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象牙祭祀考
段渝
1994年，我在四川省博物馆与匹兹堡大学教授许倬云先生讨论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的双手所执之物时，曾提出一个看法，认为从青铜大立人的双手不在一个同心圆上这一点来看，他的手握之物必然是一个呈曲线形状的物体，肯定不是如像沈仲常先生所认为的玉琮，而极有可能是一支象牙。对此，许倬云先生深以为然，并笑称：若能就实物做一次试验，完全可能证实这一看法。其后，我在不少场合谈论过这种意见，并见之于我的一些有关论著中，不过还没有写出专文对此进行论述。近几年来，感到有了越来越多的证据可以支持我最初的看法。本文结合近年成都市金沙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对此略加探讨，就教于海内外专家学者、博学通人。
一
1986年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80支象牙、120颗象牙珠等，其后在仁胜村墓地又出土象牙。2001年以来，在成都市金沙遗址出土100余支象牙，同出有不少象臼齿，还出土大量由整支象牙切割成的短节象牙柱，以及象牙段、象牙片、象牙珠等。在金沙遗址10号祭祀遗迹内的一件玉璋上，还刻有四组对称的肩扛象牙的跪坐人像。这些现象说明，商周时期，在古蜀文明神权政治中心的大型祭祀礼仪中，象牙祭祀盛极一时。
二
古蜀象牙祭祀有不同的形式，其中最盛大的是将若干整支象牙有序地铺陈在用于专门瘗埋祭祀典礼用品土坑内各种器物的最上层，其下为金、铜、玉器等物，三星堆一号、二号坑和金沙11号、10号遗迹均如此。这种现象意味着，古蜀的象牙祭祀，不论在形式还是内涵上，都有着固定的、程序化的规则和定制。进一步分析，透过这种固定的、程序化的规则和定制，可以看出三星堆政体和金沙政体具有共同的祭祀对象与内容，表明二者之间具有文化上和政治上的连续性关系，而这种连续性所包含的垂直关系和平面关系两个层面，将会对我们深入分析三星堆与金沙的各种关系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解。
三
三星堆青铜神坛（K2③：296）的第二层和第四层分别塑造有一组铜立人雕像（图一、图二）。其中，第四层（盝顶建筑层）的每个人物都作跪坐、双臂平抬前伸、双手呈环状，作抱握状，看不出手中握有什么器物。第二层（山形座）的每个铜人的手势完全相同，都是双臂平抬于胸前，双手前伸呈抱握状，手中各握一藤状枝条，此物已经残损，无完整形状。三星堆另一座青铜神坛（K2③：296-1）的圆座上有一立人像，双手作横握拳、收臂状。三星堆二号坑的一件跪坐持璋小铜人像（K2③：325），两臂平抬，双手执握一牙璋。二号坑另出有一件小型铜立人像，两臂向前平伸，双手相握，手中有一竖形孔隙，推测所执之物为牙璋一类器物。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一件戴兽冠人物像（K2③：264），所戴的兽冠应为象首冠，冠顶两侧有两只斜立的大耳，冠顶正中是一只直立而前卷的象鼻（图三）。戴象首冠人物的双手曲臂前伸至胸，作握物状，颇为类似青铜大立人双手前握的形状，但角度与大立人不同。从戴象首冠人物像双手前握的角度看，它不具备双手同握一物的条件，很像是双手各执一物的形态，但它所握之物究竟是何器物，目前还无法加以推测。如果联系到金沙遗址出土的短节象牙柱来看，也许这件戴象首冠人物双手所握之物各是一个短节象牙柱。
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青铜小立人雕像，双手也作前伸握物状，其形态也与三星堆青铜大立人近似。从这件立人像双手的角度观察，双手所握之物不在一个同心圆上。这就是说，它双手所握的物体，一定是一件呈弧形的器物，因此不会是璋一类竖直的器物。由此看来，它双手所握之物，有可能是象牙。不过这件青铜立人像仅高14.6厘米，连冠和座通高也仅有19.6厘米，所以它的双手所握之物不会是一支真正的象牙，而可能是象牙的小型仿制品。
通观三星堆和金沙所出人物雕像和刻画图像，可以看出，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双手前伸的形状和角度确实与众不同，他的双手所执之物既不可能是器身竖直的琮，也不可能是器身扁平的璋，更不可能是细长弯曲的枝条。从大立人的手形、两手间的距离和交错弧度等因素来考虑，再比较一下象牙的长度、弧度和直径，可以认为大立人双手所执之物是一整支象牙。而其余双手前伸的铜人像，不是手握牙璋，就是执握他物，或者空无一物。金沙小铜人像虽有可能手握象牙，但那只是象征而已，并非真正的象牙。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我们当可证明，只有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才能手执整支象牙。因为它既是蜀王，同时又是西南夷各地方性族群之长的形象塑造。
四
再来看三星堆青铜大立人雕像（K2②：149、150），它的双脚立于一方形青铜座上，图五、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而方形座的中部（座腿）是由四个卷鼻的象头组成的。这个象头座，应与立人手握之物有着密切关联。以此并结合其他相关材料分析，当可以再次证明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双手所执之物是象牙，而不是玉琮。并且可以进一步说明，只有蜀王才有权力执整支象牙进行祭祀。我们曾经指出，三星堆出土的金杖，是古蜀王国最高神权政治领袖的象征，这个最高权力，是对古蜀族群及其王国而言。而蜀王手执象牙进行祭祀，则是古蜀王国政治与文化势力范围内各个地方性族群之长共奉蜀王为共同首领的象征。
至于为什么古蜀文明在祭祀仪式上如此重视象牙，这个问题可以从中国西南的生态条件中找到答案。古代中国西南地区至东南亚大陆和南亚次大陆地区，气候条件和生态条件适合大象的生存，是富产大象的地区，至今而然。在印度河文明的摩亨佐·达罗遗址，曾出土不少象牙制品，说明从最早文明的开始，人们就把象牙作为珍品。三星堆和金沙的情况同样如此，都是把象牙作为珍品来看待的。大象以其体量和性情等特点，成为这个区域内各个族群共同的崇拜和敬畏之物，而以象牙尤为珍贵。由于西南夷多以象牙为珍品，所以象牙在西南夷地区被各族奉为共同崇拜之物，并以此在文化上取得认同。在这种文化背景中，同时在蜀王作为西南夷地区各族之长的政治背景中，蜀王手执整支象牙，就意味着他取得了西南夷在文化和政治上的认同，手握了号令西南夷各族的权力。因此象牙被赋予了西南夷各族之长的政治与文化内涵，成为号令西南夷各族权力的象征物。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众多发式各不相同的青铜人头雕像，是西南夷各族君长的象征，它们与青铜大立人的关系，正是蜀王与其文化和政治扩张所及地区的西南夷各地君长之间的主从关系。这种情形，与西周天子执髦牛尾以君临天下的现象及其文化和政治内涵有些类似，也与春秋五霸执牛耳以主中原诸夏会盟的现象有着表现形式上的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古文明中国王手执权杖的情形相似。可见，王者手握权力的象征物，这是世界早期文明史上各地文明古国的普遍现象，只是各文明古国王权象征物的具体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五
从迄今为止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古蜀的象牙祭祀仅在商周之际的三星堆和金沙盛极一时，在三星堆一号、二号坑之前即殷墟时期以前，以及金沙遗址商周之际和西周中期文化层之后的时期，还没有发现古蜀盛行象牙祭祀的考古学迹象。透过这些现象可以揭示出这样的结构关系：在族群结构上，金沙遗址商周之际文化层的主体族群，是与三星堆文化相同的一个族群或亚族群；在政治结构上，金沙遗址商周之际文化层的政治单位，是三星堆高级政体即以鱼凫王为最高神权政治领袖的古蜀王国内的一个次级政体。西周以后三星堆文化的衰落和金沙遗址三星堆文化内涵的消失，正是考古学上对鱼凫王朝消亡的真实反映。
春秋中叶以后，金沙遗址大大衰落，直到战国时期开明王朝定都成都，成都才再度繁荣，出现成都市商业街大型船棺葬墓地。从年代关系上看，商业街大型船棺葬墓地应与开明王有关，当为开明氏王族的墓地，而与春秋以前的历代古蜀王无关，并且其文化内涵也与金沙遗址不同，这就意味着金沙遗址是战国时期开明王以前的古蜀王国的遗存。但金沙遗址的延续时间很长，其主体为商周之际到春秋中叶，文化面貌大致上是有所传承而又有所演变的。与文献所记载的古蜀史迹相对照，商代晚期至商周之际的古蜀王是鱼凫王，西周时期至春秋早期的古蜀王是杜宇，这一古蜀王朝的序列与金沙遗址的考古文化内涵大致上是相互吻合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金沙遗址商周之际文化层其实并不是三星堆文化衰亡后迁徙而来所留下的文化遗存，而是三星堆文化金沙遗址的文化延续。换句话说，在作为商代古蜀王国首位城市的三星堆古蜀王都衰亡后，作为古蜀王国次级中心城市的金沙政体并没有同时消亡我在1992年4月举行的“纪念三星堆考古发现60周年暨巴蜀文化与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中就曾提出：成都在商代晚期就已形成为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早期城市，作为一座次级中心城市，它与较之更早形成的三星堆古蜀王，它仍然在不断发展中延续着三星堆文化的余脉，但为时不长，就被杜宇彻底灭亡。所以西周时期金沙遗址的面貌与商周之际相比已发生了变化，而商周之际鱼凫王朝所盛行的象牙祭祀虽在西周早期有所延续，但西周中叶以后最终予以废止，消失不存，其原因当在于此。
应当指出，我们在西周时期的金沙遗址中能够发现商周之际古蜀文明的某些遗存，这是并不奇怪的。其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任何王朝的代兴都不可能完全切断前朝文化的延续，何况杜宇王朝的建立是以他和蜀地的江原女相结合所达成的政治联姻为基础的，因而在杜宇王朝的文化中必然保留着大量的鱼凫王朝时期的文化；另一方面，杜宇立为蜀王后，大量招徕随鱼凫王退保岷山的部众，使“化民往往复出”，回归其家园安居乐业，因而杜宇王朝初期的成都必然聚集着大量的三星堆文化因素。从历史的观点分析金沙遗址西周早期的文化遗存，对于其中包含或聚集了不少三星堆文化因素乃至其精华因素的现象，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六
金沙遗址10号祭祀遗迹玉璋所刻肩扛象牙跪坐人像，应是一幅写实之作，有可能刻画的是蜀王举行祭祀仪式时的跪祭形象，但也有可能不是蜀王跪祭，而是蜀人肩扛象牙前行即搬运象牙的形象刻画，这一类例子在古代近东文明的雕像中常常可以见到。
将金沙遗址10号祭祀遗迹玉璋上所刻四组对称的肩扛象牙跪坐人像图案，联系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牙璋上所刻祭山图图案，以及三星堆祭祀坑内出土的大型青铜雕像群、金杖图案、神坛以及神殿立雕等分析，商周时期的古蜀文明在艺术形式尤其绘画和雕刻艺术上，盛行具有连续、成组的人物和故事情节的图案，并以这些连续、成组的图案来表达其丰富而连续的精神世界，包括哲学思想、政治观念、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等。如果把这些图案分类进行整理，并加以综合研究，以分析古蜀文明的艺术形式及其文化内涵，将是很有意义的。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出，它们与同一时期中原玉器和青铜器图案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内涵有很大不同，而与近东文明艺术形式的某些方面有着表现手法上的相似性。这种情形，当可以再次证实古蜀文明与近东文明之间所存在的某种关系。商周时期古蜀文明这种富于形象思维的文化特征，在它后来的发展史上凝为传统，成为蜀人思维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商周时期古蜀文明有关文化和政治内涵的艺术表现形式及其手法，则在后来的滇文化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继承、发扬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