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就出在这。以卑鄙、杀戮夺取政权，倒也无碍大防，只不过从一姓转到另一姓罢了；但是，一旦整个社会都毫无操守、气节，只知随波逐流，全然不以国家为念，最终丧失的还是国家。也正因为毫无操守，也正因为武帝的纵容，甚至推波助澜，西晋时的侈靡之风一时间甚嚣尘上。士人唯一的底线，只是一家私人的利益。后人每每神往的魏晋风流的外衣下是奢侈、放纵、聚敛无度和“特无操守”。这一点，有集中、精要的论述。当时的清流名士，要么“一食万钱，犹云无可下箸处”（何劭），“穷滋极珍”（夏侯湛），要么“占官三更稻田”，以“蓄积取讥”（裴秀、山涛），要么“聚敛积实”（庾敳），被温峤弹劾。吕思勉先生也曾深刻地概括过名士的忌刻与徼利。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九曾批评：“潘岳、石崇附贾谧，望尘而拜，不待言矣。而刘琨、陆机亦皆附谧，在二十四友之数。赵王伦之篡，乐广素号玄虚，乃奉玺绶劝进，而琨则为伦所信用，晋少贞臣如此。”这中间最典型的就是“一时谈宗”、“希心玄远”的王衍。在太子司马遹被贾南风废后，身为岳父的王衍怕惹火烧身，全然不顾姻亲情意，竟上表惠帝，请求女儿离婚。对司马遹委托上达圣听的述状，王衍竟隐匿不报，太子也终遭杀害。赵王伦篡位后，又佯狂斫婢，以求自免。“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睹中国之乱，便谋划“狡兔三窟”之计。被石勒俘虏后，又反过来劝石勒称帝，然而终不免排墙之祸（被推倒的墙活活压死）。其口中雌黄、再三反复，毫无一丝操守、气节可言。难怪一介武夫石勒对此也极为不满：“破坏天下，正是君罪。”这就是后人每每欣赏、视之若神仙的雅尚玄远、颓然渊放、宅心事外的一流名士。他们的注意力早已转向了一己家族的兴衰，转向了利禄名位的争夺，国家利益可全然不顾。无怪乎罗宗强先生深为慨叹“入世之深，机心之重，亦莫过于晋人”。这的确称得上是“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晋纪总论》所言不虚！
西晋末年刘琨与祖逖的境遇更说明了问题的实质。永嘉元年（307），受当时执政的东海王司马越的派遣，三十五岁的刘琨被任命为并州刺史。这种任命，实际上是王衍谋求“三窟”的结果。这一时节，士人已纷纷抽身南行。刘琨并州之行无疑是一种悲壮之旅。永嘉四年（310），洛阳处在石勒等的包围之中，司马越决定放弃洛阳，向东南撤退。永嘉五年（311），途中司马越忧惧病死，王衍率领军队在宁平城被石勒追及，“勒以骑围而射之，相践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西晋的主力军全部被消灭。司马越自救不暇，那司马睿呢？“及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因观禊事而先显示上国威仪，以威服吴地高门；同时“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就是说，司马睿的当务之急是安抚江南士众，建立基业，并不以中原为念，这也是史臣所说的“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中间最大的支持，只是毫无实权的晋愍帝给刘琨名义上的虚号而已。势单力薄的刘琨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但此时已无退路，在东平一役，“一军皆没”的情况下，刘琨只得投奔幽州刺史段匹磾。这一年，司马睿在江南称制，即建武元年（317）。后来在王敦密使的授意下，奋力危邦、苦心孤诣地支撑十余年的刘琨被杀害，可为一声浩叹！同一时节，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作战的祖逖，也受到了类似的牵制，“会朝廷将遣戴若思为都督”，又听到王敦叛乱将作的消息（王敦在322年起兵叛乱），致使“感激发病”而亡。于是，就出现这样的一幅画面：当过江士人感叹“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时，王导煍然变色，“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言辞是何等的慷慨激昂、掷地有声！然而，也正是这时，西晋末年慷慨为国、击楫中流的刘琨、祖逖，却几乎同时丧命：一个惨遭杀害后也没得到承认；一个被派人侵夺其权，致其忧愤而死——这又称得上怎样的“戮力神州”呢？！历史的事实是，终元帝、王导之世，都没能组织过一次北伐。当壮烈、忠心被视作灰尘，可以轻轻抹去时，谁还愿意为国效力呢！
刘琨死后的第二年（319），卢谌、温峤上表陈理刘琨冤情，朝廷才下诏吊祭。感激于刘琨的慷慨、忠义节操，卢谌“每谓诸子曰：‘吾身没之后，但称晋司空从事中郎尔。’”从纵的历史进程看，汉末党锢之祸疏离了士人对政权的依赖；魏晋之际，“（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以为常”，遭世多故，阮籍尚且如此，遑论他人。这时的士人，多依违于曹氏、司马氏之间，更谈不上什么节操、耿介。魏晋士人心怀天下的雄心抱负，进一步受到消弱；至少，国家的观念弱化了，忠的思想更不要了——这不能不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东晋初年，“五马渡江”，家国观念虽一度有所张扬；然而，刘琨的“负杖行吟诗，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只不过如一片瓦石，投入沉寂的大海，已激不起丝毫的波澜；剩下的，只是一己的门户私念。这不免正如李陵《答苏武书》所言：“陵虽孤恩，汉亦负德”。而东晋南朝三百年间，战火纷飞，局势动荡不已，爱国诗文无觅，也不能不由此探求根源；甚至三百年间的政治格局、思想观念的变迁，亦可由此推求。最重要的，国家观念的弱化便是文字创作中社会内涵的割弃。
$第二节 文学观念的重要转变
如果说，建安时期，“约作于建安后期，黄初三年（222）尚有增补的”《典论？论文》中“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及《与王朗书》“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代表着建安时期文学进取观念的主流；那么，近八十年后，陆机的《文赋》无疑能代表着西晋文学思潮的重要转向。
一如陆机本人所言，《文赋》的核心观念（或写作的宗旨）就是解决行文中“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因“放言遣辞，良多变矣”而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论作文之利害”。为此在开篇，陆机就鲜明地点出倾心“盛藻”。下文中积累、构思、表现三个阶段中，陆机都是围绕如何表达“盛藻”而展开的：一，积累阶段，“颐情志于《典》、《坟》”，“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即熟读《典》、《坟》，采摘“丽藻”，为己所用。二，构思阶段，上下纵横驰骋，“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割舍陈词，力求能独出机杼，也即是下文所说的“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三，行文阶段，“辞程才以效伎”，以才气来运思、遣辞，进而达到“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的效果。特别地，要注意言辞的表达：“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或览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种种手段，不一而足。要之，文章“尚巧”、“贵妍”，要“言拙喻巧”，“袭故弥新”。显然，作者所重的，只是行文、遣辞等技术操作层面，至于文章的社会功用，只是在文末略微点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还保留了一点儒家教化的尾巴。就是说，汉代定型的“诗骚”（或称“风雅”）传统，以及建安篇籍“不朽”、经国的观念，在这种追求“盛藻”的背景下，被有意地淡化、或淡出。这种情形在陆云《与兄平原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些书信中间，陆云与陆机商讨的着眼点和重心都是在谋篇行文方面，如“云作虽时有一佳语，见兄作，又欲成贫俭家，无缘当致兄此谦辞。又云亦复不以苟自退耳，然意故复谓之微多，‘民不辍叹’一句，谓可省”，“《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不审兄呼尔不？《咏德颂》甚复尽美，省之恻然。《扇赋》腹中愈首尾，发头一而不快，言‘乌云龙见’，如有不体。《感逝赋》愈前，恐故当小不？然一至不复灭。《漏赋》可谓清工。”等，思想方面则几乎不提。要知道，陆机正是以“伏膺儒术，非礼不动”而著称，这样人尚且如此，遑论他人！这也正说明了国家观念、社会责任承担的弱化（见上论）。
陆机重视辞藻、行文等技术操作层面的观念并非独逆众俗，而是整个社会氛围下的产物。成公绥《天地赋？序》就说：“赋者，贵能分赋物理，敷演无方。”又说：“岂独以至丽无文，难以辞赞。”而作此赋。本来，《汉书？艺文志》载“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观士风”，汉赋是为铺张扬厉、润色宏业而存在；但这里，成公绥已倾向于辞藻描述，即“分赋物理，敷演无方”，润色宏业不再提了。这一点，皇甫谧的《三都赋？序》走得更远一些，“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华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作也”，竟直接宣称赋作是“美丽之文”。而夏侯湛在《张平子碑》中，也明显倾向于赞誉张衡“造事属辞，因物兴！情下笔流藻，潜思发义，文无择辞，言必华丽，自著文之士，未有如先生之善选言者也”。张辅《名士优劣论》中在论司马迁、班固优劣时，以“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作为一个重要的理由来说明司马迁为良史；傅玄则以“述事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来贬说班固；泰始十年（274），陈寿《表上诸葛氏集》中“论者或怪亮文采不艳”而加以排斥——这都不能不说明辞藻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
当然，这也不是说时人都倾赏辞藻，忽视诗教，傅玄、挚虞等都是例证，只不过，这类人不甚多罢了。傅玄特别重视儒家诗教，甚至以此为标准评价刘向、刘歆：“（刘）向才学俗而志忠，（刘）歆才学通而行邪。《诗》之雅颂，《书》之典谟，文质足以相副，翫之若近，寻之若远，陈之若肆，研之若隐。浩浩乎其文章之渊府也。”在《连珠》体的论说中，也说“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微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当然，这与傅玄始终保持正统儒家的风范有关，他曾明言：“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觉也。”“尊儒尚学，贵农贱商，此皆事业之要务也”不过，其所青睐的“七体”典范，却多是重视辞藻的篇章：“若《七依》之卓轹一致，《七辨》之缠绵精巧，《七启》之奔逸壮丽，《七释》之精密闲理，亦近代之所希也。”这大概是时风所至，也在所难免了。另一评论家挚虞《文章流别论》中也标举过这种儒家诗教：
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子称赋莫深于《离骚》。贾谊之作，则屈原俦也。
挚虞对历代赋作的评价，基本上袭用班固《汉书？艺文志》、扬雄的观点，汉代赋家只赞颂了贾谊，“屈原俦也”，即“颇有古诗之义”，说白了，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义”，“ 敷陈其志”。并且，对“辞人之赋”、“ 古诗之赋”也进行了区别，认为辞人之赋“事形为本”，征事状物，意在逞博斗艳，而产生了“言当而辞无常”、“ 丽靡过美”的弊病。至于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阐发情志，“言省而文有例”，则是值得效法和肯定。一句话，淫辞充溢的辞人之赋“背大体而害政教”。这种严格以儒家诗教来规范、审视赋的创作，在“文”日益受到重视的社会氛围下，不能不说是赋作观念的一种倒退。
重视辞藻，从魏晋时人们对《楚辞》的评价中也能看出。详论见《拟遗迹于成轨，咏新曲于故声》一节。
第三节 西晋：博闻强记的推崇
晋武帝并不重视文学，这与魏武三祖正好形成鲜明的反差——在封建时代，此恐怕是影响晋文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晋虽不文”的一个潜台词。这期间，张华的上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只是出于对博学的尊重，以及抑制贾后（贾南风）势力的需要，张华才委以重任。所谓的贾谧“二十四友”也只是一个暂时的松散的政治团体，并非是以文会友；而历史上名声甚高的金谷园聚会也只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
姜书阁先生说：“骈文在汉、魏之际已经形成，到魏、晋之际，几乎所有的文人、学者，无论写什么文章，都无不以骈体行之。”这就未免有点宽泛，如陆机的《演连珠》的确是成熟的骈文；但陆机、陆云两人间的书信往来，却完全是散体，甚至不避口语、俚俗。重要的是，作为骈文的一个重要的成分——用典的情况，似乎还需要仔细梳理材料，才能辩明一些具体情况。
显然，用典的多少、技巧与作者的知识储备有很大关系；这一时期，确实对博闻强记比较推崇：其炫博逞才的集大成作品，无疑首推张华《博物志》，“造《博物志》四百卷”。（王嘉《拾遗记》卷九）这诚然遭到晋武帝以“仲尼删《诗》、《书》，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乱、神”，今却“惊所未闻，异所未见”，而要求“删剪”； 但“删剪”后，“帝常以《博物志》十卷置于函中，暇日览焉”。武帝显然是出自对博学的推崇才这样做的。这一时期的人也多以博学著称：
傅玄“少孤贫，博学善属文”；
何劭“博学，善属文，陈说近代事，若指诸掌”；
羊祜“及长，博学能属文”；
裴秀“博学强记，无文不该”；
司马繇“有威望，博学多才”；
荀“总角知名，博学洽闻，理思周密”；同传荀勖“既长，遂博学，达于从政”；荀绰“博学有才能，撰《晋后书》十五篇，传于世”；
李憙“少有高行，博学研精”；
华恒“博学以清素为称。死之日，家无余财，唯有书数百卷”；
庾纯“博学有才义，为世儒宗”；
束皙“博学多闻，与兄璆俱知名。少游国学，或问博士曹志曰：‘当今好学者谁乎？’志曰：‘阳平束广微好学不倦，人莫及也。’”
郄诜“博学多才，瑰伟倜傥”；
华谭“博学多通，在府无事，乃著书三十卷，名曰《辨道》，上笺进之，帝亲自览焉”；
张载“性闲雅，博学有文章”；
刘耽“博学，明习《诗》、《礼》、三史”；
温峤“性聪敏，有识量，博学能属文”；
郭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
范汪“及长，好学。外氏家贫，无以资给，汪乃庐于园中，布衣蔬食，然薪写书，写毕，诵读亦遍，遂博学多通，善谈名理”；
无论是当日的清谈名士，如傅玄、裴秀、荀，还是学者，如束皙、张载，都这么以博学而受到推崇，确可见一时的风气。当然，这些博学之士多是士族之人，也是不容讳言的事。但是，博闻强记并不一定表现在用典上。只有当隶事成为一种知识的炫耀、一种才华的展现时，这种知识性的用典才会成为普遍的追求，才会变成现实。
自后汉以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
（帝）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
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
这能说明：抄书、编书曹魏以来已是一种风尚。魏文帝编集《皇览》，恐怕也只是阅读的方便，一种博学的追求，不是有意从类书中找材料隶事。这有两点证明：一、曹丕文风流丽，隶事较少；二、当时的撰集者之一——桓范，其行文就基本不用典，如《群书治要》卷四十七所载其《世要论》中的《序作》、《赞象》、《铭诔》等，《桓范新书》也是这样，如《为君难》，整篇语意明白畅达。西晋时号称“强记默识，四海之内，若指诸掌”的张华，“图纬方技之书莫不详览”，“造《博物志》四百卷”，行文又“巧用文字，务为妍冶”，其行文该多隶事了吧？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对魏晋文的隶事，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以及近人黄侃的《札记》都有较精当的论述：
观乎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唯贾谊《鵩赋》，始用鹖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说，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