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性根
什么是鱼凫文化？学术界至今尚无一个明确的定义。大致说来，所谓鱼凫文化，是指以鱼鹰为崇拜对象的鱼凫族在川西地区建立统治时所创造的一种古蜀文化，历经夏朝后期至周朝初期数百年的发展过程，留下了以鱼凫古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鱼凫族人以鱼鹰作为自己的图腾崇拜，“鱼鹰这种水鸟，由于驯顺并能卓有成效地为蜀族提供食物来源，因而受到古蜀族的宠爱，由捕鱼的重要工具，逐渐受到尊敬和供奉，并作为图腾崇拜”。鱼凫时代经历了起步、发展、鼎盛和衰落的完整过程，“鱼凫时代无疑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时代。前代平静的采集渔猎生活，被农耕制度的入侵所打破。古蜀先民渴望利用成都平原的富饶，过一种相对定居的生活，这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以宗教或血亲为纽带，团结众多迁徙无定的游团，而要重新划分部落的地盘，建立一个个古城。这就引发了新的矛盾和冲突，造成社会的动荡”。最后，“鱼凫族适应不了客观现实，不能不淘汰出局”。鱼凫文化的杰出表现，展现了丰富的内在精神，其内在精神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和谐、进取、忠诚和奉献。
一、和谐——鱼凫文化的生存理念
众多的鱼凫文化城址及其出土文物，生动地体现了鱼凫族人与自然世界和谐相处的生存理念。其城址采用堆筑方法进行建筑，与大地浑然一体，“成都平原上史前时期的城址，都为堆筑方法建筑城垣，不挖基槽”。鱼凫城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鱼凫城不仅规模最大，型制结构也最复杂：它不是简单地采用通常的矩形城垣，而是充分因应水流地势而规划营建，城垣形状呈比较规则的六边形，可谓独具匠心，无疑代表了当时城垣规划建设的水平。从建筑技术上看，其城墙发现卵石层与土层相间堆筑结构，显然有加固城垣的功能作用。城垣北部有一大致呈东西向的低洼地带，应为穿城而过、可为城内居民提供给排水服务的古河道”。并且，“鱼凫城等宝墩文化古城的城垣建筑方式，被三星堆古城直接继承，后者的城墙采用的也是平地起建、斜坡夯筑、层层加宽加高的方法”。这是成都平原拥有得天独厚自然条件的客观结果，“夫蜀之为国，富羡饶沃，固自一天壤也”。
温江鱼凫村遗址的土墙主要作用是预防洪水，而不是防御敌人。这是当时社会生存状况相对和谐的重要体现，“土墙的主要功能作为防洪的可能性较大，防御的可能性较小”。从文化因素上来看，“鱼凫村遗址没有曾经发生文化激烈碰撞的迹象，因为鱼凫村遗址先民遇到外敌入侵的可能性就较小，土墙用于防御的可能性就相对不大”。而且，“就目前鱼凫村遗址所发表的出土遗物来看，占绝大部分的是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兵器却较为罕见”。这种情况是符合其历史发展客观实际的，“对于处于新石器时代、居住于河流密布、洪水频发的成都平原的鱼凫村先民而言，防洪应是他们所面临的头等大事”。整个社会的生存状态基本上是与自然环境协调一致的，“温江位于岷江东岸，地势平衍，水草丰茂，适合捕鱼和放牧，这两项生产方式，不像山区打猎那样要冒很大危险，既安全，又稳定；加之发展农业和蚕桑，还可保蜀民衣食无忧。因此，在温江形成核心都邑，有着经济合理的客观条件。由此可见，温江应当是鱼凫文化的重要立足点”。鱼凫城城区的平面形状是个规则的六边形，也是其稳定社会生活状态的一种艺术表达，“整个城区的平面形状是个规则的六边形，在众多长方形古城中十分独特”。历史事实也是如此，“鱼凫城的发现，表明王朝中期族人已从岷江上游山区向成都平原迁移，而且原有狩猎生产方式也逐步转为农耕，蜀民开始有了定居生活”。稳定的社会生活状态，必然意味着生存时间的持久延续，“从这些迹象判断，鱼凫城内人口较为集中，城市使用的时间较长，古城大约始建于公元前26世纪，废弃于公元前18世纪，历时3期”。
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同样毫无例外地体现了鱼凫族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生存理念。先看三星堆遗址，“清粼粼的鸭子河，又称雁江，古名湔江，因其发源于岷山南麓之茶坪山，相传即古鱼凫王田猎之湔山而得名。滚滚碧波带着山野的清纯浇灌着这片沃土，两岸在上古时就桑林青青，供人们养蚕缫丝。河中，古蜀先民曾驾着，载着黑羽勾喙的鱼鹰捕鱼。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曾孕育出璀璨的古蜀文明。震惊中外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青铜人像，铜神树、玉器等一大批文物，发现的古城墙，证实这块宝地在四千年前，就建成过繁荣的古蜀都邑”。金沙遗址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整个遗址范围的特点是地势平坦，周围河流较多。在遗址的北侧有郫江故道，遗址南面1.5公里处是清水河，另有磨底河由西向东横穿遗址中间，将遗址分为南、北两半，北为黄忠村，南为金沙村。这些古今河道均由西北流向东南”。近年以来，成都平原上古城遗址的不断发现，越来越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近年古城的发现，说明至少龙山时代晚期前后的成都平原已不是洪水泛滥、沼泽相连，而是能适应当时人类的生活，并且已达到了相当进步和发展的社会阶段，人口应比较多”。可见，和谐确实是鱼凫文化的重要生存理念。
二、进取——鱼凫文化的动力源泉
鱼凫文化的第二个内在精神是进取。进取可能会打破暂时的和谐，但又是迈向新的历史阶段，实现更高水平和谐的重要前提和必要手段，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鱼凫族的族名本身就充满了进取精神，“鱼凫非人名而是族名，他们以一种善于捕鱼的鸟为图腾，历数百年都沿用这一称呼不改”。鱼凫时代，“蜀族逐渐向东南方向的成都平原发展”。鱼凫文化中的出土文物，显现了逐渐变化的发展轨迹，表现出生机勃勃的进取精神，“从陶器的特征来看，三期中以第一二期遗存文化性质最为接近，而第三期遗存的文化性质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还是属于同一文化性质下‘期’的变化，而非‘质’的变化，第三期遗存与第一二期遗存间的差别仍属于同一大的文化范畴下的差别”。特别是鱼凫村遗址第三期遗存表现得更加充分，“鱼凫村遗址第三期与第二期间存在一定的差别，第三期的泥质黑皮陶、灰黄陶比例增大，与泥质灰陶接近”。开始出现质的飞跃，“鱼凫村遗址第三期遗存是先蜀文化发展的末期，其文化内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它处在宝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的过渡阶段，填补了川西地区先秦考古学文化发展中的空白和缺环，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通过不断的进取，终于创造出了三星堆遗址所展现的辉煌成就，“对于鱼凫氏王朝，按照多数学者的研究意见，著名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就是其昔日最强盛时期的都城所在”。其后的金沙文化展现出了非凡的创造能力，“金沙遗址现已出土金器90余件，其数量与种类都是中国同时期发现之最，以金箔和金片为主，有金冠带、金面具、太阳神鸟金箔、盒形器、喇叭形器、球拍形器、蛙形器、鱼形器、蝉形器及大量残片等”。金沙遗址还具有某种后来居上的发展趋势，“这里已发现的玉器、石器比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种类更加丰富，做工更加精细”。鱼凫王朝的影响范围非常广泛，“在川东、川南、川西的广大地区，现在还有鱼凫关、鱼凫津、鱼凫山、鱼凫城等地名，这些地名与鱼凫族的统治和影响有关”。甚至，“鱼凫王朝政教影响强大时向东主要沿着长江水系延伸，最远已至于鄂西地区”。持续发展的时间也很长久，“鱼凫王朝的统治时间跨夏代后期和整个商代，直到西周初期”。
鱼凫文化中心的转移是其进取精神重要体现。首先是从柏灌氏统治中心的瞿山迁离而去，“柏灌氏都于瞿山，至鱼凫而后徙”。多处鱼凫津的存在，是鱼凫族不断进取开拓的结果，“导江，鱼凫治，今眉山县北，东二里有鱼凫津。《南北八郡志》云：‘犍为有鱼凫津，广数百步’”。当然，进取应该有所节制，鱼凫族的失败与其过度开拓有直接关系，“鱼凫未知蚕藂，诗书罔设，礼乐谁崇，征伐不休，城池屡空”。虽然鱼凫族后来被杜宇族取代，但是其进取精神继续得到传递，“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即使在国破家亡的悲惨年代，进取精神仍在延续，“到商中期偏晚，鱼凫国灭，其后一部分人辗转北上到达宝鸡，建立了国，和中原周王朝关系密切，渐被中原文化所融合”。因此，进取是鱼凫文化的重要内在精神之一，是其创造历史辉煌的动力源泉。
三、忠诚——鱼凫文化的发展基础
忠诚有利于内部力量的凝聚和对目标的执著追求。鱼凫族的发展历程体现出了忠诚的宝贵品质，忠诚是鱼凫文化的第三个内在精神，是鱼凫文化的发展基础。对于鱼凫文化而言，忠诚的内在精神有二：一是后代统治者对先王的忠诚，二是属民对鱼凫王的忠诚。
从考古发现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鱼凫文化的发展贯注着忠诚的内在精神。金沙遗址和三星堆在器物方面存在的相似性甚至一致性，就是忠诚精神的生动体现。如在礼器上，“从金沙村遗址出土的礼器大部分与三星堆相同的情况分析，此时古蜀人似乎仍然沿袭着三星堆旧时的信仰，仍然使用着三星堆时期的那套政治制度与社会管理模式，我们不得不慨叹古蜀文明竟有如此顽强的韧性”。特别是在金器上，“金沙村遗址出土的金器在造型和风格上与三星堆遗址的金器是完全一致的，具有浓厚的地域性特色”。确实，二者之间具有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内在联系，“金沙遗址告诉我们，三星堆文明在突然消亡以后，并没有从这块土地上灭绝，古蜀人悄然迁徙到了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继续以其独特的文化面貌发展着”。鱼凫族的忠诚得到了后继者杜宇族的接纳， “‘心手文’是开明氏的文字，这个字的意思，应是捍卫鱼凫，同仇敌忾。那么，开明一族，乃是打着恢复鱼凫失地的旗号而入主蜀地的了。这一族受到杜宇一族的禅让，表明他们两族或者同是鱼凫氏的嫡系子孙；开明族逃亡荆地，成为荆人，但却为当地的荆人所不容，仍被驱赶回蜀。杜宇族则实现了复国的理想，但后来为水患所困，不得不求援于开明族”。心手相连，忠诚无限。
鱼凫文化忠诚的内在精神在文献上也有记录。特别是在失败之时，其属民仍然表现出了可贵的忠诚，“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成都平原上丰富的鱼凫氏传说和遗迹，就是忠诚精神的深刻体现，“温江和其原本所属的郫县以及邻近的都江堰一带，有关鱼凫氏的传说和遗迹就非常丰富和古老”。这种宝贵的精神品质在民众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来。民众对望帝的无限思念之中，生动地诠释了忠诚的涵义，“时鳖令死，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至蜀，起见望帝。望帝以之为相，后禅以国，去之，隐于西山，民俗思之”。尽管政权在易手，但是忠诚之心无法改变，忠诚于这片美丽的土地，忠诚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忠诚于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粤若蚕从启国，鱼凫羽化于湔山；望帝开基，鳖灵复生于岷水”。
这种忠诚的内在精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成都平原上从新石器时代文化到相当中原商代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关系”。包括鱼凫文化在内的古蜀文化，深深地热爱着成都平原这片美丽的土地，演绎出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文化发展的精彩乐章，创造了相当长的时间内独立特色的古蜀文明，“从二里头文化时期起直到战国末年，蜀文化一直是独立的，有颇具特色的文化和连续不间断的发展序列”。
四、奉献——鱼凫文化的成功之道
奉献既是一种牺牲，也是一种创造。有所付出，就会有所回报。奉献是走向成功的自然而又必然的前提条件。奉献是鱼凫文化的成功之道。鱼凫村遗址出土的“代表性陶器有喇叭口高领罐、花边口罐、圈足、假圈足器底在外底上施旋涡状绳纹”，特别是“这种假圈足器底为本遗址颇具特色的陶器”。鱼凫村遗址第三期遗存之中，“泥质黑皮陶、灰黄陶比例增大，与泥质灰陶接近”。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令世界震惊，“创造三星堆文化的主体民族是来源于岷山的鱼凫族，其代表性器物就是青铜大立人和金杖”。这些物质文化成就的取得，显然是鱼凫族不断探索和努力奉献的结晶。
任何文化杰出成就的获得，必然包含无数艰辛和奉献，乃至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鱼凫文化所取得的一项项辉煌成就，无疑经过许多艰苦的努力，甚至是黑暗中的不懈探索。真是“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虽然鱼凫王朝最终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尝猎前山，得道，乘虎而去”。显得有些悲凉，“传说中的鱼凫一代可能常受外敌迫害，最终被驱出蜀境，结局相当悲惨”。但是，也留下了美丽的传说，“鱼凫王、张角子倛乘虎而仙去，桥因以名”。对于那些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的人和事，历史没有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
总之，鱼凫文化之所以在历史上写下自己的精彩，是与其本身所具有的和谐、进取、忠诚和奉献四大内在精神紧密相连的。鱼凫文化的四大内在精神构成了一个与自然和谐相处，不断追求进步，忠诚于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理想目标，勇于奉献牺牲的完整生命发展轨迹。于是自然而又必然地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文化成就，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留下了令人难以磨灭的足迹。
（作者单位：西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