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对象上，客家教育严重忽略女性教育。客家母亲在家庭教育中处于主导地位，充当“教头教尾”的角色，但客家又严重忽视女性教育。“朱家的妇女和姑娘同其他的农家女一样，缠足、被压制，谁要提起让女孩子去念书，准被人讥笑为愚蠢得给别人的花园浇水”。一些族谱也对客家女性教育情况作了论述，表明客家人的女性教育观。谢氏认为：“若论女子读书识字，诚然有益于世，然只可高小毕业，即当在家学习女红，为出嫁助夫内政之本领。其有资质高上可深造者，亦须慎择专门女校，不得男女混同，有乖清白门第，至于独立思想，殊非女子之事焉。”谢氏提出开放妇女的主张，认为女性读书，“或营实业，或充教员，或理家政，或教儿女，岂不大有利益乎”。光绪《吴氏族谱》的宗规《劝育女文》批评这一现象，“世之不育女者，大都求生子耳，不知十子八婿大享荣华，生女至多，奚为溺哉？且夫今日所生之女，可为异日之母，今日生子之母，乃当年未溺之女”。客家女子很少有机会受到学校教育，正如徐宝田对东山区调查指出：“无论有身或无身之女性，多在家中洗衣煮饭、纺织，所以小学校中多归男孩子，纵然有女孩子，为数实在太少，盖客人认为女子应学的，便是如何操持家务，若对家务一点不熟，只是去读书，则为他们所不取，所以客族的妇女，至今仍然过着中国过去的妇女之生活，未嫁时为自己亲生父母或弟兄辛苦，出嫁后，为公婆丈夫辛苦，并受其压迫，他们无知识、无自由，终身在劳苦与压迫中生活。”客家妇女受教育权利几乎被剥夺，这形成了客家教育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客家女性在家庭教育中占主要地位，另一方面广大客家妇女又没有接受教育，多数是文盲。相比较而言，同时期的四川湖广人对女性教育比较重视。如隆昌云顶郭氏族谱记载民国以来该家族有初中以上学历的女性达160多人，有职历记载的女性32人，其中中小学教师占一半。隆昌云顶郭氏家族女性人才之多，反映了其妇女地位较高。
二、客家教育观对客家人的影响
客家人的教育观，在客家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有反映，如婚姻观、职业观、居住环境观、社会民俗等方面体现出的客家教育观，某种程度反映了客家人“崇文重教”。
（一）对客家婚姻观的影响
耕读人家的婚姻重视文化修养和品行，使其家庭的婚姻行为保持文化上的强势，利于家族的优生优育，增强家族的文化教育水平，提高在科举考试中的竞争力，从而保证家族人才辈出。家族在婚姻上看重双方家族的文化水平，是科举时代婚姻生活的总结。婚姻不论财产主要考虑文化修养和品行，重视德才的婚姻观，保证了家族的长盛不衰。客家族谱中普遍有“慎结婚姻”的祖训，体现了如下的婚姻观：
1.重德轻财的婚姻观
荣昌客家人陈惺吾考中廪生后，原聘邓氏病故。当地大族郭氏愿以良田200亩作嫁赀把女许配给陈惺吾，多数亲戚朋友赞成，但陈惺吾父亲则认为：“娶妇但求淑女，勿计厚奁，拒之。”简阳钟氏在祖训中也重申婚嫁当慎：“结姻取其德义，非资其利。故能为者自强，靠戚者无志。我家先祖列传，多是宦族书香，凡嫁娶之事，必择良善礼义，故家乔木，方可以结婚姻，嫁女勿贪势利，而不审佳婿；娶媳勿贪厚奁，而不问淑媛。”同安乡江氏家规也规定：“婚嫁乃儿孙人伦正始，须择德行之家以为婚配。慎择相当，其出嫁之女，后有所倚；于归之妇，内得其助。嗣续徽音，螽斯衍庆，皆肇于此，不可贪目前富贵，而弃当时之贫贱者也。”这些族谱突出“德”、“才”的婚姻观，目的是保证家族素质。
2.婚姻直接关系到后代的素质
婚姻不仅关系到子孙的素质，更关系到家族的盛衰。黄氏认为：“嫁娶为人才基础，有成败之关系，终身倚之，故须择伦礼清白者，不可图富苟结，有损宗脉，贻误将来。”十陵镇谢氏族谱强调：“故娶媳勿计妆奁，而择婿毋贪富贵，否则良人遭悍妇，一家不安；淑女嫁匪徒，终身抱恨。且也为邪为正，至亲之习染；维多病癫病痨，后代之遗传可虑。至于才貌之高低差别，体格之大小悬殊，皆与婚姻有最大关系”。从遗传因素出发，谈到婚姻直接关系到后代的才貌、体格、疾病等。
3.考虑对方的家庭文化背景，尤其是家法家风
在强调对方的德行外，强调对象的读书与否、家法如何、是否忠厚传家。新都冯氏认为：“凡婚娶只论人家贤否，家法何如，读书否也，不论其家赀。若起家忠厚，传家有法，子孙自然兴起，女自贤淑。不可于乳哺时订婚矣。佳婿必择，淑女必求，勿徒重聘厚奁，眼前欢乐。”文中提到不可早婚，更不可于幼年时订婚，当时普遍盛行童养媳的时代，反对早婚的思想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二）对四川客家人职业观的影响
教育观影响职业选择。客家族谱提倡重正业，轻贱业；提倡做良民，反对做贱民是客家教育观的反映。科举时代的社会中，士、农、工、商等四民称“良民”（或称“齐民”）；诸如门子、长随、小马、驿递车夫、倡优、皂隶、马快、步快、盐快、禁卒、弓兵等为“贱民”。贱民从事的职业为贱业。清代科举考试规定，家身清白的子弟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即奴、仆、娼、优、隶和其他属‘贱民’出身者，以及戴罪之人均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换言之，只有良民子弟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当然从事工、商业者仍受种种限制）。为了能让子孙后代参加科举考试，客家人严禁从事贱业，并在族谱中严加规定。如新都县吴氏家规：“人生各有职业，士稽古致贵，农力田得食，工精艺阜财，商懋迁获利，皆是为一生受用以遗示子孙者。故凡父兄之于子弟，必因其材质相近者教之，俾人各有事庶，不致为游惰之民。”新都冯氏规定：“择业宜慎，不愧良民。最宜戒者，莫过于赌博、洋烟、天主邪教、巫觋、戏乐、屠沽、渔猎、讼师、棍徒、跟官、长随、门子、差快、皂隶等类。”胡氏祖训规定：“士农工商，必择一业，且不可卑污苟且，为盗匪、兵卒、泼赖、无耻等事，上玷宗祖，下辱族党。”金堂县光兴镇邓家沟的刁氏祠规更是将其职业观刻在刁氏祠堂的墙壁上：“士农工商俱是正业，子弟虽愚，必须送之读书，始知道理。农为衣食之本，不读即耕，方于仰事俯献，有所依赖；工贾兼营，亦可养家，不得抛弃正业。游手好闲、窝赌、窝盗、入教、从匪、学戏、当差如诸卑贱等事，集祠议罚议刑，还出祠外不得与。”金堂李氏规定子孙不得从事皂隶等贱业：“皂隶贱役，何艺不可营生，而然安为此。当其境者，意气扬扬；厥后子孙虽贤，禁入考场。祖宗有灵，身为痛恨。”李氏族谱明确指出从事贱业会影响子孙后代参加科举考试，从而误了子孙前途。刘光第父亲年轻时候曾从事剃头职业，1879年19岁的光第应童子试，“时有人具文控先生先人以剃头为业，无资格应试”。祖辈从事的“贱业”差点害了刘光第一生。
客家人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多从事中医药、文化教育等事业，有文化教育的情结。近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林思进，在辛亥革命后四川当政者蒲殿俊、杨沧白等因与林思进故交，并礼请林思进出任政务，思进笑谢曰：“善政不如善教，吾当从事文化教育以润色鸿业耳。”林思进选择教育行业在其他客家人中也较普遍。下文提到黄土镇的张兴万民国时期中学毕业后选择职业时，“阿公讲，不改行，粑张招贴办学堂”，把教书育人作为首选的职业。典型的有璧山客家陈氏可谓教育世家。璧山陈维忠中进士，按例可做州官，陈维忠却选择了教谕职业，其后代中，进士陈辑邦、举人陈本谟等都分别出任通江、垫江、万县、仪陇等县教谕，陈本诠、陈方传、陈庆棠等分别出任剑州训导、保宁书院和璧山书院等山长。近代新学以来，先后出任璧山中学、璧山师范等校校长的有陈雪憔、陈大中等人，在大中小学任教师者不下百人，两代从教或终身执教者不乏其人。重教、从教是陈氏家族耕读传家的重要特点。
（三）对客家人居住地选择的影响
客家文化特质之一是客家人崇尚质朴无华的风格。尚“简”崇“拙”，贬“奢”抑“侈”，长期以来成为客家人所追求的固执的生活环境。崇文重教体现在对生活居住的环境都是比较注重的。客家地区民风，“质直好俭，不务浮靡”、“民善治生有勤俭风，士知务学无浮靡习”，“齐民居不求华，服不求侈，饮食不求异，器用不求奇”。质朴无华的民风是客家族群成长的重要环境因素。
礼乐教化是传统儒家的核心理念。某地风俗的“厚”、“薄”反映耕地状况和儒家文化的教化程度。即一方面由于地广人稀、人民相安无争。如铜梁县在康乾时期，“风清俗美，讼狱希简，人民富寿”；光绪时，由于“生齿日繁，有人满之患，因之风气不古”。另一方面民风的淳朴是某地儒家文化的教化结果。如清初什邡县移民较多，“生气斗讼，往往有之”，到嘉庆时，由于“近日时加劝谕，习久相安，渐归醇厚”。因而民风淳朴的人居环境既有利于“耕”，也有利于“读”，是客家人耕读传家最理想的生活环境。
“孟母三迁”的故事说明居住地环境、民风对后代成长的重要影响。客家人有择善而徙、择善而居的习俗。当客家人在闽粤赣等地难以发展时，只好外出寻求发展空间。客家入川“实为室家之计，为子孙之谋耳”；“为吾子孙觅前程生计耳”。客家人的迁徙过程也是对居住地环境的选择过程，因而追求民风淳朴的环境是客家人迁居过程中首先考虑的因素。如新都周氏先祖仁德公在宋元时由福建迁广东，因为“东粤之地风俗醇厚，堪为子孙长久计”。在客家人看来，居住地良好的民风环境不仅对耕田创业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直接关系到子女的教育成才。
“巴有将，蜀有相”，概括了四川东、西两地的文化差异，即出现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尚文”，而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尚武”的风尚。客家人入川似乎意识到这点，以至今天四川客家呈现西多东少的特点。研究表明，湖广移民在四川的分布呈现出由东向西逐渐减少的特点，而广东、江西等省移民则往西分布越密的规律。四川客家多分布于川西地区的成都东山地区和沱江流域，而川西民风尚文，这与客家人尚文相一致。客家人入川过程中注重对“尚文”居住环境的选择，这在客家族谱有记载。金堂作为客家聚居区之一，是因为“俗朴民纯，文风亦骎骎之日盛”。如雍正十二年（1734）从广东入川的陈宁相初到泸州，“以俗薄且耕种亦不如意，遂离去”，后到东山“观其俗咸敦朴，不事浮华”，“公遂佃其田而迁居焉”。雍正五年（1727）从广东长乐入川的张大梁，至荣昌佃耕不如意，“将往邻水，途遇乡人述其风土人情，遂不果”，后迁新都县石板滩乡定居。福建移民魏德瑞的父亲，乾隆初入川，“见升庵之里有醇俗焉，始寄居陶朱以起家”。魏氏居住于四川新都县桂湖，是仰慕四川新都桂湖醇俗的民风，而这里正是明代状元杨升庵的故居所在，文风也可想而知。客家人钟宏予在入川路上对选择新居地认真考虑过，即对迁居地要求是，“但至蜀，或佃或买，务择仁里，莫居闹市。又莫太远，以免他日完税过粮、考试下场，嫌其路远”。钟宏予强调安家落户要离城市较近，以方便子弟读书考试；但住城市又“盖深恐俗染之污坏，厥子弟故也”。因而选择城乡交界处民风淳朴的“仁里”。“仁里”代表客家移民最理想的人居环境。钟宏予入川后定居简阳，因为当地民风和地理位置都令人满意。在民风方面，简阳“绅士之家多崇俭素，子弟亦少纨绔之习，饮食尚俭约，犹有古风”；在地理位置上，简阳“邻于会府而有江山之胜”。因此，简阳无论是业农、从商还是子孙接受教育都有便利的条件，是四川客家移民心中向往的“仁里”和乐土。事实上简阳也确是清代四川客家移民比例最高的聚居地。耕读为本的客家，从生存需要看，以耕为主，因而离不开农村和土地；但从发展角度看，又要强调“读”，因而要靠近城区，因为城市有优越的教育资源。这使客家对城市又有难以割舍的情感，在这种矛盾选择中使客家选择城乡接合处，这或许也是四川客家多聚居于成都东山地区的一大原因。
对城市的向往体现出对教育的诉求。因为城乡差别最突出的是表现在文化教育方面。在科举教育时代，府州县学以及考试全部设于城内，给乡村科考子弟带来极大的不便。城内的子弟有很好的条件接受较好的教育，可以就近考试，其优越性显而易见。
传统农业社会中，我国宗族对乡居还是城居有不同的主张。常建华引用族谱谈到客家与其他族群的不同之处，即客家从勤俭出发主张乡居。如广东五华客家缪氏为保证勤俭淳朴的家风，坚持乡居，反对城居，族规规定：“累世乡居，惠有定业，子孙不许移家住城，骄奢游惰，习俗移人，鲜有能自拔者。”显然，客家缪氏坚持过一种田园生活，崇尚淳朴节俭的民风；而江苏无锡郑氏，其看法则截然不同，主张“戒乡居”，谚曰“乡村柴米贱，只怕子孙愚”。郑氏把城居看做比乡居更文明的生活。其实，客家反对城居是基于耕读为本的生计模式的考虑。《清代科举家族》所收录的46个外来移民家族有12个家族居住在城市，其中有两个是客家家族，即祖籍福建龙岩的廖学游和谢如宾家族。科举家族中城居的四川客家只占六分之一，比例不大，也说明四川客家主要分布于农村。因为选择城居生活，关键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四川客家以东山为主要聚居地，靠近大都市成都，是客家坚持既“耕”既“读”生活模式中对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向往的体现。
（四）对四川客家民俗的影响
风水兴教的举动是客家教育观在民俗中的典型反映。风水与客家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风水多和丧葬礼仪、住宅选址等活动联系起来，在求“利”观念的驱动下，人们企图通过对风水的追求来获得命运的改变。在科举时代，把风水和科举联系起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科举中的风水问题，是中国人祈福求祥心态的反映，是客家人教育观的体现。四川客家兴起了造风水、兴科举的活动。如新都廖氏祖祠前两河交汇，风水极佳，后因洪水改道，两河分流，“凡四方喜谈风水之士，来观吾祠者，每以水口损坏，不能修复为可惜”，后经全族修复，“从此地德上载，天光下临，行见生气穹隆，人文蔚起……然是而后仅三年，游泮者八人，中武闱乡试者一人，吉之先机亦略可睹矣”。廖氏认为家族科举人才的出现是祠堂风水改善的结果。同理，乐山郭沫若家族文运昌盛，当地有郭家祖坟“发人”的说法。
社会民俗中的教育习俗反映人们的教育观念的同时，人们的教育观也会对某些社会民俗的形成和传播起到渗透作用。客家人把上学读书看成神圣的事业，因而产生对教育的敬畏，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客家人“崇文重教”。如1892年朱德兄弟三人入私塾的那天，全家显得很庄重，以前的小名取消了，邻居为了表示尊敬，称他们为老大、老二、老三，称“老”是尊敬的称呼。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对读书人的尊敬已深深铭刻在老百姓的心里。有文化的读书人受到社会的尊重。正如郭沫若回忆，沙湾家家的春联都要竞争编撰长句。“别人把你请去编写春联，当成上宾一样看待，要留着你吃午饭，顶享着乡里人过年用的腊味。”东山地区流行“家富不丢猪，家穷不丢书”的说法。其习俗之一是，孩子上学第一天或新学期开始，大人总要把两个鸡蛋放进米锅里煮熟，然后让孩子带着路上吃，吃剩的蛋壳得扔进河里，让它漂走冲远。希望孩子将来能“走四方”，有出息。与之相反，孩子们在生日时倒不能得到这样的恩惠。可见，教育在客家人心目中有着多么崇高的地位，因而体现出对教育的敬畏。正如十陵镇青龙2组曾其文回忆，去读私塾读书前，若是初一和十五，早上要在祖宗牌位前烧香，行三鞠躬，平时虽不烧香，但也要行三鞠躬，放学后把书夹（装书的木夹）放在神龛抽屉里，次日再拿出去上学。之所以如此，其用意有四：一是因为圣人的书不能乱放，好比惜字民俗；二是向祖宗汇报读书归来；三是希望读书能得到祖先的福佑；四是让祖宗以家里有读书人而欣慰。对于贫苦农民来看，读书是多么神圣的事业。流传于东山客家民间说唱词表达了客家望子成龙的愿望：
要读书，把名报，父母送儿上学校。买书本，买笔墨，借钱挪帐都舍得。好饮食，娘不尝，让儿吃饱进学堂。怕儿饿，娘担心，又揣鸡蛋和花生。又教儿，莫逃学，发奋读书莫耽搁。教儿学，莫贪耍，刻苦用功莫做假。催儿学，要专心，说是书中有黄金；人读书，才聪明，长大才会做事情。早上去，下午回，父母灯下把儿陪。教子女，努力学，小学毕业上中学。为人民，作贡献，要为爹娘争脸面。
以上说唱词生动再现了客家节衣缩食、鼓励子女读书成才的情景，客家区家家望子成龙的愿望促成了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