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能说，正是这种特有的嗜好，这些人模拟、制作了一些吴声、西曲，如据《乐府诗集》，臧质作《石城乐》、元嘉二十六年（449）随王刘诞作《襄阳乐》、元徽五年（477）沈攸之作《西乌夜飞》等。而江南民歌之所以能由市井进入宫廷，这一时期聚集在皇帝周围、正在上升的寒人，无疑给了起自寒微的王室较大的影响。这些文化本不甚高的“市井小民”一旦腾达后，对淫逸、声色会如何地不加掩饰、放纵地追求。上面所引的徐湛之、沈庆之、柳元景等就说明了这一点。但也显然，一些民歌在进入庙堂入乐时势必会遭到删改、或直接摒弃；因为是这些人在时时“欣赏”官乐，势必会据一己口味、偏好对民歌进行加工。此对今人理解遗存在《乐府诗集》、《玉台新咏》中的歌词，恐怕至关重要，因为它将本可能多一些色调的民歌蜕变成了几近清一色的情歌。一个显著的例子是西曲《估客乐》。据《乐府诗集》卷四十八《清商曲辞》引《古今乐录》：“《估客乐》者，齐武帝之所制也。帝布衣时，尝游樊、邓。登祚以后，追忆往事而做歌。使乐府令刘瑶管弦被之教习，卒遂无成。有人启释宝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方，便就谐合。”武帝“尝游樊、邓”，当在前废帝任襄阳太守时；只有这时他才能安然游处樊、邓。又，就是凭借襄阳的兵马，十余年后萧赜夺得了刘宋天下。显然，这一时节萧赜更多的当是处心谋虑如何夺得天下，自当言其兵革苦辛，然而其所追忆的却是昔日艳遇，并一再要求配歌入乐，这是因为萧赜和宝月的歌辞都是不折不扣的情歌。这不能不看出是萧赜有意择取下的一个必然结果。
这种删削、更易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与享乐相联系，民歌在入乐时，即便有些本身不是情歌，也在向艳情方向蜕变。如《欢闻变歌》，本是褚太后哭穆帝驾崩的凄苦之歌，与情爱基本无涉，“阿子汝闻不”，但却一变为偷情之作，“欢来不徐徐，阳窗都锐户。耶婆尚未眠，肝心如推橹”。《懊侬歌》，其本来面目可能只是一记政治谶语，即《懊恼歌》，却一变为《懊侬歌》，歌曲与“侬”紧密相连，成了地道的情歌。《西乌夜飞》，本事为“沈攸之举兵发荆州，东下，未败之前，思归京师，所以歌”，却也尽为绮罗香泽之态：“夫归恩情重，怜欢故在傍”，“持底唤欢来，花笑莺歌咏”，与本事的距离不啻千里。《乌夜啼》，本是刘义庆惊惧迫害，后涣然冰释而作的歌，与爱情毫不相干，郭茂倩即认为“今所传歌辞，似非义庆本旨”。但郭氏所集的八曲却全是情歌——这不能不说明民歌在入乐时遭到删削而变异的事实。
二，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有进步意义的民歌遭到了摒弃。如《世说新语？容止》刘孝标注引《灵鬼志谣征》：“明帝末，有歌谣：‘侧侧力，放马出山涧。大马死，小马饿。’后苏峻迁帝于石头，御膳不具焉。”《世说新语？崇礼》：“于时荆州为之语曰：‘髯参军（指郗超），短主簿（指王珣），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这些民谣是根本不被入乐的。即以《宋书》卷三十一《五行志？诗妖》中所载的四十七首民谣来看，也仅有两首被采入乐府，即“阿子汝闻不”（《欢闻变歌》）和《懊恼歌》；而且，即便是这两首，也在入乐时产生了变异。大量的反映民生疾苦、或政治的民谣都遭到了无情的删除。
显然，这种纯粹以一己欲望和嗜好而进行的删改，其筛选的视野无疑是褊狭的。这种艺术趣味日益发展，便演化、蜕变成了梁陈畸形的颇受后人訾议的宫体诗——这正可说其来有自。而宫体诗风，在南齐时就已有表露了：
抱月如可明，怀风殊复清。丝中传意绪，花里寄春情。掩抑有奇态，凄锵多好声。芳袖幸时拂，龙门空自生。（王融《琵琶》）
江南箫管地。妙响发孙枝。殷勤寄玉指。含情举复垂。雕梁再三绕。轻尘四五移。曲中有深意。丹诚君讵知。（沈约《咏篪》）
玲珑类丹槛，迢亭似玄阙。对凤悬清冰，垂龙挂明月。照粉拂红妆，插花理云发。玉颜徒自见，常畏君情歇。（谢朓《镜台》）
这已可看出视野的窄狭和诗思的贫乏，甚且只能以周遭的琐屑细物为描述对象，流为一种明显的游戏之作。这也罢了，问题是，本只是一种乐器、一种器物，或自然景物；但却进行了有意地转换，只是联想到“传意绪”、“寄春情”、“曲中有深意”、“淫淫客泪垂”、“常畏君情歇”等，格调就不免等而下之了，不能不反映作者诗思的贫乏和意绪的转移了——只是求声色的传达和享受了。琐屑细物不是不能表达慷慨、激昂，或悲壮、深远的情愫，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不就是一种雄浑、高远的境界。
在这享乐纵逸之风下，社会民生、嗷嗷待哺的小民自是无人关注了。
客观地说，出身于“名微位薄”，甚至曾欠刁逵社钱三万的刘裕，在夺得帝位后，是进行了一些减轻负担、缓和矛盾的举措，如：侨寓京口的刁氏“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刁氏既富，奴客纵横，上山锢泽，为京口之蠹”，“宋（指刘裕）既诛（刁）畅，散其谷帛金钱牛羊，令民称力取之，弥日不尽。时天下饥俭，编户菜蔬，及刁氏之破，百姓充足。”义熙九年（413），“先是，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至是禁断之。”刘裕称帝之初，就命令人民积欠政府的“逋租宿债”，不复收取。文帝也很重视农业生产，减轻人民的负担。总之，这一时段被后来史学家称为“元嘉之治”（当然不无溢美之词）。但是，这种繁盛并没有持续下去，元嘉二十七年（450），北魏拓跋焘大举南侵，刘宋遭此浩劫，国力就大大地削弱下来了。重要的是，在表面繁盛的下面，是人民凄惨、悲苦的生活。《通典》卷三《食货？乡党》载：
以至于齐。于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薄籍于此大坏矣。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竞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官荣爵，随意高下，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
沈约说的“东堂校籍”，即指《南齐书》卷三十四《虞玩之传》中，建元二年（480）齐高帝在虞玩之上书建议校籍后，“别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于是货赂因缘，籍注虽正，犹强推却，以充程限”一事。这样，沈约所论的“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显然是指南齐时的情况。关键是，这“一万许钱”在当日是多大的一个数目。
需说明一下，鉴于货币的严重缺乏，永明四年（486），南齐政府采用二分取钱、一分取布的折算办法来缴纳租调；永明五年，又改用钱、帛兼半的办法，实际上是要缴纳钱币。但“因泉铸岁远，类多翦凿，江东大钱（指孙权时所铸的大钱），十不一在”，又因“公家所受，必须轮郭完全”，于是不得不“买本一千，加子七百”，就是说，以一千七百钱换好钱一千。当时的物价也可约略推断：
稼穑难劬，斛直数十，机杼勤苦，匹裁三百。……东间钱多剪凿，鲜复完者，公家所受，必须员大，以两代一，困于所贸，鞭捶质系，益致无聊。……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钱一千，而民间所输，听为九百。渐及元嘉，物价转贱，私货则束直六千，官受则匹准五百，所以每欲优民，必为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余，其四民所送，犹依旧制。
这正好是齐高帝时萧子良上书所说的价格，能作为判断依据。在货币缺乏的前提下，“入官好布，匹堪百余”（上面说的“匹裁三百”，可能是市场价格）；这样，“一万许钱”就需要近一百匹布——这自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而《南齐书》四十六《顾宪之传》载：
山阴一县，课户二万，其民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刻又刻之，犹且三分余一。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
山阴县在萧齐时属大县，经济情况肯定要好一些；但即便如此，赀产（家产）三千以上的，也不过占一半。而这赀产三千以上，都是“士人复除”，即都是拥有免役特权的士人。而且，这种赀产的算法不无严重问题：
乃令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屋不得瓦，皆责赀实。
而守宰相继，务在裒克，围桑品屋，以准赀课。致令斩树发瓦，以充重赋，破民财产，要利一时。
把所有的家产，甚至连片瓦、桑树都计算在内，甚至据此课以重赋，这种算法的苛刻程度于此尽现（周朗说的是刘宋末年的情形，与萧子良说同属一个时期）。这样，能出得起“一万许钱”的人显然少之又少；就是说，沈约所说的“粗有衣食者”，当并不是现实情况，大约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粗有衣食”的，应该是家产比较丰实的人家。但是，不仅沈约明确说“凡粗有衣食者”能够办到，虞玩之也说“行货求位，其涂甚易”（审其文义，虞玩之说的也是指“更改籍注”的事），这是其一；其二，这时“冒籍”的人有多少呢？“自泰始三年（467）至元徽四年（476），扬州等九郡四号黄籍，共却七万一千余户。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犹未四万。”据《宋书》卷三十五《州郡志》扬州领户一十四万三千二百九十六，“却籍”的（即有问题的）竟占了一半。对此，庾玩之忧心忡忡，“神州奥区，尚或如此，江、湘诸部，倍不可念”。“冒籍”的人如此之多，是事实；而按上面所论，一般人又很难承受，这是为什么呢？我推测，这些“冒籍”的，更多的就是商人，或衣食颇丰的小地主。这些人手中有钱，假如他在元嘉末有二十匹，并在当时换成了钱，那么他就有了一万钱，这二十匹当然是一个不大的数目。这样他就能以昔日的积蓄来“货赂因缘”，更改籍注。
关键是，加上上交钱、帛的折算，这就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社会恶果，也即上引《周朗传》中说的“民以此，树不敢种，土畏妄垦，栋焚榱露，不敢加泥。”以及《萧子良传》中的“每至州台使命，切求悬急，应充猥役，必由穷困。乃有畏失严期，自残躯命，亦有斩绝手足，以避傜役。生育弗起，殆为恒事。”而《南齐书》卷四十一《周颙传》也说“窃见滂民之困，困实极矣。役命有常，祗应转竭，蹙迫驱催，莫安其所。险者或窜避山湖，困者自经沟渎尔。亦有摧臂斫手，苟自残落，贩佣贴子，权赴急难。”齐高帝建元三年（481），刘思效上谠言，“宋自大明以来，渐见淍弊，征赋有增于往，天府尤贫于昔。兼军警屡兴，伤夷不复，戍役残丁，储无半菽，小民嗷嗷，无乐生之色。”这些都正可见当日农村残破、凋零到了何种境地，周颙说的正是山阴大县的情况。一句话，“是杀人之日有数途，生人之岁无一理”。为此，周朗愤懑地质疑：“不知复百年间，将尽以草木为世邪！”也都反映了这种现实。西晋末年，束皙《贫家赋》曾写到“丁饥寒之辛苦”的贫家生活，“无衣褐以蔽身，还趋床而无被，手狂攘而妄牵，何长夜之难晓，心咨嗟以怨天。债家至而相敦，乃取东而偿西。行乞贷而无处，顾影以自怜”。两相比较，虽同样凄惨，但至少还没到“斩绝手足”、“自经沟渎”、“摧臂斫手，苟自残落”、“贩佣贴子”的地步。这也能进一步证实 “一万许钱”并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一般人家是没有的；但是，为了生存，免于濒临死亡的威胁，而不得不“互相因依，竞行奸货”了；因为，只要更改了籍注，成了士人，就“百役不及”，可以“高卧私门”了。那么，这种“冒籍”的人有多少呢？据前所引文，有问题的竟占了一半。为此，庾玩之忧心忡忡，“神州奥区，尚或如此，江、湘诸部，倍不可念”。这正看出，“冒籍”是极端贫困、走投无路下不得已的一种选择；也正是这样，极端的压迫下最终激起了唐寓之农民起义。
然而，如此恶化的现实，西晋时尚有王沈《释时论》、仲长敖《核性论》、鲁褒《钱神论》等反映时弊，而今却“未闻一人开一说为陛下忧国家”，高门大族只是一味地浅酌低吟，沉溺于声色、纵逸之风；或者，“与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即便是躬耕南山的陶渊明，也只不过抒写一己的饱暖、饥寒；寒庶出身的鲍照更多的也只是执著功名，“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周遭百姓的饥寒、贫苦也都似乎充耳不闻，这又不能不令人倍增叹惋、痛惜。
这样，上层的淫靡纵逸与小民的极端贫困正构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这也足以看出齐梁时弥漫一时的追求骈俪文风是建立在怎样一个极端恶化的社会环境中，即便是理论大家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在概述建安诗歌的内容“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时，也没见其对直接描绘社会动乱、民生疾苦作品的肯定。这不能不发人深思。
$第二节 争趋求新
元嘉时期（424—453），文学思想发生了转变。这一点，在檀道鸾、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文心雕龙？明诗》、《诗品？序》等都有体现：
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许）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
东晋后期，谢混改变玄言诗风，由此带来了山水文学的兴盛。到了元嘉，如前所论，从上层士族到一般庶族，几乎都把骈俪当作了典雅文风的载体。这种情形下，要一竞高下，势必要力争“新奇”。《文心雕龙？通变》中“宋初讹而新”，实际上就概括了时人的这一努力。确系如此，“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卷五十五《文学传论》。整个南朝，力争“新奇”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潮流。主张新变的作家，一直不绝如缕，如王微、张融、徐摛、王融、谢朓、沈约等人。《宋书》卷六十二《王微传》：“且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澹无味。”《南齐书》卷四十一《张融传》：“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汝可师耳以心，不可使耳为心师也。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丈夫当删《诗》、《书》，制礼乐，何至因循寄人篱下。……政以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吾无师无友，不文不句，颇有孤神独逸耳。”《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中《狱中与诸甥侄书》：“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梁书》卷三十《徐摛传》：“（徐摛）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梁书》卷四十九《庾肩吾传》：“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可师耳以心，不可使耳为心师也”，以及“吾无师无友，不文不句，颇有孤神独逸耳”，张融的宣称正可作为那一时代追求“新奇”的最好注解——每个人都有一己的方式，也都有其孤神独逸之处。范晔不无自得的矜持中，认为《汉书》序论“往往不减《过秦》”，更让我们能看到那个时代因文采飞扬而拥有的强烈自信与傲视；要知道，这是在狱中写作，生命悬于一线，却还津津乐道于一己的文采，其执著于文采确实称得上根深蒂固了。这些都是对“新奇”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