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 站
夏坚勇
中国的文人历来有出游的嗜好。李白的狂放，除去金樽对月“将进酒”，就是仗剑浩歌“行路难”;而在细雨骑驴入剑门的途中，大诗人陆游肯定会有不同于“铁马冰河”的全新感受。相对于逼仄的书斋来说，外面的世界充满了缤纷浩阔的人生体验，“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这又是何等的令人神往！于是，他们打点一下行装，收拾起几卷得意的诗文（那大抵是作为“行卷”走后门用的），潇潇洒洒地出门了。一路上访友、拜客，登临名胜，走到哪里把诗文留在哪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些彬彬弱质的文人肯定会有相当一部分时间要消磨在旅途中，而驿站，便成了他们诗情流溢和远游行迹的一个会聚点。
关于驿站，人们很难淡忘这样一幅古意翩然的风俗画：清晨，羁旅中的文士又要上路了，站在驿馆门前，他似乎有点踟蹰，似乎被什么深深地感染了。眼前细雨初霁，柳色清新，屋檐和驿道被漂洗得纤尘不沾。遥望前方，淡淡的晨雾笼罩着苍凉寒肃的气韵。文士的心头颤动了，一种身世之感顿时涌上来，他要写诗了。但行囊已经打好，就不愿再解开，好在驿站的墙壁刚刚粉刷过，那泥灰下面或许隐映着前人留下的诗句，那么，且将就一回吧。当他在粉墙上笔走龙蛇时，驿站的主人便在一旁给他捧着砚池，围观的人群中则不时发出啧啧的赞叹，文士酣畅淋漓地一挥而就，然后飘然远去。
这有点像王维的《渭城曲》，但又不全是。《渭城曲》是端着酒杯为朋友送行，一边说着珍重的话，大体上是纪实的。而这里的驿站题诗只是一种典型情境，典型情境可能发生在阳关，也可能在别的任何地方；远行者身边可能有执袂相送的友人，有举起的酒杯和深情的叮嘱，也可能没有。反正，对于那个时代，那些文人来说，兴之所至，在驿站的墙上涂抹几句诗，是很平常的事，驿站的主人不会认为这有污站容，写诗的人也不觉得有出风头之嫌，围观者更不会大惊小怪。到底有多少诗就这样“发表”在驿站的墙壁上，恐怕谁也没有统计过。历来研究文学和文学史的人，总是把目光盯着那些散发着陈年霉味的甲骨、金石、简册、木牍、缣帛和纸页，所谓的“汗牛充栋”，大抵就是写满（或刻满、印满）了方块字的这些玩意儿。有谁曾走出书斋，向着那泥灰斑驳的墙壁看过几眼呢？特别是看一看那荒野深处驿站的墙壁。
是的，驿站的墙壁，这里是恢弘富丽的中国文学中的一部重要分册。
在这里，我无意对“墙头诗”作总体上的评价，那是文学史家的事。我要说的只是，当文士们站在驿站的墙壁前时，他们的创作心态一定是相当宽松的。人们大概都有这样的体验，一旦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身心反倒自由了不少，在这里，你只是一个匆匆来去的过客，尽可以从原先的声名之累中解脱出来。行囊已经背在身上，你心有所感，就写上几句；意尽了，写不下去了，搁笔一走了之。因此，像李白的那种“眼前有景道不得”的顾虑是不存在的。这里不是文酒之会，没有硬性摊派的写作任务，用不着拼凑那种无病呻吟的应酬之作。而且，你也不必在诗中忌讳什么，讨好什么，即使像朱庆徐之流上京赶考经过这里，尽管他的行囊里藏着巴结主考官的《近试上张籍水部》，但站在这里，他也会表现出一个堂堂正正的自我，而不必像小媳妇那样，低声下气地问人家：“画眉深浅入时无？”
文士们在墙壁上涂抹一阵，弃笔飘然而去，他自己并不怎么把这放在心上。那“发表”在墙壁上的诗，自有过往的文人墨客去评头论足。他们背着手吟读一回，觉得不怎么样，又背着手踱去，在转身之间，就已淡忘得差不多了。偶尔见到几句精彩的，便要伫立许久，品味再三，醍醐灌顶般怡然陶醉，日后又少不得在文友中传扬开去。
过了些日子，那字迹经过风吹雨打，剥落得不成样子了，店主便用泥灰粉刷一遍，清清白白的，好让后来的人再用诗句涂抹。主人照例给他在一旁捧着砚池，很赞赏的样子。
又过了些日子，文士和友人在远离这驿站的某个旗亭里喝酒论诗，唤几个歌伎来助兴，却听到歌伎演唱的诗句很熟悉，细细一想，原来是自己当初题在驿站墙壁上的，自然很得意。歌伎们传唱得多了，这诗便成了名篇名句，出现在后人编选的《诗钞》中。
在这里，诗的命运完全服从于流传法则，而绝大多数的平庸之作则被永远湮没在那层层叠叠的泥灰之下，无人知晓。这就是淘汰，一种相当公平，亦相当残酷的优胜劣汰。
大约在南宋淳熙年间，临安附近的驿馆墙壁上发现了这样一首诗：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这样大字报式的针砭时事之作，赵家天子肯定是不会高兴的。但作者并不怕当局上纲上线地追究，在诗的末尾堂而皇之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林升。
这个林升，在文学史上如渺渺孤鸿，历代的《诗选》《诗话》对他的介绍无一例外地吝啬：生平不详。查遍了南宋年间的《登科录》，也没有发现这个名字；他的全部可供研究的资料，只有留在驿站墙壁上的一首诗。因为他能写诗，而且还写得相当不错，因此推断他是一个士人；又根据诗中所反映的时代氛围，推断他大概是宋孝宗淳熙年间人--如此而已。
但既为诗人，当然不可能一辈子只写一首诗，那么他的其他诗作呢？姑妄再作推测，大致有几种可能：因为那些诗不是昭著醒目地“发表”在驿站的墙壁上，只是自己樽前月下的低吟浅唱，因此不为人们所知；或者因为不是站在驿站的墙壁前写诗，顾忌在所难免，有时不敢直抒胸臆，这样的诗，自然不会引起广泛的社会共鸣，时间长了，自然湮没无遗。
说到底，还是驿站的墙壁成全了他。
林升传之后世的作品只有这一首墙头诗，但这一首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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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性昏昏睡去的时候，维纳斯才会得空附身于握笔者，写下令后人惊叹到流泪的传世之作。正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那一双“妙手”，其实是神的手。所以，才有了李白斗酒诗百篇，才有了张继落榜之后的《枫桥夜泊》，才有了林升本无意于考官赏识的“墙头诗”。
诗人们沮丧地走过帝王的“龙虎榜”后，才真正走进了诗神的“龙虎榜”。这块榜就挂在驿站的墙壁上。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鲁 迅
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版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
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希见杀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螭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x?x”的x?x?x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x?x?x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样的。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唯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为巨大的记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但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镳。浙江所刻的《章氏丛书》，是出于手定的，大约以为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诗两首，亦不见于《诗录》中。一九三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成册。近阅日报，有保护版权的广告，有三续丛书的记事，可见又将有遗著出版了，但补入先前战斗的文章与否，却无从知道。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时此际，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罢，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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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跌宕起伏中前行，生命的河流在涨落消息中演进，童蒙的天真会让位于青春的灿烂，旋即便会流向暮年的宁静。岁月会使一切消弭，将它尘封为沧桑斑驳的历史，但唯独不会遮掩品节的超迈与美德的芳馨。
我们在感悟历史的同时无不在为将来书写历史，如同章太炎先生，只要大节不亏，何妨盖棺之论？
◆古典诗词的现代尴尬
王开岭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照古时人”。然而，多少古人有过的，今天的生存视野中却杳无了。
众所周知，古典诗词中到处弥漫着飞卷如席、如诉如泣的盛大雪况：“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燕山雪花大如席，纷纷吹落轩辕台”……像我等而立之辈，虽未历沧海桑田的大变迁，但好歹也目睹过那让人隐隐动容的“千树万树梨花开”罢。可现在满嘴冰激凌的孩子们呢？有几个堆过雪人？有几个露天打过雪仗？令其捧着课本吟诵那莫须有的“大如席”，真够难为那一颗颗小脑瓜了。
流逝的又何止雪花？那“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的天光明澈，那“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皎夜寂静……今安在？立在长年断流的黄河岸边，除了满目的干涸及河床爆裂的皴皮，除了缺水的焦渴和唇嗓的干燥，你纵有天才之想象，又如何模拟得出“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之势？有时候想，今天的少年人可真够不幸的，父母和老师把祖辈的文学遗产交其手上的同时，却没有把诞生那份遗产的自然景致留给他们。当孩子动情地朗诵佳句名章时，他们还能找到多少与之匹配的“现场”？
多少珍贵的动植物已永远地沦为了标本？多少鲜泽的生态活页从我们的视野中被硬硬撕掉？多少诗词风景像《广陵散》般成为了遥远的绝响？
或许在不久之后，这般猜测语文课的“尴尬”亦不为过罢--
一边是秃山童岭、雀兽绝迹，一边是“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脆音朗朗；一边是泉涸池干、枯禾赤野，一边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的一遍遍抄写；一边是暴尘浊日、黄沙漫卷，一边却勒令孩子体味“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盛况……何等艰远何等难为的遥想啊！明明那“现场”早已荡然无存，目下找不到任何参照和对应，却还要晚生们硬硬地“抒发”和“陶醉”一番--这不是荒唐是什么！不是悲怆是什么！
古典场景的流失，不仅意味着生存资源之一的自然风物的流失，进一步讲，更意味着众多美学信息与精神资源的流失--在不久的未来，那些对大自然丧失原始记忆和想象力的孩子，最终将对那些古典美学价值彻底地“不知所云”、“如盲摸象”--未来（甚至包括今天）的文学表达和写作文本中，将再也找不见那些珍贵的美学元素。
每一词语本身，无不包藏着巨大的文化、民俗、生态、历史、生物学信息。那“蒹葭”、“涟漪”、“鹿鸣”、“雎鸠”、“鹤唳”、“猿声”、“虎啸”、“莺啼”、“青山”、“白水”……不仅代表一种草本或动物，更指向一种生态文化、一种自然的繁蕤和物种的丰盛，包含更丰富的美学含量和社会学信息。她让今人在欣赏一部美好的自然经典的同时，更对我们今天的生态有一种对比、检验和校正的作用。作家韩少功有一部社会符号学意义的著作--《马桥词典》，试图通过对俚语方言的搜集与解读，为一个地域的文化流逝建一座纪念碑。同样，古典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也为我们矗起了这样一座纪念碑。她们是丰碑，但更是殇碑！一座刻有灭绝物象的冰冷的青苔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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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是一卷长长的胶片，已记录了的是过去，空白的那些留给未来。历史的文字是一篇篇精辟的注解，说明着世事沧桑的轮回变迁。我们能从历史的文字中看到过去的影像，也能从历史的文字中反观到现今的悲哀。历史是一面镜子，反射出过去，警示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