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晋一代的社会风尚，干宝《晋纪总论》曾有严厉的斥责：
二祖逼禅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会也。是其创基立本，异于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也。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其倚仗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
作为刚从西晋战乱、残破中走过的人，东晋史学家干宝的识断无疑要深刻、警醒得多。干宝这里说了两个根本问题：一，“创基立本，异于先代”，即依靠杀戮而夺得天下。“三分八百之会”用的是周朝的典故，“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尽至德也已矣。’” “八百之会”则指八百诸侯不约而聚，一同讨伐殷纣王。这样，西晋的立国就谈不上“至德”了，用干宝的话就是“宣、景遭多难之时，务伐英雄，诛庶桀以便事，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也”。二，“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即社会风气恶化，而最终导致“风俗淫僻，耻尚失所”，“依阿无心”的风尚，士人全无道德操守；这又反过来导致国家的覆亡。西晋所走的路正是这样，如果说，创基之始依靠杀戮，倒也能说得过去，关键是得了天下后要能树立国家威望，凝聚民心。这一点上，西晋初期司马炎所做的一切，却明显地偏离了这个方向，而滑向了依违两可、纵容的深渊。这不能不说是司马炎在国策上的严重失误。这里有两件事能够深刻说明：一是杀高贵乡公曹髦，一是伐吴之战。
景元元年（260），高贵乡公曹髦被杀，《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裴注引《汉晋春秋》、《魏氏春秋》，《晋书》卷二《文帝纪》，《晋书》卷四十《贾充传》，《资治通鉴》卷七十七都有详细记载。为彰显事情的详细经过，以《资治通鉴》所载来说明：
中护军贾充自外入，逆与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抽戈前刺帝，殒于车下。昭闻之，大惊，自投于地。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甚哀，曰；“杀陛下者，臣之罪也！”
其实，景元年间“威权日去”的曹髦，不过是一个随时都可抹去的傀儡、棋子；但曹髦非同于他人，“神明爽俊，德音宣朗”，一度又励精图治，曹髦曾莅临太学垂询德化、尧舜之事，就明显地看出内心所思；因此，这样的人是非杀不可的。但要杀，却显然背离儒家名教。退一步，即便弑君可以，弑君后又如何向天下交代——这实在是棘手的事，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即将建立的晋朝道义上的合理性以及人心向背等重大问题。从上所载能看到，司马昭采用了两种手段：一，“大惊，自投于地”，以此博得众人的同情和认可；二，当机立断，派人去请威望甚隆的陈泰（文帝时顾命四大臣之一陈群的儿子）商议对策。但这种弑君的把戏，明眼人一看即知；陈泰被逼无奈，在“子弟内外咸共逼之”下，也只得入内。然而，又不能明说，只好提议“独有斩贾充，少可以谢天下耳”；一个“少”字，充分说明了陈泰内心想说的话。但对司马昭而言，这不啻一个两难的境地：贾充是自己的心腹，杀了他，以后谁还会效力呢？不杀，又如何给天下一个交代呢？再三权衡利弊，司马昭以人微言轻、直接刺杀者成济为替罪羊，“夷其族”，算是有了一点交代。本来，事情如果至此，倒也罢了；但偏偏两方——帮司马氏弑逆的一方王沈、贾充，以及心向曹魏的一方王祥、司马孚，司马昭都给予封赏：王沈封安平候，贾充封安阳乡候，王祥则从司隶校尉升为司空。这就不免失当：如果强调忠，王祥、司马孚就当排斥；如果强调助篡的功劳，就当只赏王沈、贾充，绝不可能都加封赏。但司马昭也委实有难言之隐：王、贾确实出了力，不可不赏；王祥、司马孚作为名士集团，还需要他们的威望来凝聚天下人心。没有办法，只得都加封赏——顾不上国家准则了。
但事情远未为止。
十二年后的泰始八年（272）冬，贾充宴请朝士，庾纯后到，引起了争吵；弑君的事再一次被提及：
及纯行酒，充不时饮。纯曰：“长者为寿，何敢尔乎！”充曰：“父老不归供养，将何言也！”纯因发怒曰：“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充曰：“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纯曰：“高贵乡公何在？”众坐因罢。
弑君的阴影并未完全散去，士人心中的伤痛也没有平复。这是郁积在心中伤痛的集中爆发；因此，庾纯的言论一出，顿时论议纷然。结果庾纯被免官，理由是“陵慢”、“犯上”，不知谦敬之节，也不戒前车之鉴。但不久，庾纯又被复官，理由是另一种，即借醉后失态而曲为贾充掩饰。同一件事前后出语如此矛盾，不能不是司马炎的失策。尽管司马炎不得不抚平以庾纯为代表的名士群体的心灵创伤；但如此反复，却不能不受时人的腹诽。重要的是，毫无准则、依违两可地处理、平衡，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国家信誉的丧失——是非、曲直的界限都模糊了，那正直和谗佞还有什么区别呢？！
再看伐吴之役。“初，帝潜与羊祜谋伐吴，而群臣多以为不可，唯华赞成其计”，“及将大举，以华为度支尚书，乃量计运漕，决定庙算”。但就在这节骨眼上，“充虑大功不捷”而献表阻止；甚至在“王浚之克武昌”后，还遣使上表，一再谏阻：“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宜召诸军，以为后图”，甚至认为要腰斩敢于谋划伐吴之计的张华，不然，不足以谢天下。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吴平后，却赏赐帛八千匹，增邑八千户，甚至还分封从孙贾畅新城亭侯，贾盖安阳亭侯；弟贾阳里亭侯混、从孙关内侯。至于力谏伐吴的张华却仅“进封为广武县侯，增邑万户，封子一人为亭侯，千五百户，赐绢万匹”。武帝所为，显然失当，这正如裴楷在泰始七年（271）所直言的：“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贤人，与弘正道，不宜示人以私。”“示人以私”、偏袒的结果也只能是时人道德操守、信誉的丧失。
武帝时如此，惠帝时更江河日下，史载惠帝“不惠”，实际上是个白痴，于是给了皇太后父杨骏专权的机会。后来皇后贾南风杀了杨骏，但贾南风又被赵王司马伦所杀，接着就是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西晋的国势就这样彻底地衰落下去了。为此，稍微正直些的人，都不免对时弊有所批判：从横的历史进程看，约在魏文帝、明帝前后，徐靖“上疏陈儒训之本”，认为“明黜陟荣辱之路”，“浮华交游”就会“不禁自息”，言辞尚较温和、宽泛，仅停留在“浮华交游”的层面。之后的太初四年（230），董昭上疏“陈末流之弊”，言辞已变得激烈了许多：“忠信之士，深疾虚伪不真之人，以其毁教乱治，败俗伤化”，“毁坏风俗，侵欲滋甚”；因此以“法”、“刑”来禁止。显然，随着“浮华交游”的日益扩散，末流之弊已日趋严重，董昭上疏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形。不过，这只是初期的情况，尚不致倾动国家的根本；恣情的行为恐怕最多的也只是“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之类。而到了陆机入洛、“八王之乱”的时候，此风则愈演愈烈。和陆机同一时代的傅玄、裴等人对清谈的驳斥就更为愤激、峻切。傅玄甚至比之“亡秦”，“其后纲维不摄，而虚伪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对此可采用“冗散无事者，不督使学，则当使耕”的措施。针对无所事事的冗散之吏，要求从事力耕，不“坐食百姓”，在当时不无进步意义。傅玄这样，身在其中的清谈名士裴也“深患时俗放荡”，把其危害提到治国的高度加以批驳：从“贱有则必外形”，推论到“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这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清谈到了这个时候确实已蜕化、变质，已严重侵入到国家肌体之中。后来，王导在总结西晋败亡时也不得不说：“自魏氏以来，迄于太康之际，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迟，不遵法度，群公卿士，皆餍于安息，遂使奸人乘衅，有亏至道。”
也正是魏晋之际，士族开始形成。东汉察举孝廉、茂才，主要凭借“经明行修”，即“依倚道义，以就其声价”，也就是夏侯胜说的“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由此形成经学世家，“衣冠子弟”也多由此察举。《三国志》卷《公孙瓒传》载：“瓒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穷苦之地。或问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史书不常，公孙瓒的话表明东汉后期州郡进用“衣冠子弟”是通例。进用有份，察举自然也少不了他们，这样就出现了累世高官的情形，如弘农杨氏、汝南许氏。当然，这种察举制度也因东汉后期宦官、外戚的专权而受到破坏。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奔竞之风却在更大程度上让这些世家脱颖而出，除非它受到了某一致命的打击；因为所谓的单家，是无能为力，也无缘进行攀缘、结交贵戚。理所当然，各地出现了一些公认的大族，如天水的姜、阎、任、赵，冯翊的桓、田、吉、郭，吴郡的顾、陆、朱、张，会稽的虞、魏、孔、贺等。这些大族，虽然受到汉末战乱的强烈冲击，一些大族甚至因某种致命的打击而湮没无闻，如袁氏，官渡之战后就一蹶不振了；但更多的则是凭借基层较为稳定的实力和根基，而继续活跃在汉魏的政治舞台上，甚至延续到晋、南朝，稳定下来成了公认的士族，如颍川荀氏、庾氏。当然，这种家族地位的上升、稳定，要得力于某一政治因缘，荀氏、庾氏就是这样。据《晋书》卷三十九《荀传》，荀，魏太尉荀彧第六子，魏时以父勋除中郎，“宣帝辅政，见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骑侍郎”，这时并不怎么受司马懿的器重；但下面两件事，却足以改变他在司马懿心中的位置：一，曹爽专权时，“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营救得免”，而傅嘏正是司马氏一党；二，高贵乡公曹髦立，荀对司马师说：“今上践阼，权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要做充分的准备；果然，“毌丘俭、文钦果不服，举兵反”。为此，荀“预讨俭等有功，进爵万岁亭侯”；这样，荀最终获得司马氏的信任，飞黄腾达：“文帝辅政，迁尚书。帝征诸葛诞，留镇守。甥陈泰卒，代泰为仆射，领吏部”。 而荀氏家族的另一个人荀勖，就是在目录学史上编著《中经薄》的那一位，在魏晋禅代之际，也极尽攀缘之能事。本来，荀勖作为曹爽故吏，对曹爽还是有感情的，“爽诛，门生故吏无敢往者，勖独临赴，众乃从之”；但是，一旦情形不对，则迅速转向，毫不犹豫。不仅劝说“官骑路遗求为刺客入蜀”，还建议“伐蜀，宜以卫瓘为监军”，其屈节侍奉司马氏，可说是极尽心力。这且不说，重要的颇受后人诟病的是为保住势、位，荀勖提议以贾充女做太子妃；为此，将一“丑而短黑”的贾南风说成“才色绝世，若纳东宫，必能辅佐君子，有《关雎》后妃之德”——致使时人也看不下去，“时议以勖倾国害时，孙资、刘放之匹”；《世说新语？方正》注引王隐《晋书》更补上一句：“后世若有良史，当著《佞悻传》。”其族弟荀良、女婿武统也都劝说，要“怀恩”，“令有归戴者”，不要这样一意孤行。荀勖默然不应，但退而对诸子说：“人臣不密则失身，树私则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当宦达人间，宜识吾此意。”以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搪塞，实则骨子里考虑的只是一己、一家的利害关系，“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颜迕争，故得始终全其宠禄”。显然，极尽攀缘、附会，荀、荀勖保持了魏晋转变时的高门位置。另一在魏晋之际上升的颍川鄢陵庾氏，也类于此。据《晋书》卷五十《庾峻传》，庾峻的父祖从汉末以来就一直名位不显，“祖乘，才学洽闻，汉司徒辟，有道征，皆不就。伯父嶷，中正简素，仕魏为太仆。父道，廉退贞固，养志不仕”。不过，可能因祖上名声而得“历郡功曹，举计掾，州辟从事”。但庾峻很能抓住机遇，凭借“潜心儒典”的功底，在高贵乡公曹髦幸太学时，“援引师说，发明经旨，申畅疑滞，对答详悉”，而一举成名，迁任时人高看的清望官秘书丞。最终，“武帝践阼，赐爵关中侯”；其弟庾纯也被封关内侯。什么原因，史书没有明载，但比之张华，上书力促伐吴胜利后，也不过增封万户来说，最可能的解释是庾氏兄弟在禅代之际出了力，武帝论功行赏，被封了侯。
重要的是，魏武帝时开始的九品论人，到文帝时九品官人，又进一步保证了士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精于历代制度的沈约就说：“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本来只是“论人才优劣”，但在实行中，“冯藉世资，用相陵驾，都正俗士，斟酌时宜，品目少多，随事俯仰”，就成了大族世袭特权的保证，即“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了。家族地位的凸显正意味着国家权势和观念的弱化。本来，魏武帝时期，曹操以法令的形式，“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来抑制大族势力的恶性膨胀。这种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政策，无疑会再一次凝聚汉末以来士人丧失的国家观念。王粲《登楼赋》中“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刘桢《赠从弟》中“将需圣明君”，应玚《愍骥赋》等，都表明愿意效命沙场、为国尽力，就是很好的例证。但是，好景不长，好不容易凝聚的国家观念受到了司马氏代表的大族势力一次次冲击——高平陵政变、平淮南三叛、杀魏主曹髦、废曹奂等，都在一步步侵蚀士人本来就薄弱的国家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