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也是自刘宋以来右文之风兴盛下的产物。前已引裴子野《雕虫论》明帝“每国有祯祥及行幸宴集，辄陈诗展义”，以及一介武人沈庆之曾被强令作诗，就是当日实际情况的反映。在“人自藻饰”的社会氛围中，要想脱颖而出，自需“新变”不可。《梁书》卷十四《任昉传》所载的“当时王公表奏，无不请焉。昉起草即成，不加点窜”，就可能是“困于课限”的产物。即便在梁朝，这种风俗依旧存在：“厥少有风概，好属文，五言诗体甚新变。”精心研读六朝骈文“垂三十年”的孙德谦也认为“文之反正、喜尚新奇”，可以“统论六朝”创作倾向。
但也显然，“新变”说来容易，做来却难。这里，不妨依据史籍来探求当日追逐“新变”的手段。对此，刘勰《文心雕龙》已有过一些阐述：
宋初讹而新。……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通变》）
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定势》）
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练字》）
近代辞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语求蚩，反音取瑕，虽不屑于古，而有择于今焉。（《指瑕》）
刘勰所说的“近代”，常指刘宋和南齐前期。这一时期，时人为了“新奇”，将散体的汉代文章弃置一边，只师范宋人的作品；这大概是因为刘宋时代骈文已经较为成熟，作品又多，容易取资的缘故。至于取新之道，在刘勰看来，主要有一，“反正”，即“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例如江淹《别赋》“孤臣危涕，孽子坠心”，本应是危心坠涕。又《恨赋》“意夺神骇，心折骨惊”，本应是骨折心惊。再如《六朝丽指》第37条载鲍照《石帆铭》“君子彼想”，“ 恐是想彼君子类”。又，“庾子山《梁东宫行雨山铭》：草绿衫同，花红面似，其句法本应作“衫同草绿，面似花红”，今亦颠之倒之者，使之新奇也。实际上，这种颠倒文句的做法，东晋时也有，如《世说新语？排调》：“孙子荆少时欲隐，语王武子当枕石漱流，乃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虽然孙绰未免强词夺理，但足征当时风尚。
二，“一字诡异”，即练字。如范晔《后汉书》“邓彪仁厚委随，不能有所匡正”，不说“委靡”而说“委随”，有随从之意。左雄上疏“或因罪咎引高求名”，不说“务高”，而说“引高”，有借饰之意。《南史》沈约云：“此公护前，不让则羞死。”不说“护过”而说“护前”，“前”字所包范围更广。至于“中辞而出外”是说句子辞汇提到句前或句后。回互，回转的意思，见《文选》木华《海赋》“乖蛮隔夷，回互万里”中李周翰的注。
再如刘孝仪《从弟丧上东宫启》“虽每想南皮，书忆阮瑀，行经北馆，歌悼子侯，不足辈其深仁”中“辈”字，本为同类，此处却借用为等价、比得上，用词新颖、独到。
三，“比语求蚩，反音取瑕”。所谓“反音”，即反切。这里指用反切等声韵方法来表现新奇，《颜氏家训？文章》有举例解释。“此云‘比语’‘反音’者，如《吴志》‘成子阁’反‘石子冈’，《晋书》‘清暑’反‘楚声’，《宋书》‘袁愍孙’反‘殒门’，《齐书》‘东田’反‘癫童’，‘旧宫’反‘穷厩’，《梁书》‘鹿子开’反‘来子哭’，《南史》‘叔宝’反‘少福’，此所谓求蚩取瑕也。”六朝人也常好以反切来讥讽别人，如《金楼子？杂记上》所载：‘何僧智者，尝于任昉坐赋诗而言其诗。任云：“卿诗可谓高厚。”何大怒曰：“遂以我为狗号（按：高厚切狗，厚高切号）！”任逐后解说，遂不相领。’”
这种新奇手法，除上所举“颠倒文句”外，又指明了以下三种方式：
一，“诡更文体”，即变更文体，“力趋新奇，而不自觉其讹”，如韦琳《表》、袁淑《鸡九赐文》、沈约《修竹弹甘蕉文》等，都是戏拟较神圣、庄重的进表、九赐文和弹劾文，成了缘情托兴的戏谑之文。
二，不用本字，假借他字，虽为新奇之法，但却致使文义不通。孙氏举任彦升《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阮略既泯，故首冒严科”中的例子，即本应为“固 ”，本来是的意思；但任昉却作为“故”字，文意“转至不可解”，孙氏据此认为“此亦新奇之失讹于一字者也”。 又举《北山移文》“道帙长殡”，认为“殡”字借为埋没意，“究非檄移正格”。江文通《为萧拜太尉扬州牧表》“若殒若殡”，据《说文》“殡，死在棺，降迁葬柩，宾实遇之。”“今文果从本义，则殡为死矣。”由此，孙氏认为“章表之体，理宜谨重，何必须此殡字，盖亦惟务新奇，讹谬若此也。”
三，藏词，即其所举的“则哲”、“如仁”之类。“则哲”出自《尚书》：“咎繇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时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如仁”出自《论语？宪问》“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即截取语词而代指“知人”、“管仲”。详可见第四章第三节相关论述。
“新奇”虽有如此不足，或讹谬，孙氏还是整体上给予了肯定，“‘情欲信，辞欲巧’，礼家且云尔，又何病乎新奇哉！”
除第37条集中论述外，第24条、第31条又提出了“代字诀”，“更易成语”法，可作为“新奇”之法的补充。所谓的“代字诀”，即用他字来代替，以达到新颖、“研练”和“艳丽”的目的。孙氏举江淹《太祖诔》“誉馥区中，道庆氓外”，以及《为萧拜太尉扬州牧表》“礼蔼前英，宠华昔典”的例子，认为“馥庆蔼华，皆代字诀”，假使写成“誉播区中，道高氓外”，“ 礼茂前英，宠盛昔典”，其神采、研练就顿失了许多。其他如丘迟《永嘉郡教》：“曝被拘牛”，以拘代牵；孔稚珪《北山移文》：“架卓鲁于前录”，以架代驾，都是“避陈取新之道”，“ 六朝文中类此者至多”。
“更易成语”法，指“六朝文士，引前人成语，必易一二字，不欲有同抄袭”。孙氏共举了六个例子，即沈约《梁武帝与谢朏敕》“不降其身，不屈其志”（化用《论语》“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梁简文帝《与刘孝仪令》“酒阑耳热，言志赋诗”（化用魏文帝《与吴质书》“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梁武帝《请征补谢朏、何胤表》“穷者独善，达以兼济”（化用《孟子》“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沈约《修竹弹甘蕉文》“每叨天功以为己力”（化用《国语》“贪天之功以为己力”），陈后主《与詹事江总书》 “言不写意”（化用《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王孝籍《上牛宏书》“乏强兄之亲”（化用李密《陈情表》“内无期功强近之亲”）等。六例中，四例是齐梁时的文章，也可见此一时之风尚。总之，“凡若此者，悉数难终。盖引成语，而加以剪裁，以见文之不苟作，斯亦六朝所长耳，彼宋人则异是。”
透过这些取新之法，确实能看到南朝人对“新奇”的执著追求和勤于用力。
第三节 永明声律
永明声律的理论形成于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2），标志着人们对诗文音声之美的追求达到了一个更自觉的阶段。对这一现象，当代已多有探究。今试补论如下。《南齐书》卷五十二《陆厥传》载：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南史》卷四十八《陆厥传》在“以此制韵”，“不可增减”间多“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
《陆厥传》中所说的“约等文皆用宫商，……不可增减”的具体阐释，见于沈约《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论》：“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沈约于永明五年（487）奉敕修撰《宋书》，仅一年即毕功。因此，这是永明初年沈约的观点。言辞之间，沈约颇为自得“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甚至魏晋以来的大家，“张（衡）、蔡（邕）、曹（植）、王（粲），曾无先觉，潘（岳）、陆（机）、谢（灵运）、颜（延之），去之弥远”。但这遭到了陆厥的驳斥，陆厥一方面指出沈约自身言语表述的矛盾：“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却又说他们“与理合，匪由思至”；另一方面，指说自魏文帝《典论？论文》以来已多有以清浊来论音律的，“但观历代众贤，似不都此处，而云‘此秘未睹’，近于诬乎？”“苟此秘未睹，兹论为何所指邪？”对此责难，沈约以“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举。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何况复过于此者乎”加以辩说。客观地说，确如陆厥说的那样，魏文帝以来，音韵已经有所注意，一些诗歌也确实合乎平仄，沈约所说的“先士茂制，讽高历赏”之作，“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分别指曹植《赠丁仪王粲诗》“从军度函谷，驱马过西京”，王粲《七哀诗》“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作诗》“晨风飘歧路，零雨被秋草”，王《杂诗》“朔风劲秋草，边马有归心”。这四联诗的“下句都是律句”。但是，这也只是沈约说的“与理合，匪由思至”，不是有意的人工调配音节。
这实际上牵涉到声律论兴起的背景。晋宋以来，人们诵书，本就注意抑扬顿挫，如东晋袁宏讽诵《咏史》为谢安所激赏，称“声既清会，辞又藻拔”。《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重要的是，汉末魏晋以来，人们品评人物之美，其音声之美往往是一个重要方面，如《后汉书？郭泰传》称郭泰“善谈论，美音制”，《三国志？崔琰传》“声姿高畅”等。特别是清谈中，更重其谈吐、音辞，如玄谈名士裴遐“善言玄理，音辞清畅，泠然若琴瑟。尝与河南郭象谈论，一坐嗟服。”《世说新语？文学》刘注引邓粲《晋纪》亦载。而随着玄谈的兴盛，汉末魏时还不甚多见的重音辞之美，两晋以来就多了。《世说新语》中所载颇多，兹举一例，即《豪爽》所载一代豪雄桓温在永和三年（347）平蜀后会聚僚佐，“桓既素有雄情爽气，加尔日音调英发，叙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其状磊落，一坐叹赏。既散，诸人追味余言。”成就不世功业，再加上豪气英发，自然激昂、慷慨，磊落不凡。不过，这些与音韵、平仄还有不短的距离。东晋末年、宋齐已多有人注意到音节问题，如吴郡张氏一门，多善音节：
（张敷）善持音仪，尽详缓之致，与人别，执手曰：“念相闻。”余响久之不绝。张氏后进至今慕之，其源流起自敷也。《宋书》卷五十九《张畅传》载张畅“随宜应答，吐属如流，音韵详雅，风仪华润，孝伯及左右人并相视叹息。”
其从弟张畅在元嘉末曾因善言辞应对而接待北魏尚书李孝伯，“畅随宜应答，甚为敏捷，音韵详雅，魏人美之。”其注重音响轻重疾徐，自有一种典雅风韵。就从上面提到的沈约、谢朓、王融、周颙等四人看，都有世代累积的家学渊源。谢朓出自一流高门陈郡谢氏，是谢庄的侄子，谢庄“韶令美容仪”，致使尚书仆射殷景仁、领军将军刘湛感叹：“蓝田生玉，岂虚也哉！”“性别宫商，识清浊”的范晔亦对谢庄颇为推崇：“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元嘉末大将王玄谟、桓护之一起北伐，曾问谢庄“何者为双声？何者为叠韵？”谢庄应声而答：“玄护为双声，磝碻为叠韵。”“玄护”为二人的名字，“磝碻”则为当时攻占之地。这样，其对答捷速，显示其确实是熟知音韵的。王融则甚有“才辩”，永明十一年（493）“使兼主客，接虏使房景高、宋弁”。周颙更以音辞著称：“颙音辞辩丽，出言不穷，宫商朱紫，发口成句”，“每宾友会同，颙虚席晤语，辞韵如流，听者忘倦。兼善老、易，与张融相遇，辄以玄言相滞，弥日不解”。这中间值得一提的还有范晔。范晔“善弹琵琶，能为新声”，又“性精微有思致，触类多善”，这种辨音能力，自然能让其发现音声的细微差异；其“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就说明了这一点，并不是一味地自夸。综合来看，宋齐以来，人们对“音辞辩丽”、“宫商朱紫”等体味、辨析得日益精细、深入，音律的发现也就呼之欲出了。
不过，自然音律的发现，与其他一些因素也不无关系，如陈寅恪先生认为永明声律与佛经转读有很大的关系。但“往下追究，恐怕江南民歌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曹道衡先生也有论述。当然，永明声律不可能一蹴而就，实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元嘉二十二年（445），范晔写《狱中与诸甥侄书》，畅谈自得之密；四十多年后，沈约才明确提出“四声说”。两人傲视天下的语气、神态颇为一致，这或许看出二人得风气之先，确实不易。而沈约的贡献也正在于此，即明确地以一定的规则调适，人为达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的声韵效果，由此促使了古体诗向近体诗的转变。
但还有一个问题，即沈约当日是不是已发现了四声八病呢？
据《宋书？谢灵运传论》、《答陆厥书》，沈约只谈了“八音”、“低昂互节”、“浮声”、“切响”等观念，陈庆元《“浮声”“切响”管见—永明声律说的一个问题》，通过分析沈约所举的“讽高历赏”之作，以及在弄清沈约诗歌系年的基础上推断，所谓的“浮声”“切响”，即是用平上去入四声颠倒相配。丝毫没提及“声病”。记载“声病”的材料最早是梁代钟嵘《诗品？序》“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但也只是“八病”中的两病。李延寿《南史？陆厥传》则提到沈约以平上去入为四声制韵，“有平头、上尾、峰腰、鹤膝”等四病。之后，隋朝王通《中说》、初唐卢照邻的《南阳公集序》、中唐释皎然《诗式》卷一，都提到了“八病”。 真正完整地提出“四声八病”概念的是空海(遍照金刚)。他在《文镜秘府论》第四卷中谈到“文二十八种病”，其中前八种是“平头”“上尾”“峰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 直到宋代，“八病”才正式与沈约的名字相连，如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一卷便在“诗病有八”条下明确地附注上沈约的名字。因此，有学者人为“‘八病’大都是后人的附会”，“八病之说，恐非沈约创始”，结论基本可以认同。
刘跃进曾详细地考察了永明诗人的作品，认为永明诗体的声律特征是“律句大量涌现，平仄相对的观念已经十分明确。十字之中，‘颠倒相配’，联与联之间同样强调平仄相对；‘粘’的原则尚未确立。至于那些非律句也并非茫无头绪，而是贯穿了平仄颠倒相配的原则，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给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这正说明了事物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据《南齐书？陆厥传》、《梁书？庾肩吾传》，当日声律论主要创立者为王融、谢朓、沈约，都是当日“竟陵八友”《梁书？武帝本纪》：“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肖琛、范云、任昉、陆垂并游焉，号曰‘八友’。”又，《南齐书？陆厥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毅。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中的成员，或者说，声律论是日日共同切磋的结果。永明声律用于诗歌音声的调配；但也显然，即使在平仄调配较为熟练的诗歌中，也并不能纵心自如、游刃有余，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假以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