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声律理论提出后的一个重要转向却值得注意。“从元嘉体到永明体，以子夜吴歌和西曲歌为代表的江南民歌在其间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就是说，平上去入颠倒相配使得音声流畅、抑扬顿挫，这种诗风追求与民歌的自然风味正不谋而合。至于民歌，正是在宋齐以来大步进入文人的视野（见本章第一节）。刘宋末年，“宫廷中流行吴歌、西曲的原因之一正是和模仿市里工商一样由于宫廷中聚集了大批‘市里小人’，特别是商人。”因宫廷喜好而推广。“自顷家竞新哇，人尚俗谣”，“风味之韵，独尽于衣冠”。甚至嘲笑也曾采用俗谣。这种追求反映在理论上就是沈约的“三易”说，《颜氏家训？文章》：“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征亦尝谓吾曰：沈诗云‘崖倾护石髓’，此岂似用事耶？”以及谢朓“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诗学理想。沈、谢二人当日都是倡导永明声律的中坚力量。反映在诗歌创作上，就是一些讲求声情流丽的清新之作渐趋增多。尽管时人对声律不无置疑，或强烈地反对，声律的盛行却无可阻挡，即便是钟嵘《诗品？序》在批判“务为精密，襞集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时，也不得不说出“士流景慕”的现实。
至此，骈文的四要素对偶、隶事、辞藻、声律都发展起来了；也开始了真正严格意义上的骈文——骈文掀开了新的一页。
对此，黄侃曾说：“爰自齐梁，而后声律对偶之文大兴，用事采言，尤关能事。其甚者，捃拾细事，争疏僻典，以一事不知为耻，以字有来历为高。文胜于质渐以漓，学富而才为之累，此则末流之弊，故宜去甚去奢，以节止之者也。”不过，黄氏所说的“声律对偶之文大兴”，未免夸大了些；声律用于短小的诗歌已非易事，更何况在长篇大论中；然而，一些人的文中夹杂比较整齐的律句，倒是可能的。正是在借鉴诗歌声律技巧的基础上，骈文确实在有意地追求声调和谐、音节流畅；详见《声情流丽、圆美的追求》一节。至于能否达到，则是另一回事。《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引沈约《答甄琛书》“作五言诗者，善用四声，则讽咏而流靡；能达八体，则陆离而华洁。”这就表明，善用四声足以使得文章声情流丽、绮靡，这一点沈约有明确、清醒的认识；而且，一旦运用到文体中（这里的“八体”意义虽不能确指，但指文体当无疑问），就能有陆离、华洁的风貌。这也看出沈约已在有意地把声律用于诗歌以外的其他文体。
现在看来，一些赋作确实借鉴了诗歌声律的技法。谢庄《月赋》文风清绮，是典型的南朝辞翰。谢庄为文并非限于风花雪月，如“《封禅仪注奏》，藻丽云汉，欲摹长卿。《授才》、《定刑》二表，与《索虏互市议》，雅人之章”，这种对时政的深切关注，在南朝热衷于侈靡、享乐的风尚中颇显可贵。而《月赋》除了哀婉凄清的氛围、低徊清幽的意境足以令人黯然神伤外，其赋末尾的七言诗歌却颇值得研究：
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
整体看，其平仄也颇为协调。而在时代略微靠前同是景物描写的谢惠连《雪赋》中，也有这种类似的七言诗歌，即“曲既扬兮酒既陈，朱颜谥兮思自亲。愿低帷以昵枕，念解佩而褫绅。怨年岁之易暮，伤后会之无因。君宁见阶上之白雪，岂鲜耀于阳春。”但杂言不一，远没有《月赋》的齐整、婉转。这似乎能说明其确实达到了谢朓所宣称的“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因为谢庄正是擅长音律的，“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
精熟于音律的沈约、谢庄都创作了一批体兼众制、亦诗亦赋的作品，完成了诗赋形式上的结合。之所以能结合，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凭借声律而消泯了诗、赋的界域。沿着这条道路，梁陈的萧纲、萧绎、徐陵、庾信、江总等人，更加普遍地采用五、七言入赋，进而开启唐初以诗为赋的法门，如沈约《八咏》之一的《愍衰草赋》，《艺文类聚》归入赋类，《全梁文》也收入赋类。但明清一些诗话作者和古诗选家，却归入诗类。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三即说：“别为咏体，非诗非赋，振宕淋漓，激昂奔放。”追溯其原因，就是赋作对诗歌手法，特别是声律理论借鉴的结果。我们看这种“非诗非赋”大量出现在梁武帝中后期，而声韵的普及也在这个时期，“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就不能说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也说明了永明声律对各种文体的强烈渗入。
第四节 骈文成熟下的进一步开掘
《建康实录》卷四载：
武帝永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之学；自大明之代，好作词赋。
《通典》卷十六《选举四》所引裴子野《雕虫论？序》则为“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这两条记载，都表明宋孝武帝、明帝时期的文风不同于武帝、文帝时，是转戾的关键，即这一时期是元嘉文风向永明文风转变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征之史籍，武、文时期多重视经史，发而为文，也多一些实用性的文章。当然，傅亮《演慎》、《感物赋》，谢晦《悲人道》等，表达了一种进退失据的惊惧之情，也都颇具特色，只不过这种赋作并不多见罢了，大量充斥的是一些不怎么见个人情性的应诏、阿谀文字。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在大明、泰始时发生重视词赋的转向，更多的是孝武帝、明帝身体力行、大力倡导的结果。可参见《右文风尚》一节。裴子野《雕虫论？序》“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以及“朝廷之士及闾阎衣冠，莫不仰其风流，竞为诗赋之事”，甚且儒家的五经也不览阅了，这都清楚地展现出这种右文风尚。
就是在这种浓烈的右文氛围中，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鲍照、谢惠连、谢庄、江淹等，都以一己独特的方式，为骈文的成熟作出了贡献，也促使骈文更加圆熟、流丽。萧子显在《南齐书》卷五十二《文学传论》中总结“今之文章”“略有三体”：即“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缉事比类，非对不发。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鲍照为第三体，这一派的诗风奇险通俗，《诗品》评鲍照诗“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鲍照喜欢学写民歌，如《吴歌》三首、《采菱歌》七首等学习南方民歌，《行路难》学习北方民歌。这些民歌，是被当日正统文人所鄙夷的。江淹则差可为第二体。至于谢惠连、谢庄为第一体。深一层看，不妨说这四人正代表了三种开掘方向：鲍、江本来都是贫寒之士，也都一直在仕途上奋进；但结果不一样，江淹历宋齐梁，晚年做到金紫光禄大夫，鲍照虽也做过太学博士、中书舍人、秣陵令等职，却一直途路坎坷。正是在屈沉下僚的坎坷中，鲍照更多地从民歌中汲取养分，并融进郁勃的不平之气，而文风秀逸艳丽。鲍照对乐府的借鉴，江淹除了早期《狱中上书》等略有苦调外，仕途上基本顺利，没甚大的波折。正因晚年仕途通达，其才思无形中开始衰竭，致有“江郎才尽”之说；不过，江淹毕竟好学，“诗体总杂，擅于模拟”，《文选》卷三十一《杂拟》选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就说明对其杂拟成就的肯定。显然，这种杂拟，自需要对前人作品悉心研磨。可以说，江淹在“缉事比类”方面的造诣，一时间无人能望其项背。这一点，在《狱中上书》中即体现明显，如“不图小人固陋”一段，明显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李陵《答苏武书》的影子。其练字，如“履影吊心，酸鼻痛骨”等，已多为评者所论，可不赘言。其杂糅司马迁、李陵作品，但均能出之以较整齐的偶对，可见其藻饰、偶对的工夫。至于《恨赋》、《别赋》，更在模拟的基础上，悬揣人心而抽绎出更普遍的人生恨、别之情；能做到这一点，不能不归于其模拟能力之高。但即便是《恨赋》、《别赋》，却也不能据此见出江淹一己真实的情感；或者，它只是表达了那个时代人才不遇的普泛情感。这大约一如汉代大赋，与一味地隶事、铺陈有关。比较之下，《狱中上书》，尽管有邹阳《狱中上梁王书》的影子，但因生命危在旦夕，而不得不择辞辩解，又融进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泣尽继以血”的痛心，以求打动刘景素，反倒能真切地展示了江淹的真实性情。
与江、鲍由一介寒士因缘际会才能得以上升相比，谢惠连、谢庄无疑要幸运得多。二谢出生于东晋以来一流高门陈郡谢氏，自可凭“冢中枯骨”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但是，二谢所生活的时代，明然不同于淝水战后谢氏如日中天的情形了。谢惠连生活在东晋末期到刘宋初期，这正是谢家不断遭受打击急剧衰退的时期，谢家的顶梁柱谢琰、谢混、谢晦先后被杀。不过，谢家的声望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冲击，谢灵运、谢弘微还在支撑着这个华丽的家族——毕竟还留存有较多的希望。然而，到了谢庄生活的孝武帝、明帝时期，谢家更处于一种不利的境地，谢家的族人凋零，一时间几乎后继乏人。谢家有家族病史，也即《宋书》卷八十五《谢庄传》所载的孝建元年(454)谢庄《与江夏王义恭笺》所言的“禀生多病，天下所悉。两胁癖疾，殆与生俱，一月发动，不减两三，每至一恶，痛来逼心，气余如，利患数年，遂成痼疾。……家世无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下官新岁便三十五，加以疾患如此，当复几时见圣世。”这种心态，在二人的《雪赋》、《月赋》中体现得较为明显。曹道衡曾撰文《从〈雪赋〉〈月赋〉看南朝文风之流变》，透辟地剖析了两文背后心态的差异，以及由此表现的文风的变迁。实际上，谢庄赋中的凄凉心绪，从二人文中所依托之人就能看出。谢惠连《雪赋》假托梁王刘武“不悦，游于兔园”，“召邹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据《汉书》卷四十七《梁孝王传》载，“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 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东游士莫不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一时间，梁园人才荟萃，梁王、侍臣品评天下、悠然自得；就不免寓托有君臣和谐相处的期待，即还有所期望。谢庄的《月赋》则托曹植、王粲主客对答，“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榭。悄焉疚怀，不怡中夜”。钩沉史籍，建安二十二年（217）正月，王粲卒；冬，应玚、刘桢因瘟疫卒；而这之前的十月，曹丕正式被任命为太子。就是说，曹植“不怡中夜”，固然因应、刘俱逝而伤痛；但更深一层，却是因在夺嫡斗争中惨遭失败而带来的内心的深深剧痛。这是曹植人生转戾的关键，也是曹植后期不得志心绪的流露。因此，谢庄选择曹植、王粲，时间定在曹丕为太子后，似乎就别有深意。因为，《月赋》中笼罩的一层浓重的挥之不去的凄凉意绪，与曹植夺嫡失败后的境遇，又是何等的契合。至于选择王粲，则可能是因王粲为七子之首，文采卓出，“文若春华，思若泉涌，发言可咏，下笔成篇”，谢庄有自比的影子。鲍照、江淹、谢惠连、谢庄借助文章来抒发一己的深情，也正可看出文学已从单纯的政治实用到抒情的转变。作为成熟时期的骈文，这四人在四六句式的定型、虚词的灵活运用、语言藻饰、隶事等方面，确实比前人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而梁朝后期，甚且在外交辞令、宾主应答竟用整齐的隔句对作答，《陈书》卷二十六《徐陵传》：“魏人授馆宴宾，是日甚热，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即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大惭。”《南史》卷十五《徐君蒨传》：“君蒨辩于辞令，湘东王尝出军，有人将妇从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诛女子；将非孙武，遂欲驱战妇人。’君蒨应声曰：‘项籍壮士，犹有虞兮之爱；纪信成功，亦资姬人之力。’”不能不看出骈俪文风的浸润之深和时人运用的熟练。
这里可以谢惠连《雪赋》、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谢庄《月赋》、鲍照《芜城赋》、江淹《诣建平王书》、《恨赋》等为例说明。谢赋作于宋文帝元嘉七年（430），鲍书作于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芜城赋》作于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江书作于宋明帝泰始二年（466），江淹《恨赋》作于宋后废帝元徽四年（476）。其中，谢庄《月赋》虽不能考订系年，但宋明帝泰始二年（466）谢庄卒时四十六岁，作为成熟作品，也当是青年以后的作品。系年这些篇章，除了虚词以外，多由四字、六字的句式构成，可以说，西晋陆机以来，经傅亮等的努力，虽然还没有如后来徐陵、庾信般构成整齐的四六偶对句式，但此际四字、六字的句式已明显占据主体位置，从略早一点的谢庄《月赋》到后来江淹《恨赋》，无不如此。另外，骈文在这一时期成熟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为虚词的灵活运用。清朱一新在《无邪堂答问》卷二《答问骈体文》提出一个重要观念，即“上抗下坠，潜气内转”。对此，孙德谦亦深表认同，“及阅《无邪堂答问》有论六朝骈文，其言曰‘上抗下坠，潜气内转’，于是六朝真诀，益能领悟矣。”骈文之所以能“上抗下坠，潜气内转”，很大程度上就是得力于虚词流转其间。虚词，在孙氏看来，一如人的血脉，“文亦有血脉，其道在通篇虚字运转得法”，如流转、安排得法，就会气韵生动、文脉贯通。接着，作者对《颜氏家训？文章》所说的“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比喻，进行肯定，“诚哉名论不磨”，但认为还可更近一层，即以“血脉”来比拟，强调流动、灌注。而六朝文的高妙，“全在一篇之内能用虚字，使之流通”。作者举宋武帝《与臧焘敕》为例，宋武帝《与臧焘敕》：“顷学尚废弛，后进颓业，衡门之内，清风辍响。良由戎车屡警，礼乐中息，浮夫近志，情与事染，岂可不敷崇坟籍，敦厉风尚。此境人士，子侄如林，明发搜访，想闻令轨。然荆玉含宝，要俟开莹；幽兰怀馨，事资扇发。独习寡悟，义著周典。今经师不远，而赴业无闻，非唯志学者鲜，或是劝诱未至邪。想复弘之。”说明其间的“良由”、“岂可”、“不与”、“非惟”、“或是”等字，是血脉贯通处。宋朝初建，臧焘为太学博士，职掌教化。文中，刘裕首先指陈现实中学业废弛，后进颓业，用一“良由”引出原因；接着，话题一转，“岂可不敷崇坟籍”，即怎可不弘扬坟籍。然后，再退一步讲，虽然子侄如林，但“荆玉含宝，要俟开莹，幽兰怀馨，事资扇发”，强调教育、濡染的重要。而今，经师近在，然“志学者鲜”，该是劝诱未至的原因吧？因此，想借您之力，而弘扬儒学。这样，借助流转其间的虚词，语义表达得十分委婉，从容不迫，且有抑扬顿挫之效。清许梿即赞为“丽语能朴，隽语能淳，忘其骈偶诰敕之文如此，奈何轻议六朝！”由此，孙氏认为“六朝匪特全篇时用虚字，虽造成联语，亦必用虚字，乃见句法流动耳”。第16条亦说如“全用排偶，文气亦致窒塞”，“当少加虚字，使之动宕”，才能不落入滞相。此诚可谓孙氏潜心研究三十年一个重要的心得。不过，虚词的灵活运用不是一件易事。
下面看江淹《建平王聘隐逸教》：
府州国纪纲：夫妫夏已没，大道不行。虽周惠之富，犹有鱼潭之士；汉教之隆，亦见栖山之夫。迹绝云气，意负青天。皆待绛螭骧首，翠虬来仪。是以遗风独扇百代，余烈激厉后生。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焉。吾税驾旧楚，憩乘汀潭。挹于陵之操，想汉阴之高。而山川遐久，流风亡沫。养志数人，并未征采。善操将弃，良用慨然。宜速详旧礼，各遣纁招。庶畅此幽襟，以旌蓬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