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喂，你那天晚上干吗救我？一般别人遇上这样的事都躲了。那流氓力气大极了，又有刀子。你是不是早就在打我的主意？比如说，有一次你无意中碰见了我。你一见钟情。你跟踪我。一直到那天晚上。那天晚上是一次机会呢。”
他躲开她的头发。她偎得太贴近。她的头发搔痒了他。他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一直红到脖根。“不，那以前我不认识你。也许路上遇见过，但我没留神。”他老实巴交地说，“那天晚上我碰上了，没法躲。”
她故作生气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说，你原来就见过我但你没留神？如果没有那个流氓你就不会注意我？我就那么平淡无奇吗？”
他脸更红了，而且有些张皇失措。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走路爱低着头走。我平时都那么走。我不喜欢看过路的人。你不是过路的人。你和他们不一样。也许。我是说，你很漂亮。你不平淡无奇。真的。”
她得意地笑了。她知道他说的是实话。他从来就只会说实话。只是他这次一口气说得太多。他一般不怎么说那么多的。但她不想饶他。她喜欢看他窘迫的样子。他窘迫起来像个孩子。
她说：“也就是说，你还是看上了我。你爱我了，你才救我的。”
他说：“这事不一样。”
她说：“什么不一样？”
他说：“救人的事，别人也会这么做的。”
她大叫：“别人也会成为我的丈夫吗？”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耸了耸肩。这个动作她太熟悉了，他在那天晚上就这么做过。
她的好奇心没有得到满足。她希望他告诉她他是英雄，一个白马王子，一个仗剑冲向强盗夺回他心爱美人儿的侠士。她希望能进入一种精神的浪漫的高潮。
她换了一种方式问他：“那天晚上，你开始一直站得远远的，你在那里干什么？”
他说：“我在观察。”
她说：“观察什么？观察流氓怎么强暴我吗？”
他说：“不是。”
她说：“那是什么？是机会吗？你在想什么时候冲上来最好吗？”
他说：“不知道。也许。不过，我说不上来。”
她说：“好吧，就算你是观察吧。你为什么不走近一些观察，你要站在路灯下？”
他说：“路灯下有亮光。”
她说：“亮光怎么啦？”
他说：“亮光安全。”
她说：“谁安全？是你吗？”
他嗫嚅道：“是的。”
她狡黠地笑了笑，说：“那我呢？”
他越发不安了，十分羞愧。“我有点，”他说，“我有点紧张。我没多想。”
她说：“你没多想，可你在那里站了很久，你干吗不一开始就冲过来和流氓打一架？”
“我不会打赢的。”他干巴巴地说，“他个子很高。他比我壮。”
她点头：“他是比你壮。但你还是战胜了他，把我从他手中夺了下来。”
他说：“是他自己逃走的。有人来了。”
“你当时是多么勇敢呀！”她径自说道。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说。
“你躺在血泊里，坚强而深情地看着我，面色是那么苍白。”她沉浸在幻觉般的回忆里。
“我头昏。”他越来越紧张，脸色真的有些苍白了。
“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你还会这么不顾一切地来救我吗？”她向往地睁着一双大眼睛看着他。她为自己的向往而激动。
他认真地想了想，说：“会的。我会的。”然后他又补充道，“我就是不想让人再用刀捅我的屁股。”他一边说一边心有余悸地摸摸屁股。那里有条小蚯蚓般扭曲的伤疤。
她从他怀里撑起来，坐直了，移开去。她一眨不眨地看着他。然后她痛怜地把他拉入自己怀里，眼里噙着泪，心里想，他简直傻得太可爱了！
日子就这么过着，无惊无扰，充满了平静和温馨。冬天在下过雪之后鸟爪无痕，一阵北风之后，一切都复归静止。枝头依然覆托着一片雪粉，湖面结了一层薄薄的冰，晶莹得能映照出一切，却不动。人在这个时候，才知道静谧是一种怎样不易达到的境界。冬天过完以后春天也来了。春天不比冬天，什么都在吧吱吧吱地生长着，都在有模有样地改变颜色，都在把一种秘密，袒露成一种展示。但春天的展示是一种和谐，一种不温不火的过渡。也许萌动是有的，想要超越和改变的野心也是有的，但那只会是一瞬间的念头。现存的秩序让我们感到舒适和轻松，我们就像在鸟巢里一样，有阳光和小风的日子里，我们总习惯处于一种心满意足的瞌睡状态，我们不愿嬉戏和飞翔。
她已经习惯了甜蜜安宁的婚姻生活，也不再去探究她和他相遇的“那个奇迹”。她知道她如今获得的一切，都是已经发生了的事，不会再有不明白的新鲜。她感到她是幸福的，她是实实在在身处于幸福之中，平静，安宁。这是她在少女时就梦寐以求的，现在她全得到了，一丝一毫也不少。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还有什么在看不见的彼岸朝她招着手呢？她不知道。
他们像大多数人那么生活着，彼此有自己的工作，回家以后做饭聊天看电视睡觉。有时候他们去看一场电影，《阿甘正传》或者《生死时速》。他们为所看的电影激动不已（通常是她），议论半天（通常也是她）。他教她下围棋。她教他唱歌（小时候她是市青少年宫知音合唱团的队员。那是一个业余合唱团但指挥却是专业的。她——当然不仅仅是她——的无伴奏合唱曲《森林》差不多成了这个城市的保留节目）。他很拘谨，但是十分认真，脸儿一直红着，被她在第二声部上指挥过来指挥过去。他的听觉显然不如他的手指那么灵巧。他老是想从第二声部上溜下来躲到沙发上去。她看着他双手吃力地吊在第二声部上的可怜巴巴的样子，心里发乐。更多的时候他们既不下围棋也不唱歌，而是干一些生活中无法逃避的琐碎的事，比如买菜、做饭、洗衣服、扫地。他们还没有孩子。不过他们已经有好几次认真地讨论过这件事情了。他们的工资都不高，但能养活自己。如果他们各自的工作单位效益再好一点儿，他们再努力地工作，使自己的薪水再长上一两级，那么他们真的就可以考虑要一个男孩或者一个女孩了。不管怎么说，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美好的希望，这希望一开始让他们很兴奋了一段日子。有时候她甚至会神经质地担惊受怕起来。她缠着他问：“你说，我能做一个母亲吗？我是说我能做一个好母亲吗？”那个时候无论他在干什么，他都会放下他手中的活，用他那双纯粹的眼睛看着她，认真地说：“能。你能的。你能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母亲的。”
这样她就放心了。她想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呢？这样的日子，这样水波不惊安安宁宁的日子是多么的可贵呀。在有风的日子，在有雨雪或天黑的日子里，她趴在窗户边，看着人行道上缩着脖子匆匆走着的那些路人，她在心里轻轻地喟叹着。她更加相信了这一点。
还是渐渐有了些许遗憾。
在她这一方。
先是本厂一位一向不太安分的青年车工只身漂流了长江。报纸开始报道他在金沙江一段筏翻落水，不知下落。十几天后他又奇迹般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回到这座城市时一脸大胡子，眼里闪烁着威风凛凛的泪光。整座城市都为他轰动了。那些日子，他就是镜头、鲜花、掌声。或者说，他就是这座城市的英雄。
青年车工和她不是一个车间。他们过去只是有过一般同事的接触，并不太熟。她只知道他是厂里足球队的前卫，老爱独自盘带一过二三，让教练恨得咬牙。他的个子很高。自从他只身漂流了长江之后他的个子更高了。
有一次她和他在工具室里相遇了。这当然是他成为城市英雄之后的事。他们同时到工具室里去领工具。他很有礼貌地对她笑了笑，然后从她身边走出去。她闻到他身上一种陌生的逼人的山野的气味。她感到心口被撞了一下，同时有一种头晕的感觉。
接下来是一次同事间的闲聊。那天厂里突然断电，机床不能运作，男工们都围在一块儿玩扑克牌，女工们就聚在一起谈一些女人才谈的事。平时这样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过，但平时她从来不参加女人之间的闲聊。他给她准备了随身听，遇到这种情况她就拿出随身听来听一段音乐。和音乐交谈使她有一种快乐。可这次不同。这次断电的时间很长，再加上女同事们聚在那里谈得一团火热，她觉得听听女伴们闲聊一些什么也许不是什么坏事。于是她就去听了。
一个胖胖的女同事眼圈红红地，正在哭诉她昨天晚上挨了丈夫打的事。“他冲进舞厅，完全不由分说，像一头野骡子似的把我一路拖回了家。”她说着剥蚕茧似的脱了上衣，炫耀地露出极肥的臂肉亮给众人看，“你们瞧瞧，瞧瞧，他都把我打红了！”
“你那算什么。”另一个瘦小的女同事鄙夷地说，“也就是不让你上舞厅了，根本不值一谈。我们那位才算真邪乎，除了带孩子做家务和陪他上床，我干什么他都不准。不准逛街，不准搓麻将，不准进时装店首饰店化妆品店，不准春游，不准和别的男人说话……总之他说不准就是不准！”
瘦小的女同事说了嘴角往上一翘，有一种曾经沧海历经沧桑的自豪感。先前说的那个胖胖的女同事就有一种自愧弗如的敬意。四边听着的人，就或长或短地发出见识了高山大海的喟叹声。
她在一边忍不住地十分幼稚地问了一句：“怎么会这样呢？”
两个女同事转过脸来看着她，说：“怎么不会这样呢？”
她不懂地看着两个女同事：“那，你们自己呢？”
两个女同事吃了一惊，一齐看定她，说：“你在说什么呀，我们是女人。”
四边的女同事这时都转过脸来盯着她，好像她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怪物或者别的什么。有人哧哧地发出笑声。
那一刻，她尴尬极了，也糊涂极了。
以后的情况就有些微妙了。车间里老是停电，或是停工待料什么的，大家都没事做，男工人仍是围在一块儿甩扑克，女工们仍是围在一起小声地哭呀笑呀地说个不停。女工们说的自然是一些她们各自的私房秘密。偏偏她一过去，一切就结束了，女工们什么也不再讲，好像她没有资格介入那些诱人的秘密似的。
几天之后，那个独自漂流长江的青年车工走进了她所在的车间。他一走进车间的大门她就看到了他。她一下子就感觉到了他身上的那股强烈的野性气息，那一刻她突然心跳加快。
青年车工目光在车间内环视了一遍，然后朝她走来。青年车工手中拿着一个油腻腻的工件，他站在她的床子前，对她说：“我的游标卡坏了，把你的借我用一用。”
她有点头晕，因为那股强烈的山野气息，还因为他那副毋庸置疑的口吻。她想也没想就把自己的游标卡递给了他。
事后她想，她这是怎么啦？
她开始烦恼了。女同事们的秘密越来越多地侵入她的梦。隔壁车间的野性气息常常破墙而入，惹她心跳。夏天无端地变得躁动起来。她是觉得了这一点，而且疏懒了平日里梳妆的功课，疏懒了让她一贯热爱的泳衣和冰激凌。她突然强烈地渴望着软弱。
她开始试探她那个温情的丈夫。
“今晚你别等我，我要去舞厅玩玩。”她在电话里对他说。
“带件风衣。刚下过雨，夜里容易着凉。要我去接你吗？”他关切地问。
“不用你接。有人会送我回来的。也许我今晚不回来，就住在同事家里。”她口气冷漠地说。
“你能肯定你都安排好了吗？要不还是我来接你？你说个时间，我会准时到的。”他依然是一副关心的口吻。
“这个周末你是怎么安排的？”她问。
“不是说去看看你妈吗？”他说。
“不去了。这个周末我有约会。我和几个朋友要去郊游。是男的。”她知道这一回自己有些恶毒。
“那也行。你妈那里我们下周再去。你确实应该拓开交际面，去大自然里走一走，那样你的心胸会更开朗一些。”他鼓励她说。
她终于按捺不住了，冲着他喊道：“你干吗不阻止我？干吗？你干吗不像一个真正的男人，要我干这，不要我干那？你是我的丈夫，不是我的妻子！你干吗？”
黑皮线那头好一阵没有出声。她能想象得出他那双牛犊般纯洁的眼睛的迷惑。
过了好一阵之后，他在电话那一头小心翼翼地说：“你这是……干吗？”
她那天下班后按时回了家。没有什么舞会，没有什么通宵不归，没有什么周末的郊游。其实即使有她也不会去。她厌烦那个。她对那种虚伪的矫情的温文尔雅根本就没有什么兴趣。她觉得这一切都让她提不起精神来。她感到强烈的孤独无援。
那天晚上她很早就上床睡了。
那天晚上她梦见了森林。
那天晚上她一直在森林里孤独地行走着。因为那种从未体验的陌生的风，她始终都在颤抖。
那是一片令她多么向往的森林啊。
她开始厌倦这个家，厌倦塞满奶油的牛角面包和没有熟透的青葡萄，甚至厌倦那双灵巧的手和那双牛犊般温情如水的眼睛。她不再对围棋感兴趣，不再教他唱《四季》和《我们从山冈上走过》，不再对他唠唠叨叨街上的尘土拥挤的车辆扰人的噪音呆板的裁缝虚假的电视故事。日子还是原来的日子，但味道全变了。她说不出来自己有什么不满足的，可是她就是不满足。她觉得一切都乏味透了，令她打不起精神来。下班之后她常常不急着回家，一个人去看施瓦辛格或者奇云高士拿的硬汉片，要么到报刊零售亭买一份过了期的旧杂志，坐在公园孤零零的石凳上毫无滋味地翻阅诸如《中国的男子汉到哪儿去了？》之类的文章，然后为自己骨子里流淌着的无处依附的软弱而伤心。
那个秋天过后，他们去婚姻登记所办理了离婚手续。
这故事结束的时候依然比较俗套，有点像绝大多数相同类型的故事，缺乏新颖性。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