虑到工业化的基础性地位和奠基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