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以下，文士撰述，必本旧言，始则资于训诂；继则引录成言。（黄侃自注：汉代之文，几无一篇不采录成语者，观二汉书可见。）终则综辑故事。
这是一个渐趋发展的历史进程。贾谊、司马相如是西汉时重要的作家，但这二人也只是偶引“古事”、“旧辞”，可见这种风尚并不兴盛。只是到了东汉末年，崔骃、班固、张衡与蔡邕等人笔下，才渐渐显示“捃摭经史”的特色，但也更多的是引用经史的“成辞”，多概述其大意。魏、西晋时，更多的只是停留在“博闻强识”的层面。这一时期博学的如荀悦、应奉、祢衡、曹植、孔融、王粲、尹默、李撰、陈术等著书立说，就并不多加隶事，这是一个时代的风气，并不以个人为转移。至于“以一事不知为耻，以字有来历为高”，只是齐梁间才有的事。为明晓这一点，此举张华《归田赋》与张衡的同题文章比较。
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张衡）
育草木之蔼蔚，因地势之丘墟；丰蔬果之林错，茂桑麻之纷敷。用天道以取资，行药物以为娱。时逍遥于洛滨，聊相佯以纵意。目白沙与积砾，玩众卉之同异；扬素波以濯足，溯清澜以荡思。低徊往留，栖迟蓭蔼；存神忽微，游精域外。
从张衡到张华，其间大约经历了六七十年。张衡之作有浓郁的《楚辞》痕迹，甚至多用《楚辞》的语词和意象，并采用杂言句式，基本上没有什么对句。张华的文章则明显趋于整饬、工整，如首句“育草木之蔼蔚”，竟一连用了四个相同的句子，且多由对句结构篇章。但也显然，二人文中的隶事都不甚多，多为引录成言的语典，语言畅达而不艰涩，读起来也不觉有隔。再者，从现存的《博物志》来看，其类目多是异闻杂事，如山水、异物、药物、异俗、戏术、药论、服食、方士、人名考、文籍考、乐考、史补、杂说等。这些内容，确实如武帝《诏张华》中所说的“记事采言，亦多浮妄”，“惊所未闻，异所未见”，能增广见闻；但是，如若隶事，恐怕不易取资，因为这时骈俪成分最浓厚的是章表等一些实用文体（见第一章第三节《骋辞与藻饰》），或者是润色鸿业、抒发情志的赋作，这一时节时人特别重视赋的写作，见下节论述。这些作品显然不宜用这些街谈巷语，“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说”来隶事，毕竟有不庄重之嫌，自然不能达到书表等“雅正”的要求。为此，这一时期的隶事，多是“捃摭经史”，即在经书、史书里取资，而很少直接在子书里取资。或者说，作为谈资以炫广博，《博物志》是切于实用的：“武帝尝问汉宫室制度及建章千门万户，华应对如流，听者忘倦，画地成图，左右属目。帝甚异之，时人比之子产。”武帝倾情的，正是这种“应对如流”，“画地成图”的广博知识；时人欣赏的，也可能是这一点。
但这种追求，自是为宋齐以来隶事的兴盛做了充分的准备。
第四节 缛旨星稠，繁文绮合
《文心雕龙？时序》这样评价西晋的创作：
逮晋宣始基，景文克构，并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胶序篇章，弗简皇虑。降及怀愍，缀旒而已。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
“胶序篇章”是用《礼记？王制》“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周人养国老于东胶”的故实。郑玄注：“皆学名也。……东序、东胶亦大学。”即学校不在皇帝的考虑之列。钩之史籍，晋武帝确实这样。在刘勰看来，这也是西晋“不文”的重要原因。但这一时期“人才实盛”，他所提到的张华、左思、潘岳、夏侯湛、陆机、陆云、应贞、傅玄、张载、张协、张亢、孙楚、挚虞、成公绥等人，也是西晋最突出的作家。他们似乎很幸运能躬逢盛世，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结束，盛世的曙光就要来临；但是，这些人没能料到，在泰始登禅的熙熙攘攘、一片祥和中，他们的处境并没有想象的美好，甚至还不如处在战乱纷争下的邺下文士。与整个魏晋南朝相比，来自西晋高层对文学的青睐、扶持几乎没有。司马炎虽然一度宽宏纵任、豁达大度，有开国君主的气魄；但对文学并没有特别的关注。惠帝“不慧”，更人所皆知。怀帝时，国家已江河日下、日趋败亡，更遑论提倡文学——这当然谈不上对文学的重视和提倡。众所周知的贾谧“二十四友”、金谷园集会，也只不过是一个个暂时的松散的政治团体，其所提倡者贾谧、石崇并不以文才著称，自然更难以号令、组织群雄。与前面“魏之三祖”，以及后来的宋、齐、梁、陈的君主都几乎不遗余力地提倡文学，并身体力行，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当然，并不是说这是文学兴盛的唯一因素，而是说，封建时代，统治者的提倡和扶持无疑能推动文学更好地发展。西晋一朝，五十余年中，没有一个因文学才华而特意拔擢的，就说明了问题的实质。夏侯湛在泰始中曾作《抵疑》，对这种现实就有所反映。因为在“当路子”看来，一味地沉浸在艺文之中，“独雍容艺文，荡骀儒林；志不缀著述之业，口不释雅颂之音”；结果只能是“徒费情而耗力，劳神而苦心”，最终“陆沉”于世。这显然是现实的一种折射。而东汉末年，扬雄作《解嘲》，其解释“何为官之拓落”的原因，也不过是“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因与“当”、“时”、“适”、“得”、“宜”相悖，不能顺应察举制的要求，而不免“悖”、“惑”、“谬”、“狂”，即落拓的结局。两相比较，正好侧面说明艺文、著述不为时重的现状。
但文士还需要生存，还需要认可来体认一己的存在。然而，在士族制度渐趋形成、稳固的时候，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要浮出水面，不得不付出更大的努力。假如他们没能在禅代之际因某种机缘而上升的话；那么他就不得不甘于一介平凡、平庸的角色，或充当一个小小的幕僚，或沉沦下层民众中——不过，有时这反倒在一定程度上成全了他的创作。这一时期的张华、左思、潘岳的遭遇就是很好的例证。这三人都不是魏晋时的高门，父祖仕历均不显，特别是张华，少时孤贫，还放过羊。但有一点，这三人的功名心都比较强。不过，因际遇、遭逢不同，其结果也迥然有异。三人中，张华的年辈稍长（生于魏明帝太和六年，即232年），青年时代正赶上魏晋禅代之际；张华也正以一己才能博得了武帝的信任：一，因博学而受到器重：“武帝尝问汉宫室制度及建章千门万户，华应对如流，听者忘倦，画地成图，左右属目。帝甚异之，时人比之子产”；为此，数年间，就拜中书令，后加散骑常侍。二，力劝武帝伐吴，因“运筹决胜，有谋谟之勋”，而进封为广武县侯，增邑万户。正是这两点奠定了张华在晋初的地位。之后惠帝时，更因张华出身庶族，“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受到当权者贾后、贾谧的信任，而成为朝廷的重臣。比较之下，潘、左就没这么幸运了。潘岳弱冠时（这已是泰始三年，即267年）才走上仕途，进入贾充府；但因气性轻躁，为众所疾，一直沉沦下僚。直到加入贾谧二十四友，才有了升迁的机遇。但300年，赵王司马伦杀了贾后，也就阻断了潘岳的仕途。而就是这种姗姗迟来的升迁，对生年又晚于潘岳五年的左思来说，也可望而不可即了。左思只有一段时间当过秘书丞。这虽与左思本人貌寝口讷、性格内向有关；但与士族制度等也不无大的关系。这中间，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武帝以后，忙于争权夺利的杨骏、贾后一干人，是无暇，也没有精力倡言文学了。
这种混乱时局，再加上武帝以来政失准的、士无特操，无疑极大地削弱士人因国家新立而培养出来的崇高情感。无奈之下，就会较少地关注社会内容，或不去关注；多只是从身边、日常细物琐事中发掘一瞬间的情感，“感时而骋思，睹物而兴辞”。这一时期咏物赋的兴盛，就是很好的说明。对咏物赋而言，前代铺张扬厉、雍容揄扬、润色鸿业的赋风是无力为继了——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他们已缺少了汉代士子因昂扬时代而激发出的勃勃激情，奇思异想也没了，就势必踏上征实的路子。这一时期《三都赋》的写作和序都充分说明了这种文风的主流地位。“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图而校；体国经制，可得按记而验”， 这种严格的征实文风不仅一时兴盛，还得到了身居高位、以文才领袖天下的司空张华的叹服：“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为此，豪贵之家竞相传写，创造了一个后世神往的“洛阳为之纸贵”的神话。张华的高誉，以及洛阳纸贵的故事正说明“征实”文风的盛行和时人的认可。这种“征实”倾向，也正日益渗透到体物小赋的写作上。问题是，对这些琐屑细物，并没有什么真情实感，可能也谈不上什么寄托；但又要写，就不得不走铺张其辞，“巧用文字，务为妍冶”，穷形尽相的路了。事实上，多数人也正是这样。这种创作上的整体变迁，正如沈约《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论》、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说：
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
在沈、刘看来，西晋诗风显著的特点就是“缛旨星稠，繁文绮合”，藻采华丽，“采缛于正始”；至于如何达到，刘勰只是提到“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再结合《丽辞》篇中“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可看出这有两种手段：一、“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即练字，也当是上面说的“析文”；二、至于“剖毫析厘”，则当是描写追求穷形尽相，即“流靡”，追求绮靡。这种情形，具体说有以下三种表现：藻饰、对偶和隶事。隶事在本章第三节已讨论，此处从略；下面只看一下藻饰和对偶。
藻饰，说穿了，主要体现在字词、句意的锤炼：
其源出于王粲。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潘）岳为文选言简章，清绮绝伦。
诗家练字琢句，始于景阳，而极于鲍明远。
能看出对这些人的品评中，张华“巧用文字，务为妍冶”、潘岳“选言简章，清绮绝伦”、张协“练字琢句”等都是侧重于字词的雕琢、锤炼方面。这也说明此是当日诗人作诗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练字琢句功夫的具体情形，可在陆云《与兄平原书》中窥得一二，如：
省诸赋，皆有高言绝典，不可复言。顷有事，复不大快，凡得再三视耳。其未精，仓卒未能为之次第。省《述思赋》，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恐故复未得为兄赋之最。兄文自为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不审兄呼尔不？《咏德颂》甚复尽美，省之恻然。《扇赋》腹中愈首尾，发头一而不快，言“乌云龙见”，如有不体。《感逝赋》愈前，恐故当小不？然一至不复灭。《漏赋》可谓清工。兄顿作尔多文，而新奇乃尔，真令人怖，不当复道作文。
这些娓娓道来，甚至不厌其烦的书信，得以让我们真切地看到成稿后讨论、修改的过程。对于陆云的建议，陆机应当是遵循的；至少，陆云提议让陆机删去《羽扇赋》开端“乌云龙见”一句，现存《羽扇赋》中是找不到该句的。《文赋》中“考殿最于锱铢，定去留于毫芒。苟铨衡之所裁，固应绳其必当。”陆云追求“清省”等都是重视练字的表现。重视练字，自可用删削浮辞的方式；但也可增词、增意为饰。不过，对陆机而言，也正因过度藻饰，出现了“腴辞弗翦，颇累文骨”的不良倾向。这也遭到“文贵清省”的陆云的反对：“兄文方当日多，但文实无贵于为多”，“《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作《蝉赋》二千余言，《隐士赋》三千余言，既无藻伟体，都自不似事。文章实自不当多”。这些浮辞，当然都在该删之列。
不过，这些琢章练字的情形，比起《文心雕龙？定势》篇中论宋齐人“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的种种求讹、求新的技法，实在是小巫了。详细内容见后。
对偶：《世说新语？排调》载：
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谈。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陆曰：“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荀答曰：“本谓是云龙骙骙，乃是山鹿野麋。兽微弩强，是以发迟。”华乃抚掌大笑。
张华以二人俱有才气，令“勿作常谈”。二人果然不负其望，刚一交手，就气度非凡：“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鸣鹤”，“云间”、“日下”，其取境之宏阔都远非流俗能比。重要的是，这两句气度不凡、意蕴特出，正构成一个工稳的对仗而相得益彰。这种对仗能不假思虑、脱口而出，不能不看出二人对偶对浸润程度之深。无独有偶，东晋中期释道安与习凿齿刚一相见，道安就咄咄逼人：“弥天释道安。”习凿齿则言：“四海习凿齿。”由此引得时人折服，叹为佳对。这也是脱口而出的工对。这两个例证，一个在西晋，一个在东晋，之前没能见到，就足以说明这一时节时人是极为关注偶对的。这一点，如果与《世说新语？言语》第12条比较，则不能不看出时代关注重心的变迁。本来，钟繇的两个儿子偷酒喝，本无所谓正误；但二人却各自找了理由辩解：“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偷本非礼，所以不拜”。他们辩解的是非曲直可暂且不论；值得思索的是引经据典所彰显的社会风气。《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载钟会：“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这除反映曹魏初期高门子弟接受教育的具体情况，也见出钟会受儒家经典浸润的情形。正是熟习儒家经典，才能脱口而出“酒以成礼”之类的话，这是时代的产物。但这种情形，到了西晋，儒家经典几乎不再作为谈资了；言语的优美、藻饰才更令人倾倒、心悦诚服。上述陆、荀二人的对话，就反映了对偶日益浸润的情形。由此，与此观念对应，这一时期诗人的名对确实多了。明代谢榛就曾列举这一时期的名对：
张华曰：“洪钧陶万类，大块禀群生。”左思曰：“昊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张协曰：“金风扇素节，丹露启阴期。”潘岳曰：“南陆迎修景，朱明送末垂。”陆机曰：“逝矣经天日，悲哉带地川。”以上虽为律句，全篇高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