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日本人对于中国拳术施以严格的限制，规定"不能用腿，不能用头锋，不能用拳，不能用肘，不能用铁扇掌，不准击头，不准击腹，不准击腰，不准击下阴"，企图以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的种种限制来迫使萧熙寿知难而退，就是萧熙寿执意不退的话，也可以凭这些"规则"来束缚中国学子，削弱中国拳术的锋芒和优势。但是萧熙寿对自己的功夫充满自信，满口答应了这些无礼要求，并且特地穿了一身中国服装登上竞技擂台。小说写道："萧熙寿穿一件灰色素面的灰鼠皮袍，青缎八团花的羊皮马褂。"在当时的国际秩序下，中国是弱国，许多人一踏上异域的土地，就"断发易服"--剪掉发辫、换上洋装，迫不及待地掩盖起自己的民族身份，融入到所谓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里。而萧熙寿却要刻意凸显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国家立场，"我正要惹人注意，穿洋服，他们不知道我是中国人，就打赢了，也没趣味"。在这里，萧熙寿的中国功夫成为了个人生命意志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他的中国服装则成为了民族身份的外在招牌。
当然，结果不用说，即使受到诸多不合理的束缚，中国英雄仍然完胜两个日本柔道大力士。但有意味的是，作者的民族意识太过强烈，以至于小说极力"拔高"和"美化" 中国英雄，在凸显其高超技艺和爱国情怀的同时，却尽量地"贬低"和"丑化"了日本人。这主要体现在他们除了不堪一击之外，还施展出与道德背道而驰的无赖、狡猾和鬼蜮伎俩。从个人功夫上看，他们都远不是萧熙寿的对手，但是为了挽回因竞技失败而丧失的尊严，他们一个诬赖萧熙寿打击了他的头部，一个坚持说萧熙寿捏了他的下阴。由于在所谓的"规定"中，这两处都是不许碰的，而他们咬定萧熙寿严重地"碰"了，还丑态百出地佯装出一副"受伤"的模样。尽管无中生有，却也表演得逼真入微、穷形尽象，所以他们一下子就从现实的失败中挽回了面子，并且"反败为胜"--因为日本裁判判萧熙寿"犯规"了。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萧熙寿本来打赢了日本柔道大力士，却被污蔑为"犯规"，心里颇不畅快，恨不得找个会擒拿点穴的人，不知不觉的"将那些小鬼，一个个都弄成残疾，才觉开心"。这里显示出来的是萧熙寿因为气愤不过，易冲动、走极端的一面。但是经过蔡文焕的劝说，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和日本柔道大力士之间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他们不过是为了要保全自己的名誉才使狡计儿，若是无端送了人家性命，不但不能增加自身的名誉，反而在心术上似乎有亏，所以马上消除了心头的怨恨，也打消了和日本大力士复打的计划。这种人性中本能的恕道、朴素的善念以及知错就改的直爽，使萧熙寿的形象还残存有古代草莽英雄的特点。
这些美好的品质，比再次复打胜了日本柔道大力士更具有崇高感。而对人物这样塑造，不但无损于萧熙寿的英雄形象，反而丰富了他的形象，使之更加具有立体感。朗吉弩斯曾经说过："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在中国人崇高道德境界的映衬之下，日本人的品格则显得愈加卑下，尽管日本宵小竭力诋毁中国英雄，但是英雄的光辉却是不可掩饰的。正如鲁迅所说："战士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现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二、为民族除奸佞
《留东外史》中英雄形象的确立，除了奠基在对日本人胜利上的扬我国威的豪情壮举之外，还有为了国家命运、民族前途铲除腐朽反动势力而舍生忘死的义举。在小说第六十六章《娇小姐医院养病 勇少年酒楼买枪》中，作者把笔墨从"鸳鸯蝴蝶"切换到"英雄故事"时写道："于今且另换一副精神，写一件英雄事业。不肖生换一换脑筋，诸君也新一新眼界。事情未必果真，做小说的，不能不自认为确凿，是非真伪，看官们自拿脑筋去判断，与做书的无干。"这里所写的"英雄事业"，就是学习体育的留日学生吴大銮暗杀袁世凯走狗蒋四立，为民族除奸佞的故事。
在现实生活中，留日学生确实有不少英雄义士，最著名的有在绍兴发动起义的"鉴湖女侠"秋瑾和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徐锡麟。而小说中吴大銮之所以刺杀蒋四立，与秋瑾和徐锡麟有着相同的原因--在政治倾向上痛恨专制，向往共和。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的意义便化为乌有，整个国家民族经历了一瞬间的光明之后，又堕入了无边的黑暗。在袁世凯的授意下，"筹安会"于1915年8月14日由杨度等六人发起，8月23日于北京成立，该会是一个主张君主立宪、力促恢复帝制的组织。袁世凯就在他们的"力促"之下，以"顺应民意"的姿态一步步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使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推动的历史车轮又发生了急剧倒退。同时，为了肃清祸患，袁世凯大肆捕杀民党分子，大量的民党分子被迫流亡日本。袁世凯对于流亡海外的亡命客鞭长莫及，于是就改换了策略，派蒋四立"携带巨款到东京来，收买这些穷苦亡命客"。
蒋四立来到东京之后，一边积极收买穷苦潦倒、志节不坚的民党分子，一边竭力迎合袁世凯的意愿，在东京成立了"筹安分会"。而激于民族义愤的吴大銮，对袁世凯深恶痛绝，"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必欲诛之而后快。但是又因为袁世凯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他有国难归，不可能行刺袁世凯，所以只好在域外翦除其羽翼，打击他的气焰了：
最伤心的，就是袁世凯那老贼，专一用这种卑劣手段，对付国人，把国民道德，破坏得一点根株没有。试看他手下，有一个好人？这样政府作国民的模范，不是一时之患，乃是万世之患！我是决计不在东京住了。此后尽我的能力，能将袁世凯手下的一般狐群狗党，斩除一个，中国即少了一个制造恶人的模型。若自己没有能力不中用，死在敌人手里，也就罢了。
当时的中国，用湖南国民党支部长林胡子的话说就是："偌大的一个中国，就听凭袁世凯一个人横行霸道。眼见得中华民国的灵魂都没有了。"尽管许多民党人士目睹袁世凯野心膨胀、国运日非，但只是看水流舟，无所作为。而吴大銮却以"存时时可死之心，行步步求生之路"为自己的座右铭，决定膺惩蒋四立，既为国家民族除害，又可以使袁世凯胆寒，同时还可以对附逆的民党分子以儆效尤。在费尽心机买到手枪之后，又设计骗开了蒋宅大门，对着蒋四立连放了两枪。然后躲开日本警察的追捕，逾墙而逃。
小说对人物身份的叙述很有意味。对于吴大銮这样一个有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豪情，为了国家民族大义置个人生死安危于不顾的英雄形象，叙述者赋予他"延陵世胄，三楚门楣"的出身，很明显，这是受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和"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影响。这暗示出在袁世凯严酷的高压政策之下，神州大地万马齐喑，只有强悍的楚人才有不屈的反抗精神（此前的辛亥革命就发生在楚地武昌，也是楚人富有不屈的反抗精神的证明）。
另外，小说《留东外史》对吴大銮的塑造同《史记》对于项羽的塑造也如出一辙。吴大銮和项羽一样"读书不甚聪颖"，身手却不同凡响；区别在于项羽力能扛鼎，而吴大銮却是绑着铅块跑步；项羽用的兵器是剑，而吴大銮用的是手枪；项羽在中国起事抗秦，而吴大銮则在域外手刃国贼。这种人物刻画，无疑是受古代典籍影响所致。
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对于作家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神话主题不时显现，但却穿了一身现代服装，例如替代宙斯的雄鹰或传说中的大鹏的是一架飞机，与龙王拼搏成了一次铁路撞车事故；杀死龙的英雄是一个男高音歌唱演员；大地之母是一个卖菜的胖妇；拐去普西芬尼的普路托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司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尽管从时间上看，吴大銮生活在现代；从空间上看，他活动在域外，但由于英雄项羽堪称是吴大銮的"原型"，可以说吴大銮本质上是"穿了一身现代服装"的古代英雄。需要指出的是，小说对于蒋四立的塑造也很出人意表，除了把他"畜牲化"为"走狗"之外，还赋予他一个丑陋的身份："这三等走狗是谁呢？说起来大大有名，乃是《水浒传》上蒋门神的灰孙子。"叙述者在对正面英雄和反面丑角的叙述中，显示出了泾渭分明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情感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正印证和实践了小说"与恶党宣战"的宗旨。
从小说的政治倾向上看，平江不肖生对中华民国引以为荣，对共和制政体完全认同。所以他对污蔑中华民国为"清国"的日本陆军少尉极为愤慨，对倒行逆施、复辟君主专制的袁世凯也进行了严厉抨击，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立场和进步的政治理念。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他的笔下，"丑角"、"恶党"和"英雄"才呈现出如此截然不同的面孔，他在对前者进行笞挞的同时，对后者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让它代表了正义的道德力量，也折射出作者自己的人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